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長貴：釣魚台11號樓的秘書，在西洞庭農場的五年勞動生活

引言

在釣魚台11號樓，閻長貴的學歷是最高的一個，這個畢業於人大哲學系的高材生，在60年代真的就是天之驕子。

　　11號樓的工作人員，基本上都只有初中學歷，也有極少數的一兩個人是高中畢業，或者是專業技術學校畢業的。也是因為學歷這個事，閻長貴倘若在工作中出現了什麼紕漏，時常會遭到11號樓女主人揶揄：我用不起你這個大知識分子了。

一夜之間，從釣魚台來到了秦城

　　人的這個命運，還真是難以把控，尤其是在職場上，即使你不站隊，但是客觀環境壓根不在乎你有沒有做出選擇。

　　那時候，旁人對閻長貴的評價就這麼五個字：他太老實了。

　　說是「老實」，準確的說來，應該是「不敏銳」。

　　1967年，當閻長貴告訴關鋒，自己要去釣魚台11號樓當秘書，關鋒是這樣忠告的：你對政治不敏銳，不適合給她當秘書。

　　沒想到，老師的這句話也是一語成讖，閻長貴認為自己只要做好本職工作就可以了。殊不知，自己的命運早已和關鋒、戚本禹捆綁在了一起。

　　1968年1月，關鋒和戚本禹被送去了秦城監獄。

　　自己的老師被送去監獄一個星期了，閻長貴居然都不知道，他還是從領導口中才知道這個消息的。由這個細節就曉得，這個讀書人果然是太不敏感了。換作旁人，得知這個消息以後，多多少少會有一些觸動和危機。但是，閻長貴心裏覺得，這和自己沒有關係，自己的職責就是做好本職工作。

　　其實，早在1967年這一年，釣魚台11號樓新來了一個名叫楊銀祿的人，閻長貴還挺開心，他以為這是給自己找了一個分擔工作的副手。哪曉得命運的齒輪從新人來了以後，就開始轉動了。

　　楊銀祿來到釣魚台之後，一直沒有和領導見過面。

　　一直到1968年的1月9號，這天上午，閻長貴帶着楊銀祿來到二樓。此時的楊銀祿，因為父親病故，剛從老家奔喪回來。

　　當兩人來到二樓，還沒等閻長貴開口，領導的一句話就結束了他在11號樓的秘書工作。

　　「他都回來，你還上來幹嘛？馬上把文件清點轉給楊銀祿同志」

——來源：《問史求信集》.閻長貴/王廣宇.著.

　　1月9號這一天，是閻長貴在11號樓工作的最後一天，他完成工作的轉交之後，就被帶去了釣魚台警衛連的連部，安排住在連部的一間屋子裡。

　　1967年的1月9號，他走進11號樓，成了這棟樓的秘書。

　　1968年的1月9號，他離開11號樓，失去了秘書的身份。

　　這一進一出，剛好一整年的光陰。

　　而他為何會是這樣的命運？

　　在楊銀祿的回憶中，11號樓的女主人認為閻長貴是一名「坐探」，是關鋒和戚本禹安插在自己身邊的「坐探」。

在西洞庭農場的五年生活

　　西洞庭農場位於湖南的常德市，作為湖南的一個直轄市，常德是個好地方，自古就是人傑地靈。在古時候，這地方叫作「武陵」，還有一個更好聽的名字，叫「柳城」。聽到「武陵」這個名字是不是覺得很熟悉，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裏面，開篇就是「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這「武陵」指的就是常德。

　 讓我們把時間線拉到1954年，這一年，洞庭湖水位猛漲，導致湖區一帶受到了洪水的沖刷。當時，湖南組織了差不多80萬的軍民一起，對洞庭湖的東面和西面進行了治理。

　　在1955年的年初，就開始籌建一個農場，圍繞着祝豐垸，對數十個荒州和湖泊進行圍墾，因為是在洞庭湖的西面，故而也被稱之為「西洞庭農場」。

閻長貴是1975年的5月份，走出秦城監獄來到這個農場的。

　　那時候的西洞庭農場，經過20年的經營，已經形成了一個大型的社區。總的面積超過了100平方公里，裏面什麼都有：學校、銀行辦事處、郵電局辦事處、醫院、商店、電影院等等，就是一個小型的社會了。

　　更難能可貴的是，當時全國的國營農場大多都處於虧損的狀態，常德的西洞庭農場是全國為數不多，實現盈利的大型國營農場之一。農場能取得這樣的成績很不容易，這和覃正彥有着很大的關係，作為農場的一把手，這個中農出身的人，在他任職的那八年多的時間內，也正是農場生機勃勃的時期。

　　對於閻長貴這個讀書人，覃正彥對他的也很是照顧。

　　1979年的9月，這是閻長貴來到農場的第五個年頭，也是他在這裡的最後一年。

　　這一年，閻長貴的問題得到了解決，他準備返回北京工作。

　　但是，有一個問題難住了他，就是妻兒的戶口問題。

　　五年前，他孤身一人來到西洞庭農場，妻兒和父母也從山東老家來到農場，一家人可算是團圓了。父母在農場沒待上多長時間就回了老家，妻兒就留在農場和閻長貴一起生活。因為是在農場，妻兒的戶口自然也是非城鎮戶口。

　　等閻長貴要返回北京工作的時候，他自己的戶口倒是好解決，妻兒戶口的「農轉非」就是個刺手的事情了。那個時候，想要「農轉非」是很頭疼的一件事。

　　哪曉得咱們的覃正彥早就想到了這一層關係，提前就給他的妻兒辦理了「農轉非」問題。

　　覃正彥的這個舉動屬實讓旁人，尤其是其親屬很不理解，要知道這個老領導的作風向來正直，他在農場這麼多年，沒有給自家親戚安排過一次工作。這次為啥突然變了性子，給一個毫不相干的人，解決了「農轉非」這個大問題。

　　面對旁人的不解，覃正彥也沒有過多的解釋，本來他就不善於言語，只是簡單的說了這麼五個字：他太老實了。

　　覃正彥對閻長貴的關愛，只是農場眾多關懷的一個縮影。

　　回到北京後，閻長貴時不時會回想起在農場生活的點點滴滴，他的心裏，早就把那個遙遠的地方，看成了自己的第二個家。尤其是他剛從秦城監獄出來，孑然一身剛到農場的時候，如果不是農場的那些陌生人幫助，他也不會那麼快的就融入到新的生活中。

　　對於閻長貴而言，西洞庭農場的規模，是他生平第一次見到最大的一個企業。

　　他剛到農場的第一件事，不是到處轉悠看風景，而是躲進自己的小天地，拿起筆，展開信紙，給遠在山東老家的妻兒寫了一封家書。

　　1968年1月24號的那個深夜，他被送去秦城監獄之後，八年的時光，他和妻兒父母之間的消息就斷了。在監獄的那八年光陰，他無時無刻都在想着家人，想着往後團圓會是怎樣的場景。

　　他一個字一個字的寫着，方塊字之間傾注着自己多年壓抑的感情。

　　不知不覺之間，情緒上來了，化作淚水，溢出眼眶；

　　不知不覺之間，那淚水順着臉頰，悄無聲息的滴到了信紙上；

　　不知不覺之間，他的思緒就飛到了山東老家，好似看到了妻兒。

　　這個經常寫字的讀書人，此刻拿着筆的右手，止不住的顫抖。或許，人的感情到了，也控制不止自己的身體了吧。

　　家書寄出去之後，閻長貴就盼着回信。

　　約莫過了十天，一封來自老家的回信就到了。他小心翼翼的展開，那筆跡很稚嫩，想來是自己那個上初中的兒子寫的。

　　在自己被關押的七年多時間裏，閻長貴對兒子的印象還停留在那個身高小小，還在上小學的小屁股的印象中。他當年留在單位的個人物品，在出來之前，就被兒子代為取走了。

　　兒子稚嫩的筆跡告訴父親，他們一家人會從老家趕來農場，老少三代人，不久就會團圓了。

　　心頭上的大石頭可算是落地了，在等待妻兒父母的日子裏。農場的人給了這個讀書人很多的幫助。那時候，農場的家家戶戶都要囤積柴火，日常的燒飯、洗澡、洗臉什麼的，都離不開柴火。雖然農場給他騰出來一間屋子，還給他準備了鍋碗瓢盆、被褥這些日常用品，但是柴火這個事，屬實是難道了這個讀書人。

　　他不知道去哪裡找柴火，也不曉得怎麼劈柴火。

　　一砍刀下去，那木頭樁子四處亂飛，飛濺出來的木頭屑子，砸在臉上，也怪生疼的。

　　好在有農場職工們的幫村，這家勻出一些柴火，那家也拿出一點柴火，湊吧湊吧，才算是解決了閻長貴的事。

　　閻長貴來自北方，按道理來說，是要把他分配在棉花班勞動的。但是這棉花班的勞動量很大，農場怕這個讀書人吃不消，就給他開了個小灶，安排去了體力活相對不重的稻田班。

　　雖然在稻田班幹活也不是那麼舒服，尤其是盯着日頭下地幹活。

　　一天下來，那皮膚曬得黢黑，還曬脫了一層皮，但閻長貴的心頭上是暖暖的。大傢伙都不關注他是誰，來自哪裡，犯了什麼事；大傢伙只曉得這個新來的人，是大家庭的一員。

　　一天的活計，就在說說笑笑中結束。

　　身體累些倒是無妨，心頭是熱乎乎的。

　　在監獄的日子是漫長的，在農場的日子過得很快，眨眼之間就到了11月，不知不覺之間，閻長貴已經來了有半年了。原本，覃正彥是要把這個文化人調去宣傳部工作的，哪知道等來的最終處理結果，還是沒有結果。他也就沒法安排閻長貴去宣傳部了，只能是退而求其次，安排他在場總部的農科所工作。

　　閻長貴也不曉得農科所要具體做什麼工作，好在他的鄰居，一個姓曾的副科長，就是場農科所農業科的。

　　他得知閻長貴要去農科所工作，特意來到閻家，和他說你可不能去農科所噢！農科所的工作你一個知識分子「耐不住」的，平常是要去每個分場跑的，尤其是刮大風和下大雨的時候更是要去跑。

　　「耐不住」是常德的一句方言，意思就是「受不了」。

　　聽了鄰居的話，閻長貴尋思着自己也確實是夠嗆，只好找到覃正彥，看能不能給換一個工作。

　　恰好場農科所的學校需要一個老實，閻長貴就被安排去當了一名教書先生，這倒是很符合他。他在學校也是身兼數職，除了平常需要干一些後勤雜活之外，還有兼顧着教授初中的語文、數學好幾個科目。

　　點滴的一些生活細節，讓閻長貴早就把常德，把西洞庭農場放在了心頭上，這西洞庭農場是他生命中的第二個故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