《什麼是思想史》：思想與揭示我們所生活世界中的事實有直接關係

《什麼是思想史》，（英）理乍得·沃特莫爾 著，岳秀坤 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25年2月版。

在英格蘭西北部的坎布里亞，溫德米爾湖的東側，有一處艾克勒格峭壁，那兒曾經有過一個採石場，為這一地區的宏偉建築提供石板和石材。從18世紀到20世紀早期，這裡一派繁忙景象，採石場規模巨大，有自己的碼頭。這一切已經成為歷史，後來此地建起旅館，如今地面上還可以見到五塊厚厚的石板，上面有細密的雕刻，此外，水中還有一些突兀的石頭或隱或現。有些雕刻完成於1835—1837年之間。曾經有很多能工巧匠受雇於採石場，其中有一位顯然是自發地在石板上刻下了一些信息。

雕刻的信息中不乏國家級名流和地方名人，包括「納爾遜」「牛頓」「沃爾特·司各特」「華茲華斯」「詹納」「漢弗里·戴維」「理乍得·沃森」；還有這個地方的擁有者，「約翰·威爾遜」，他是湖畔詩人的友人，當地名士，為《布萊克伍德雜誌》寫稿，還是愛丁堡大學的道德哲學教授；還有「約翰·勞頓·麥克亞當」，他以為本地築路而聞名；此外，還有給當地學校捐款的一些人的名字。最大的一塊石板，高達五米，刻寫的字母碩大、清晰，石匠所持的觀念由此可見一斑：「國債八個億/哦，天佑吾國/喬治三世，威廉·皮特/財力是戰爭的支柱/陸軍元帥惠靈頓/英勇的海軍上將納爾遜。」

歷史學家們會用這些刻字做什麼呢？社會史學者也許會嘗試着從中發現一些信息，關於採石工人的社會地位、工作條件，以及工作之外的生活，還有他們所身處的社會屬於何種性質，涉及階級、性別、儀式和身份認同。經濟史學者可能想知道另外一些信息，關於工人工資的比較，這一時期的經濟狀況，通過跟當地的其他行業或是更為普遍的全國性趨勢比較，發現採石場僱工的相對地位。有可能還要尋找與之相關的其他雕刻，並且加以評估。文化史學者也許會推測個人或社會團體如何通過地方性、區域性和國家性的話語來表達自我，進而分析其中的權力關係，描繪出個別的歷史人物跟更大社會群體之間的關係圖景。思想史學者則必須從這些語詞入手。作者刻寫這些語詞想要傳達的是什麼？為什麼他偏偏選擇這樣一種方式？他所持的看法在別處是如何表述的？它們的淵源在哪裡？反響如何？

《蘇格拉底》（1971）劇照。

這種研究是很困難的，遇到意義難以辨明的情況會尤其困難，比如像這個例子，刻寫的只是一些孤零零的詞彙，或是一些格言警句。依據雕刻中提到的人名去尋蹤覓跡，還是相對容易的。它們顯示出，雕刻者了解當地有哪些頭面人物，看起來尊重他們的社會地位，對其慈善之舉尤其是捐資給學校的窮人，評價相當高。它們也透露出，技術發明和科學，以及詩歌和文學，還有軍事力量和英雄之舉，是受人尊敬的。除了分析刻寫在石板上的那些陳述之詞中所包含的論點，想要再進一步，就比較困難了。它可以表明，這個國家因為國債負累而陷入困境，需要拯救（「哦，天佑吾國」）。對金錢與戰爭之間的對立關係，此處有清晰的表述——「財力是戰爭的支柱」。緊接着，威廉·皮特出現了兩次，那麼，就有可能——但無法確證或是否定——作者認為皮特是上一代人里的戰爭販子，也可能是他自己年輕時代的戰爭販子，因為提到了納爾遜和惠靈頓。從愛國的立場讚頌這些大人物的品質，同時又哀嘆戰爭及其後果的嚴重性，這是那一代人很可能會有的典型表現。

更為重要的是，「天佑吾國」這一引語直接取自亞歷山大·蒲柏為羅徹斯特大主教弗朗西斯·阿特伯里博士所寫的墓志銘。1732年，阿特伯里在流亡中逝於巴黎，臨終前，他在女兒的懷抱中努力道出此語。阿特伯里說過此語是眾所周知的，而他又是借用自教父保羅·薩爾比。薩爾比是著名的威尼斯史家，臨終前講過「願她長存」，祝願威尼斯能夠維持獨立政權的地位。「財力是戰爭的支柱」這一說法，尼可洛·馬基雅維利和弗朗西斯·培根都曾經反駁過，可以追溯到西塞羅的第五次反腓力王演說，並且被拉伯雷、丁尼生等許多作者引用過。

對於艾克勒格峭壁的石匠而言，這句話意味着什麼呢？嘆息社會日趨商業化，奢靡之風瀰漫，預測所有的社會都會由於縱慾過度、窮兵黷武、債務日增而導致悲慘結局——在18世紀的文獻里，這些也是老生常談了。大衛·休謨收入《政治論文集》的一篇文章《論政府貸款》，提供了石匠所繼承的此類哀怨文獻的一個絕好的例子。休謨為歐洲各國債務日增的後果倍感憂慮，用「瓷器店裡動刀槍」為喻，描述當時的國際關係。事實上，瓷器必然會四分五裂，而那些債台高築的國家，其國內經濟和市民社會亦將崩潰。在干涉法國大革命以及拿破崙戰爭期間，債務恐慌達到了頂點，當時債務達到了國內生產總值的250%，這是此前從未出現的數字。對於生活在那個時期的人們來說，皮特首相跟國債的關係是盡人皆知的——尤其是在1797年，政府解除了英格蘭銀行把貨幣兌換為黃金的義務。

理解石匠的話有何意義

跟休謨一樣，18世紀很多關心國家生活的觀察家都確信，英國這個國家正在走下坡路。他們之所以這麼認為，對於戰爭或是債務導致破產的憂慮是一個主要原因。以我們的後見之明，所謂「工業革命」在當時已經顯露出了端倪。有些歷史學者認為，經濟增長從未像18世紀那麼快過。而且，按照巴茲爾·威利等人的描述，這一時期的特徵是穩定性在增強，構成了維多利亞時代自信的序曲。然而，對於當時的人來說，18世紀的英國是一個處在危機之中的新國家，深受債務、戰爭和政治分裂的困擾，詹姆士二世黨和漢諾威黨對立，輝格派和托利派抗衡，還有聖公會信徒、天主教徒以及異見分子的分歧，以及社會商業化的支持者和敵對者的對抗。對於未來會怎麼樣，當時的觀察家難做預判，僅有的共識是，有國家毀滅的可能。眾人皆知，巨變即將來臨；前途未卜之感，隨處可見。甚至就連著名的冷靜派，對英國的前景抱有樂觀預期的學者，像亞當·斯密或讓-路易·德·洛爾梅，也不認為現狀穩定，或是值得維持。哀嘆英國將會崩潰和戰敗的論調，倒是更為常見。

英國經受住了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的衝擊，並且在經濟和政治力量方面成長為歐洲的領先國家，這一點足以引人注目，即便還有許多觀察家持保留意見。然而，儘管在政治和經濟方面成為其他許多國家的典範，英國的智識生活仍然充斥着虛假的自大感，認為在經歷了一段非同尋常的發展之後，英國已經達到政治和商業的霸主地位，但這種狀態註定不會持續，國家不可避免會走向衰落。到19世紀30年代，債務狀況僅僅比18世紀的水平略有降低，唱衰英國的老調這時仍有迴響。這正是艾克勒格峭壁的那名石匠所處的境況。他這個人，讓人想起了那個過去了的時代，充滿末世憂慮，預感國家註定衰亡。他的雕刻，其重要性就在於揭示了特定觀念的持續存在，以及在「均勢時代」即將到來之際對未來的持續擔憂。因此，石匠的話非常重要，它給我們提供了維多利亞時代早期的視角，而這個視角常常被人遺忘。

《伊曼努爾·康德最後的日子》（1996）劇照。

理解石匠的話有何意義，讓思想史研究的能力得以展現，亦即：它可以揭示出過去的思想、觀念或是論點背後所隱藏的東西，由於後代人的放棄或是拒絕，它們被忽視已久了。思想史家想要重現一個失落的世界，從廢墟中恢復那些視野和觀念，揭開面紗，闡明那些觀念為何會在過去產生共鳴，俘獲了支持者。思想，及其所創造的文化和實踐，是所有理解行為的基礎。思想，是那些前沿哲人之行動的表達，他們關於自由、正義或是平等的概念，仍然需要闡發；思想，也是所有社會中具有文化重要性的人物的行為表達，或者說，他們其實就是各種形式的大眾文化的闡釋者。

就第二類人舉一個例子吧，博物學者、作家亨利·威廉森，因1927年出版《水獺塔卡》一書而聲名鵲起。1964年，他就世界大戰問題接受了bbc紀錄片的採訪。他回憶道，1914年的聖誕節，在血腥的第一次伊普爾戰役之後，他作為機槍軍團的一名列兵，在弗蘭德斯的戰壕里，德國士兵跟他稱兄道弟。德軍跟敵方的英軍自發地達成了停火協議，在陣地沿線的不同位置，這一停火持續了幾個小時到幾天不等。在此期間，威廉森跟一個德國士兵聊天，對方說，德國方面是為了「祖國和自由」而戰。威廉森回答，戰爭是德國人挑起的，為了自由而戰的是英國人，上帝和正義無疑將會站在他這一邊。他又說，戰事很快將會結束，因為俄國人在東線有很強的實力。德國士兵反唇相譏，認為德國不久將會取得勝利，而俄國就要崩潰了。

爭論毫無意義，因為誰都無法說服對方。這次交流讓威廉森對戰爭的看法有了變化。他無法理解，為什麼每一方的士兵都堅信自己是正義的一面；既然如此，戰鬥就失去了意義，變成白白送命、滅國的消耗戰。20世紀30年代，威廉森一度參與法西斯主義運動，當時他相信也許它可以提供西方民主制度明顯缺少的某些道德確實性。此舉是他在1914年所感受的思想觸動——雙方都確信自己的事業絕對正確——的直接後果。給這種信念以解釋，說清楚其源起、本質和局限，以免思想走入極端，正是思想史家要做的事。

人是一種懸掛在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上面的動物

還可以從大眾文化中再舉出例子。1935年，約翰·巴肯的小說《三十九級台階》（1915）第一次改編成電影，由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執導。「蘇格蘭飛人」（倫敦與愛丁堡之間的快車）抵達了愛丁堡的威弗利站，跟逃亡的理乍得·漢內同一節車廂的有兩位英國內衣銷售商，其中一個對他看到的第一個蘇格蘭人——在窗口外兜售報紙——說：「你會說英語嗎？」稍後，漢內在愛丁堡的北部低地被警察追捕，有個農婦把丈夫的外套送給了凍僵的漢內，並且因此遭到丈夫的毆打。約翰·勞里——此人後來因為《老爸上戰場》而成名——扮演的農夫刻薄、殘忍、不講公義、言而無信，拿了漢內的錢，答應保持沉默，卻又想去警察那裡告密。電影所表現的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人對待蘇格蘭人及其加爾文教信仰的偏狹心態。他們把加爾文教看作偽善、自私、野蠻的宗派。隱藏在這種民族成見背後的觀念，其源起、傳布以及沒落，值得仔細考察。

《三十九級台階》（1935）劇照。

有關觀念變化之影響，更近的一個例子出自電影《刀鋒戰士》，1982年由雷德利·斯科特執導，底本是菲利普·k.迪克的小說《機械人會夢見電子羊嗎》，講了一個發生在2019年的洛杉磯的反烏托邦故事。電影中，幾乎每個人物都接連不斷地抽着煙。無論是斯科特還是迪克都不曾想到，在世紀之交後不久，抽煙這一舉動對觀眾來說已經不再象徵著某人有地位、態度得體。這一點恰恰說明電影是戰後時代的產物，而不是發生在想像的未來。思想史學者不管研究的是深奧的哲學論說、久遠的文化實踐還是民族偏見無意識的表現，都要對這些思想的源起和內涵加以解釋，其歷史不可能是簡單直白的。就像伊麗莎白·拉布魯斯談到皮埃爾·貝爾的《歷史與批判辭典》（1697）時所說的：

觀念史已經表明，作品一旦脫離了原初的社會歷史語境，被當作傳達普世信息的載體來閱讀，那麼，發揮其最大的影響力，憑藉的不是對其思想的機械複製或是準確反映，反而是闡釋過程中出現的含糊、誤解和時代倒錯。

諸多生活與觀念的再現，關係到人們對於期待中的另一種生活狀況的願望，而歷史，往往會跟那些號稱有預言天賦的人開玩笑。

《刀鋒戰士》（1998）劇照。

以上所述，可以歸結為：儘管人類歷史上看起來有時候會忽視思想，研究貿易周期、人口制度或是糧食收成等等問題，但思想是不能迴避的。所有人都認可這一點。人們表達其思想，可能有各種各樣的偽裝。因而，想要理解人們的所作所為、思想的真實意涵，以及它們與其所淵源的意識形態文化之間有何種關聯，就需要仔細的重構工作。只有通過歷史性地闡釋，才能弄清楚思想的含義。思想史本身，非常近似於人類學以及相關社會科學中常用的各種人種志研究。這一點在格爾茨的著名文章《深描：邁向文化的解釋理論》中有最精彩的闡述；格爾茨首先指出，文化是符號，因為「人是一種懸掛在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上面的動物」。

「深描」一詞，格爾茨借自吉爾伯特·賴爾。賴爾講過一個著名的例子。兩個男孩眨右眼，其中一個是無意識的，另一個也眨眼，則是一個信號，給朋友傳遞信息。然後，第三個男孩也擠眉弄眼，做出模仿。此時，深描是指重新發現「意義結構的分層層次，通過這種分層，抽搐、眨眼、假裝使眼色、戲仿和戲仿的練習得以區分，進而被感知，得到解釋」。「深描」這一術語據說是傑里米·邊沁發明的，但我在他已刊和未刊的各類著述里都沒找到這個詞。不過，深描確實跟邊沁在解釋某些具體觀念的意義時所講的過程若合符節。

邊沁多次指出過這一點，尤其是在他試圖對巴黎的國民公會給予指導時，曾經急切地強調了這一點：像正義或自由這樣的概念，理解起來可能很困難，這就像一個眼部動作究竟是抽搐還是眨眼，很難做出判斷。解決之道就是儘可能多地收集詞彙使用的信息。比如說自由的含義，如果不提供各種例證，人們很容易犯糊塗，正如邊沁所說，法國人越來越把實現自由和建立帝國混為一談，並因此而感到迷惑。於是，邊沁力求對自由的含義和內涵進行非常精確的闡述，在此過程中，他解釋說自由往往意味着「被迫的自由」，亦即自由變成了有助於強者剝削弱者的工具。只有仔細審查歷史遺留下來的各種意見，我們才能弄清楚奧林匹克運動會究竟是單純的比賽，還是一種有組織的政府形式，或者，只是人們普遍渴望強身健體的產物。又比如，黃金時代的荷蘭靜物畫家，如安布羅修斯·博斯查爾特、彼得·克拉斯和揚·達維茲宗·德·海姆，他們筆下的骷髏、動物、花卉和昆蟲，究竟是作為生死之道的象徵、隱喻和符號，還是只不過就是鬱金香、蜥蜴和蛾子，同樣需要如此處理歷史文獻，才會有答案。

儘管如此，思想史常常給人不好的印象。從很早開始，就有來自歷史學家、哲學家和社會理論家的批評。劉易斯·納米爾，在歷史研究中運用「集體傳記」方法——亦即在傳記信息的基礎上推導出一個群體的共同特徵——的提倡者，早在1930年就在其著作《美國革命時代的英格蘭》中聲稱，研究思想是「痴人說夢」，因為在他看來，人類行為的真正驅動力只是利己主義。思想掩蓋了社會行動的真正根源，因而是誤導性的。持各種哲學立場的人已有論證，要想理解思想，唯有參照引起社會變動的真正原因，其中包括有意或無意的經濟力量、無意識的自我或是無知無識的大眾。

所以，思想是關於這個世界的第二位的信息來源。真正的研究，應該是識別出上述力量所代表的特殊語境；唯有參照這些力量，思想才有可能得到解釋。葛蘭西曾經批評歷史學家克羅齊是「可鄙的本丟·彼拉多主義」，亦即，把知識分子視為必然高於群眾，脫離大眾的利益。克羅齊因為不表態、不願對任何事情負責以及不直接參与公共事業而受到指責。最近也出現了針對思想史家的類似抨擊。思想史家被稱為唯心主義者，跟現實毫無關聯的嗜古癖，「從書本到書本」的政策鼓吹者，眼裡只有精英和大人物的學究，不能理解社會，除了思想之外不相信偶然因素。本書要論證的是，如果針對目前實踐中的思想史這一學科，所有這些批評都是站不住腳的。

思想是關於社會現象的第一位的信息

思想史家承認的觀點是，思想就是關於社會現象的第一位的信息，與揭示我們所生活的世界中的事實有直接關係，而且，除非參照思想，否則這個世界根本無法描述。因此，思想本身就是社會力量。思想有可能受到其他力量的塑造，但是，反過來，它們自身也總是會對人類世界產生影響。除此之外，思想史家們在其他問題上並沒有一致意見。

《漢娜·阿倫特》（2012）劇照。

部分原因在於，他們接受的影響來自20世紀下半葉之前或其間發展起來的不同的哲學流派。本書在後面將會對其中的某些流派有所描述。值得強調的一點是，思想史家面臨的一個問題是，他們就職於各個文科院系，因此他們總是需要依據所在學科的主流研究方法來定義自己的身份。能否被歷史學同行接受，常常是他們要考慮的特殊困境。人們常常指出，思想史家在「真正的」歷史學家面前感到不自在，而這些歷史學家認為，思想對於「真實的歷史」的要素而言只是附屬現象。唐納德·溫奇曾指出，思想史家在發表論文時往往像是在進行「客場比賽」。幸好，今天這種情況不再那麼普遍了。本書的目標之一，是界定思想史家所共有的領域，讓思想史家感受到自己是一個主場團隊的一部分。

達林·麥克馬洪和塞繆爾·莫恩指出，當前思想史面臨的問題之一是我們不再相互爭論，在研究方法上尤其如此；這種現象被視為一個問題，因為在20世紀60、70年代，一些傑出的思想史作品的產生與方法論的辯論是分不開的。背後的預設是，如果我們停止相互辯論，就會變得自滿，也就不會產生卓越的作品。馬克·貝維爾，近年來歷史哲學領域最重要的學者之一，曾經說過，他的著作《觀念史的邏輯》就是在方法論研究黃金時代的末期問世的。

約翰·布羅提出了另一種觀點，他寫了一篇討論方法論貧困的文章，認為如果痴迷於尋找審問過去的單一的方法，很可能會變得感覺遲鈍。布羅稱之為「方法論整體主義」，假如有人致力於此的話，就意味着對個人的認識論預設進行審問，那麼，與之相伴隨的往往是對過去的蔑視，對於過去思想貌似陌生但可能合理的本質喪失了欣賞能力。劍橋的一位思想史家伊斯特凡·洪特還有更加尖銳的批評，他聲稱「方法論是提供給愚笨之人的東西」。值得指出的一點是，當下一些最優秀的歷史學者，如安東尼·格拉夫頓，迴避了方法論爭議。我並不反對對方法論的討論，不過，本書不會刺激此類問題的辯論；本書旨在作為對思想史領域的入門介紹，僅此而已，我並沒有什麼原創的觀點準備發表。但它確實旨在鼓勵不同意見的出現。

以下章節旨在一般性地描述歷史思想研究的歷史，以及當今這一領域的研究方式和相關的爭議。在考慮了思想史的歷史、方法和實踐之後，接着探討的議題是，思想史家所聲稱的歷史研究與當代的現實問題無關。最後，本書將對思想史領域的近期走向做臨時性的推測。我要提醒那些期望本書總攬思想史研究全局、博採眾長的讀者注意，我憑藉的只是那些我最熟悉的領域。值得注意的是，就古代思想的研究而言，思想史的影響似乎很有限，部分原因在於，「古典學」這一領域領地分明，傳統深厚。

同樣，對與萊因哈特·科澤勒克、米歇爾·福柯和列奧·施特勞斯相關的思想史方法，雖然本書也做了基本的介紹，但我主要做的工作，還是集中在與昆廷·斯金納和約翰·波考克相關聯的方法和實踐上。原因在於，我認為後者是在英語國家的思想史學者中佔主導地位的方法，並且在最近幾十年對思想史家的工作所產生的影響是最顯著的。當然，各種思想史取徑彼此之間存在重疊，也有相似之處，在本書的最後部分將會對這一點有所討論。關注點聚焦在所謂「劍橋」學者，可能是一個錯誤。2014年9月，我在烏梅奧大學參加了一場瑞典研究生的思想史會議，很快就發現，沒有學生聽說過波考克這個名字，沒有學生研究過斯金納的任何方法論論文，他們研究的靈感完全來自福柯。瑞典學生所做的研究主要關注20世紀的技術史；一個有趣的結果是，他們中有不少人會應聘到科學學院，去教那裡的本科生。這跟其他地方的情況完全不一樣。

本文選自《什麼是思想史》，小標題為編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獲得出版社授權刊發。

原文作者/（英）理乍得·沃特莫爾

摘編/安也

編輯/張進

導語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