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其人其道：國富民貧的重商主義

2024年12月31日06:23:04 歷史 1588

作者：蘇則（原標題：國富民貧的重商主義）

來源：公眾號凝聽

一、中國傳統為何歧視商業？

今天我們來介紹一位漢武帝時期的重要人物：桑弘羊。他在大眾中間的名氣雖不如衛青、霍去病這類同時代的名將，但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則要遠遠超過後者。從某種程度上說，桑弘羊奠定了中國專制王朝時代的財政政策基礎，後人多數不過是在他的方向上繼續走下去而已。有些人評價桑弘羊「與傳統的重農抑商主張相反」，「大力主張發展工商業」，是「中國古代偉大的經濟學家」。

真相果然如此嗎？在正式介紹桑弘羊和他的經濟思想之前，我們先得梳理一下，這「傳統的重農抑商主張」，究竟是怎麼回事。

首先我們要清楚，在古代中國，至少有三大思想傳統，是具備歧視，或者反對商業的傾向的。這三個思想傳統分別是儒家、道家和法家。但它們歧視商業的原因和表現各不相同，造成的影響也需要分別對待。

先講儒家。儒家是西周封建傳統的繼承者。

作為致力於世俗政治倫理的學派，儒家把「富民」的理想，放在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上。總體上說，儒家是不反對——或者可以乾脆說，是支持贏利活動的。孔子本人曾經和弟子開過一個玩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如果是合乎道義的，可以追求的富有，那就算讓我干一些比較低下的活，那也是可以的。但要是不可以追求的富貴，那就「於我如浮雲」吧！連執鞭之士都可以干，更不說經商了，孔子的弟子子貢就是有名的商人。

儒家強大世俗性的好處在於，它的理論比較接地氣，重視精神文明的物質基礎。因此在《論語·子路》中，孔子將「富之」放在「教之」之前；孟子也認為，在貧困線上掙扎的人是無暇研究禮樂的（《梁惠王上》）。

出現於三國時期，號稱孔子門人所撰的《孔子家語》，則記載了幾則孔子反對諸侯徵收關市苛捐雜稅，並且要求他們放開山澤資源壟斷，讓民眾也能分享利益的事迹。《孔子家語》有一定造偽的可能性，這些記載，很可能是後世儒生捏造的；但即使是偽書，這也可以說明漢魏之前儒家的經濟立場：贊成商業自由貿易，反對國家過度干預，反對君主與民爭利。

早期儒家在君主面前保衛商人的利益，思想上卻有輕視商人的傾向。這兩點是不矛盾的，這正是封建貴族的道德標準：高等級的君主、貴族、儒生，要有高等級的氣度，應當承擔起捍衛底層的責任，而不能和商民爭奪小利。這就是所謂的「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高境界的人，哪能斤斤計較這些。

德行品格對於封建貴族而言，要比財富和利潤更加重要。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早期儒家反對商業發展時，並不是說要打土豪，把商人的利益抓到自己手裡。他們反對的，是商業興起造成的貴族的墮落：這些貴族效仿低等級的商人，放棄了君子應有的道德標準，也開始急功近利、相互爭鬥吞併，造成了社會的混亂。

有些學者主張，中國之所以比西方落後，就是因為中國中了儒家的毒，歧視商人，沒有發展好商業，這是非常淺薄的看法。因為封建舊貴族歧視新興商人，差不多可以說是世界史上普遍的歷史現象。封建貴族的地位總體上源於血統和軍功，並不純粹依賴財富；而新興的商人大多從平頭百姓出身，顯得較為功利，文化教養有所不如，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

西方歷史上，封建貴族的力量其實比中國大得多，他們歧視商人的嘴炮力度也要更大。法國大作家巴爾扎克的小說，幾乎完全可以看成是這種歧視的文學投影。我們現在常常聽到一句話：「三代才能培養出一個真正的貴族/富人」，其實也是來自西方的諺語。然而，封建貴族既以高道德標準自命，一般就不會與商人爭利。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站在貴族立場上，都發表過歧視商人的言論，但古希臘的商業貿易，不仍然是紅紅火火嗎？

儒家對商人的歧視，和千百年後歐洲貴族對初顯崢嶸的資產階級的歧視是類似的：在他們眼裡，這些新興的暴發戶缺乏節操和貴族精神，用托爾斯泰伯爵的話來說，他們屬於「二十個戈比就可以收買的人」（《安娜·卡列尼娜》第二部第十七章）。

簡而言之，儒家贊成致富，不反對經商，甚至維護商人利益；他們歧視商人，主要是出於封建貴族的道德驕傲。至於道家——主要指黃老之學——在反對商業的問題上，也有類似儒家的考慮。他們同樣擔憂，商業的繁榮可能降低民眾的道德水平。

在輕視商人的三支文化傳統中，法家的邏輯和其他兩家完全不同。法家完全不必考慮儒家和道家重視的道德問題，它的理論出發點只有一個：加強君主的統治地位。商人具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削弱了君主對社會的絕對控制，因此必須加以打擊。儒家輕視商人，卻反對用重稅奪取他們的利潤；商鞅則明確表示，要用重稅打擊商人，禁止他們的商業活動，直到他們只敢做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為止。

這三個思想傳統中，哪一個真正意義上阻礙了中國歷史上商業和商人的崛起？毫無疑問是法家的一支。儒家在心理上輕視商人，在行動上卻保護了他們；道家在西漢初期曾一度佔據治國理論的位置，但它雖然希望社會恢復「雞犬不相聞」的原始時代，卻囿於無為的自我制約，實際上放鬆了對商人的管制；在秦漢之際，只有法家同時有足夠的動機和力量來壓制商人的崛起。秦漢時期對商人的重稅，既不符合儒家的仁政，也不符合道家的無為，只有法家才幹得出來。

《商君書·墾令》：「市利之租必重」，以重稅壓制商人，漢代著名的「重農抑商」政策的真正源頭是秦政和商鞅。

二、桑弘羊的重商主義和漢武帝的星辰大海

今天我們主要介紹桑弘羊和他的重商主義，但是，我們卻先花了許多的筆墨，來分析中國重農抑商的傳統。這個理論準備是非常必要的。因為我們要理解，自秦漢以來，中國重農抑商的理論基礎，主要是源於法家強君弱民，加強專制的帝王權謀，而不是儒家或者道家的道德考慮。正因為如此，只要商業模式有利於加強統治，這些重農抑商的專制君主仍然可能擁抱商業；但即使這些專制君主採取了提倡商業的政策，本質上仍然只是為了加強自身的統治，和臣民的物質富足或者精神自由，可以說是沒有多少關係可言的。而漢武帝時期，桑弘羊搞的重商主義，可以說就是法家政治利用商業加強帝王專制的一個源頭。自桑弘羊與漢武帝之後，不但政治權力，連經濟權力，也被統一到了專制君主的手中。

桑弘羊這個人，在政壇上做到了很高的位置，官至御史大夫，位同副相，又是漢武帝臨終時的託孤大臣之一。但有趣的是，他在正史上資料不多，《史記》和《漢書》都沒有他專門的列傳。這可能是因為他的思想和事業，遭到當時華夏知識精英們（主要是儒生）的抵觸有關。

桑弘羊（公元前155年－前80年）出身洛陽商人家庭，政治地位較為低下，但他因為自己的心算天賦，年僅十三就進入宮廷，成為漢武帝的侍中。他之所以能夠飛黃騰達，不是沒有原因的。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在官制上的一大改革，就是加強所謂中朝的權力，以制衡傳統三公九卿的外朝。中朝充滿了漢武帝的親信賓客，他們的政治地位較低，便於漢武帝的絕對控制。商人少年桑弘羊擔任的侍中，就屬於典型的中朝官職。

儒生和史官對桑弘羊的鄙視，使我們損失了許多重要的史料。幸運的是，還有一部寶貴的漢朝財政政策會議記錄，比較細緻地保存了桑弘羊的經濟理念和思想——這就是《鹽鐵論》。《鹽鐵論》記錄的是公元前81年2月，中央官員桑弘羊和地方舉薦的學者官員，即「賢良、文學」之間，對當時財政政策的爭論。其時已經是漢武帝之子漢昭帝統治的時期，但漢武帝時代的財政政策基本被保留下來。從這部會議記錄中，我們可以看到漢武帝—桑弘羊時代對「發展工商業」的主張和支持，究竟是什麼樣子的。

桑弘羊主導的財政政策，簡略言之，主要有以下幾條：

第一、主張鹽、鐵、酒國家專賣政策。鹽鐵都是百姓生活必需，壟斷鹽鐵，可以使政府從中獲取巨額利潤（鹽鐵、榷酤）。賢良、文學們則認為這是「與民爭利」，有違封建道德，加以反對。

第二、政府收購和出賣物資，低買高賣，調節物價（均輸、平準）。桑弘羊認為，這不但可以充實國庫，還能夠平抑物價，改善民眾生活。但賢良、文學們則指出，官員們會利用行政力量控制市場、強取豪奪，而百姓只能賤賣貨物，以供官府需要。

第三、提高稅收，加強國家對自然資源的控制，以削弱地方豪強勢力，加強君權對社會的控制力。

桑弘羊的幾條財政政策，雖然表面上重視工商業的發展，實際上是卻以工商業為加強君權的手段，顯然出於法家立場。而賢良文學們反對桑弘羊的做法，除了根據儒家的仁政思想之外，很大程度則根據道家黃老之學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理念。

正因為桑弘羊和賢良文學之間的爭論，實際上代表了法家與儒道兩家商業觀的碰撞。所以，我們翻閱這批會議記錄，就會看到一些非常有趣的現象。那些根據封建道德、輕視商業的賢良、文學們，卻主張降低市場賦稅，解除國家壟斷；而主張發展工商業的桑弘羊，卻明確表示要利用財政調節政策，要讓「商賈無所貿利」，令商人無利可尋。一定程度上站在封建貴族立場上的賢良、文學們對財政的主張，往往以民間利益，以「藏富於民」為依據；而出身商人的桑弘羊，口口聲聲說的反倒是「國家的利益」。

桑弘羊所說的國家利益，主要有以下幾條：第一，國家壟斷鹽鐵產業，可以滿足增加軍費開支，討伐匈奴的需要；第二，國家加強對商業的控制，是加強對地方和貴族豪強控制的手段；第三，國庫充裕，則可以和外國展開奢侈品貿易，各類珍玩寶物，都可以成為皇宮的收藏品了。這三條理由，其實都是為了滿足漢武帝本人好大喜功的大國夢想。漢朝的普通民眾，則為漢武帝的夢想和桑弘羊的剝削，付出了「海內虛耗，戶口減半」、「蝗蟲大起，赤地千里，人民相食，蓄積至今未復」的代價。

桑弘羊的支持者們表示：課取地方的稅收，可以用來購買外國的寶貝。於是「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於內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為國之寶」。少府即皇室財務管理部門。（《鹽鐵論·力耕》）

三、重商和抑商：帝王術的一體兩面

我們說，桑弘羊的重商主義主張，實際上源於重農抑商的法家傳統。這一點看似自相矛盾，其實不然。我們這裡再舉一個更明白不過的直接證據。

《鹽鐵論》記錄的鹽鐵會議，以百姓疾苦和財政政策為主要議題，但有趣的是，中間還摻雜了不少關於法家和秦政的爭論。《鹽鐵論》第七《非鞅》篇，通篇就是關於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千秋功罪的唇槍舌劍。照理而言，商鞅是明確主張抑制打擊商人的，主張重商主義的桑弘羊在財政政策的表面上，應該和他穿不到一個褲子裏面去。但在《非鞅》中，桑弘羊的支持者們卻對商鞅的政策大加歌頌，稱他「外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國富民強，器械完飾，蓄積有餘」，徵收高額賦稅，壟斷自然資源，使帝國國庫充滿了財富。

這很明白地顯示了桑弘羊的法家立場。他的重商政策和商鞅打擊商人的措施貌離神合，都是為了榨取民間的財富，加強君主對社會的控制。在《鹽鐵論·復古》篇中，桑弘羊這批人進一步明白闡釋了他們財政政策的政治目的：壟斷鹽鐵產業，可不只是為了獨吞相關利潤。在古代，自然資源為民眾共有。一些「奸民」們，就會利用這些資源經商致富，進而僱傭民眾，形成勢力，妨礙政府統治，因此非除去不可。

很清楚，這完全是君主本位，不是商業本位。照這一邏輯，一切小有成就的民營企業，都可以被看做君主的敵人，都應該加以摧殘打擊。桑弘羊的重商主義，只是法家帝王術在漢武帝時代的財政變式，絕不可能推動中國商業的發展。

文革時代「評法批儒」，桑弘羊曾一度被包裝為「法家代表」，稱他「緊密結合現實鬥爭，以勇敢的反潮流精神，舌戰群儒，力排眾議，把賢良、文學們駁得體無完膚，狼狽不堪」；「梁效」曾在《紅旗》發有專文《讀<鹽鐵論>——西漢中期儒法兩家的一場大論戰》，加以讚頌。

我們不妨再來看看桑弘羊在《鹽鐵論》之外的商業政策，作為佐證。在漢武帝統治的元狩年間，拜有為之君的大國夢想所賜，帝國開支持續上升，在法家酷吏張湯和商人之子桑弘羊的推動下，政府出台「算緡令」，公開以行政力量，徵收商人私人財產：

凡賒貸買賣，屯積居奇，以及營商取利的商人，都要各自按自己的貨物和資產，向官府上交「算賦」。通常以緡錢二千為一算，一算一百二十錢，也就是說，對於二千錢資產，政府要抽取一百二十錢賦稅，稅率百分之六。除此之外，政府還要收取人民的「車輛稅」。對於地方豪強武士，一輛馬車抽稅一算；對於商人，一輛馬車抽取兩算。擁有長五丈以上的船隻的，也要這樣交稅。商人有市籍的，連同他的家屬，都不許佔有土地。有敢違犯此令的，沒收為他種田的田仆入官。

有史以來，天地之間，絕沒有以這種政策，推動工商業發展的道理。這種稅收政策，只能使商人藏匿資產，放棄投資，只可能壓制以至於阻斷民營商業活動。一些商人也許嗅到了危險的苗頭，主動交出了財產。漢武帝為這些商人加官進爵，作為「感動漢朝」的例子大力宣揚。但除這極少數的例子之外，「富豪皆爭匿財」，商人們自然普遍不願意為漢武大帝的千秋大夢買單。這引起了漢武帝愚蠢的憤怒，他喪心病狂地進一步發佈「告緡」的法令，鼓勵民眾告發謊報財產，或者沒有交足財產稅的熟人：

有隱匿不自度貲產，或隱瞞部分貲產的，罰到邊境戍守一年，沒收貲產。有能告發的，給予被告發者貲產的一半。

當時，桑弘羊正以優秀的商業才華，在侍中和大農丞的位置上輔佐漢武帝，他和法家酷吏合作，重申告緡令的權威。於是，「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

文景之治辛苦積累下來的民間財富被沒入官府，上交個人財產的商人華麗轉型為體制內的榜樣人士，告緡令遍布天下、全國的中產階級都遭到告發而破產，中國平民相互出賣和相互毀滅的歷史開始了。

卜式將一半財產捐獻給漢武帝征伐匈奴的夢想，成為了漢武帝包裝的道德典範。當時的宰相公孫弘以「此非人情」的儒家式健全常識，認為他「不可以作為天下的楷模」。

四、一元社會的自我毀滅

我們前面已經介紹：雖然漢武帝和桑弘羊打着發展工商業的旗號，實際上卻起到了壓制和毀滅漢朝民間工商業、造成國富民貧的效果。這是一個非常具有諷刺性的結局。而如果我們沒有忘記，桑弘羊本人就是實打實的民間商人出身，那麼他的人生和事業就顯得更加滑稽可笑了：他其實成為了中國商人的叛徒，親手謀殺了撫育自己的家族和階級，毀掉了他們自己本來可能得到的機遇、自由和尊嚴。

這種弔詭的命運，並不只限於桑弘羊一人。漢武帝時代，另外兩名推動鹽鐵國營的重要官吏，南陽孔僅和東郭咸陽都以商人出身，擁有超過千金的產業。他們之所以能夠致富，正是因為民間經營冶鐵和煮鹽的高額利潤。但這兩個鹽鐵商人，卻選擇把使他們幸福富足的民營鹽鐵產業親手出賣給了漢武帝。從此之後，華夏山海之利，不復為民眾所有。

桑弘羊、孔僅和咸陽出賣商人階級的邏輯，其實和前面所說、告發鄰居藏匿財產的平頭百姓是一致的。在一元皇權掌握社會的時候，唯一穩妥的成功之路，就成了以各種方式加入權力體系的道路，而最便捷的投名狀，就是出賣自己最了解的事物——甚至是出賣自己。於是，桑家把自己的兒子送進了漢武帝的宮廷，孔僅和咸陽把眾多鹽鐵商人送上了官吏的位置。在這個環境里，把商業出賣給體制，居然成了商人最具利潤的買賣。

但這種獲取利潤的手段，只是殺雞取卵、飲鴆止渴，最終會毀掉整個社會的活力和生產力。《史記·平準書》說，隨着商人和中產階級的毀滅，民眾已經明白沒有辦法積累財產，於是他們吃喝玩樂，得過且過，也不再費心努力經營產業。官府倒是因為桑弘羊他們的鹽鐵緡錢政策，暫時獲取了大量的利潤。

有句俗話說：「集中力量辦大事」，既然這些官營鹽鐵產業壟斷了全國的力量、市場和利潤，那麼它們有沒有為國家和民眾「辦大事」、使得中國古代的鹽鐵技術高速發展呢？答案是否定的。這些官營鹽鐵產業的成功，憑藉的是背後的政治權力，而不是技術或者勞動。因此它們只知道依附權力，反而導致手工業技術的退化。

漢朝的鐵製品資料圖片，西漢孔氏後裔締造「鹽鐵專營」生產鐮刀割不斷草

《鹽鐵論·水旱》記載：官營鹽鐵機構鑄造的鐵器，只圖外表光鮮亮麗，成本高昂，質量卻糟糕到連割草都割不動。這種技術退化的現象是非常正常的：在過去，民眾製造鐵器，是為自己的家庭服務或者賣給他人，自然會全心全意，做出盡量好的器具。現在，他們卻是被君主和官府強制製造工具充公，他們當然會出工不出力了。

另一方面，鹽、鐵官營，統一價格，還造成了事實上的壟斷。官營鐵器多是次品，質量好壞民眾沒法選擇，甚至可以強制配售給百姓。沒有競爭還要什麼技術進步？官營鹽鐵機構只顧着從公家的鐵飯碗里舀飯吃，聽任整個鹽鐵產業凋敝和墮落。他們才是真正「吃飯砸鍋」的人。

當一個社會的風尚是投機取巧的自我毀滅和相互毀滅，而不是通過創新勤勞致富成功，不管你是搞農業、搞手工業，還是搞商業，又還有什麼希望可言呢？

既然商人可以依附皇權，放棄和毀滅了商業；農民又何以獨善其身？《鹽鐵論·周秦》：「今殺人者生，剽攻竊盜者富。故良民內解怠，輟耕而隕心。」

在皇權一元體制下，重視商業和排斥商業都無出路，不過是在型號不同的籠子里掙扎而已。無論是主張重商主義的桑弘羊，還是主張加強農業的「賢良、文學」儒生們，他們的理論終不過都淪為加強皇權的擺設，結局全告失敗：中國古代的工商業沒有孕育出資本主義，農業生產力也屬於低下水平。一元社會的自我閹割和自我毀滅，是古代中國生產力落後的真正原因，也是著名的「桑弘羊陷阱」問題的關鍵所在。

「桑弘羊陷阱」：幾乎每一個中國古代皇朝，都極力壟斷財政、做大中央政權。但是，每逢饑荒或戰爭，中央政權總是捉襟見肘。並且，每個王朝都無可避免地走向崩潰。——這其實是中國古代社會生產力低下，破壞多而建設少的一個反映。

桑弘羊本人的命運，也有一個十足諷刺的結局。類似他讚美的法家前輩商鞅和李斯，他被捲入最高統治者的權力鬥爭，遭到滿門抄斬。法家理念創造出了一個一元化的社會。這個社會充滿着類似霍布斯所說，「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每個人都在圍繞着一元權力勾心鬥角。如果你沒能奪取這一權力，那就會淪為奴隸和犧牲品；而即使你奪取到了這種權力，也不過成為雙手沾滿血腥的劊子手而已。這是一個雙輸的世界，沒有人能夠真正成功。

我們不妨借用黃仁宇《萬曆十五年》的結尾作為今天的尾聲：

「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盲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

「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裡作悲劇性的結束。」一元社會的歷史，是為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