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並不如煙：可惜了，本不該如此結局

可惜了，本不該如此結局

提起「船王」這個名號，人們不約而同地會想到被譽為「世界船王」的包玉剛。1955年，僅攜幾十萬塊錢到香港闖世界的包玉剛，從一條燃煤動力的舊貨船干起，經20餘年的奮鬥打拚，建立起自己「海上王國」。1978年，他已穩坐世界七大船王第一把交椅，香港十大財團之一。至1981年底，擁有船隻210艘，總載重噸位2100萬噸，睥睨群雄。美國《財富》和《新聞周刊》兩雜誌把他稱為「海上的統治者」和「海上之王」。

包玉剛（香港創業時期）

然，包玉剛從不把自己看成什麼「船王」，當人們以此頭銜稱呼加以讚譽時，他曾意味深長地感嘆道：「如果盧作孚健在，就不會有我今天的包玉剛。」 換言之，「中國船王」這個稱號非盧作孚莫屬。那麼，這位盧作孚究竟何德何能竟令包玉剛如此崇拜和敬重？他的人生結局如何？

盧作孚

在現代中國歷史上，盧作孚被譽為跨越了「革命救國」、「教育救國」、「實業救國」三大領域，且卓有成就的人物。毛澤東評他是「中國近代史上萬萬不可忘記的人」，蔣介石稱他為「作孚兄」、「民族英雄」，馮玉祥誇他是「最愛國的，也是最有作為的人」。

盧作孚民生公司的民生輪

1893年4月14日，盧作孚出生於四川合川縣。其幼年時家境貧寒，然輟學後自學有成。1910 年，他躋身同盟會，致力於反清保路運動，投身於辛亥革命，此乃其「革命救國」之舉。出任合川中學教師，且先後充任報紙編輯、主編與記者，此乃其「教育救國」之途。1925年，創辦民生公司，陸續統一川江航運，迫使外國航運勢力退出長江上游，此乃其「實業救國」之業。尤其是在抗戰時期，值南京、武漢相繼失陷前後危難之際，盧作孚挺身而出，領導其麾下的民生公司，置身家性命於不顧，豁上民生全部家產，撐起了「宜昌大撤退」的運輸大動脈，保存了中國民族工業的命脈，此般壯舉，被歷史學家讚譽為「中國的敦刻爾克大撤退」，從而載入中國抗戰史冊。

民生公司成立大會（1926年5月）

盧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開出了這場驚心動魄的「中國的敦刻爾克大撤退」的清單：

向四川運送了150萬人，100萬噸貨物，其中搶運入川的學校有復旦大學、中央大學、金陵大學、武漢大學、山東大學、航空機械學校、中央陸軍學校、國立戲劇學校等數十所。搶運軍工以及其他工廠設備有兵工署22廠、23廠、24廠、25廠、金陵兵工廠、兵工署陝西廠、兵工署河南鞏縣分廠、兵工署河南汴州廠、湘桂兵工廠、南昌飛機廠、航委會無線電廠、航委會宜昌、安慶、揚州航空站、上海鋼廠、大鑫鋼鐵廠、周恆順機器廠、中福煤礦、大成紡織廠、武漢被服廠等。

宜昌大撤退後，民生公司的船仍在搶運物資。整個抗戰期間，民生公司的船隻運送出川的軍隊共計270.5萬人，武器彈藥等30多萬噸。據當時的國民政府經濟部調查，這次搶運出的兵工廠和民營企業的機器設備，每月僅手榴彈就可以造30萬枚，迫擊炮彈7萬枚，飛機炸彈6000枚，十字鎬20多萬把。

盧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僅在1939年，民生公司航業部分的損失高達400萬元。損失的船隻噸位就達20338噸，其中，政府徵用阻塞水道5隻，2028噸。自行鑿沉和敵機炸毀等16隻，11460噸。軍工運輸受損失5隻，4188噸。被日寇劫持5隻，2662噸。其中尚不包含躉船和駁船。民生公司先後有117名員工壯烈犧牲，76名員工傷殘。

盧作孚（1939年9月）

這些被搶運出的工廠在重慶恢復生產，構成了一個強大的工業，特別是軍事工業基礎，它們生產出來的武器彈藥，軍需物資，由民生船舶運往前線，大大地增強了我軍的戰鬥力，有力地阻滯了日軍的西進。

「宜昌大撤退」轉移到重慶的兵工廠

這些被搶運出的人員中，包括軍隊、政府官員、知識分子及逃難的民眾。其中不乏抗戰的武裝力量、政界精英、學界泰斗和科技人才、知名人士和社會賢達。他們都是抗戰的中堅、中國的希望。

眾所周知，二戰中發生在英吉利海峽的那場真實「敦刻爾克大撤退」中，英國海軍調動所有的水上運輸工具，用10天的時間將被圍困在敦刻爾克的30餘萬盟軍，從德國空軍的狂轟濫炸中搶運回了英國。這次被稱為戰爭史上最大的撤退，是依靠一個國家的力量，由一個軍事部門指揮完成的。然，「宜昌大撤退」卻僅靠「一人、一公司」，即盧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這樣的撤退在中外戰爭史上僅此一例。有人說，若無盧作孚「中國的敦刻爾克大撤退」之壯舉，中國的歷史將會被改寫。

「敦刻爾克大撤退」-1940年5月25日

抗戰勝利後，躊躇滿志的盧作孚全身心地投入到擴大民生公司船隊規模，擴展在全國的經營範圍，徹底改變中國航運落後面貌，實現其「實業救國」的宏圖大志。然，1946年6月底，中國全面內戰的爆發，不但使盧作孚之商業遠景化為了泡影，而且使民生公司陷入極大困境。1948年3月，慘淡經營的民生公司，已到了「外無以償外債，內無以供開銷」的地步。

1949年10月廣州解放後，盧作孚去了香港。此時的民生公司在香港的經營，不得不靠舉債度日。通過港英政府出面和台灣國民黨政府的擔保，盧作孚從加拿大借到了可延續公司運營的貸款，併購置了20餘艘輪船。對於盧作孚這個知名人士，自然在大陸和台灣的爭奪之列。大陸派出的是時任中共香港工委統戰委員會書記的許滌新和委員的張鐵生。台灣派出的是時任國民黨「財政部」部長、中央銀行總裁的俞鴻鈞和時任外交部部長的葉公超。最終盧作孚選擇的是回大陸而不是去台灣，且作出此抉擇的原因有三。一是作為民族資本家的盧作孚的祖國情懷。二是1950年1月周恩來總理電邀盧回北京共商國家建設大計。三是中央人民政府承諾替盧還清加拿大的那筆借款。

盧作孚

1950年6月中旬，盧作孚經深圳乘火車到達北京，出席了正在召開的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二次會議，被補選為全國政協委員。民生公司滯留在港的二十餘艘江海輪和物資，以及價值二千萬美元的財產全部返回大陸。民生公司所欠加拿大借款，也由人民政府還結一清。在京期間，盧作孚先後應邀參加了毛澤東為工商界人士和西南民主人士舉行的便宴。周恩來和陳雲也多次約見盧作孚，就有關問題交換意見。朱德曾經在中南海宴請盧作孚，吳玉章、張瀾等也熱烈歡迎盧作孚歸來，黃炎培、孫越崎等老朋友更是與盧作孚多次晤談。此後，民生公司滯港的18艘輪船中，除太湖輪在自香港開往上海途中被國民黨海軍扣留開往高雄外，其餘17艘輪船，均得以衝破重重阻礙，安全駛回大陸境內。

盧作孚回國後，周恩來總理希望他在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主持工作。但盧作孚只想着民生的責任，還是回到了重慶，做他民生實業公司的總經理。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長章伯鈞和盧作孚共同簽署了《民生實業公司公私合營協議書》。至此，盧作孚的民生公司實際已成了「國企」，但中央人民政府仍聘請盧作孚擔任公司的總經理，主持民生大業。與此同時，盧作孚還被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此職務相當於今日正部級。

1951年1月，西南軍政委員會在重慶召開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盧作孚出席會議並作了長篇發言。在發言中他熱情洋溢地講到：「進步總是加速度的，1951年工作的速度，必比1950年更為迅速。西藏必完全解放，我們的五星國旗，必插在世界高原的邊沿上，或竟插在世界的最高峰上。不但從此完全解放了大陸，還要進一步集聚西南的人力物力，支持解放殘敵最後盤踞的台灣，打破海口的封鎖，解放數百艘數十萬噸的中國輪船，讓我們的中國輪船，讓我們的五星國旗，飄揚在世界的海洋上面。」

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鄧小平

然，令回國欲大展宏圖的盧作孚萬萬沒想到的是，從回國的那一天起，一波接一波的政治運動着實令其接應不暇，手足無措。首當其衝的是1950年開展的鎮壓反革命運動，亦稱「鎮反」。按說「反革命」與盧作孚沒有一毛錢關係，但畢竟彼時的民生公司與國民政府之間來往交割甚密，故在運動中公司核心成員被揭發與50多個反動團體亦有關聯。於是乎，盧作孚手下的30餘名老員工遭逮捕並槍決，即使其身居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高位，亦愛莫能助，無法出手相救。

鎮壓反革命運動（1950年12月至1951年10月）

「鎮反」還未結束，「三反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又於1951年11月開始了。此次運動起於「劉青山、張子善案」，是一場在中國共產黨和國家機關內部開展的運動，與民生公司「不搭嘎」。然，架不住已是人民政府要員的盧作孚，運動的鋒芒自然而然地便指向了他，且群眾揭發出來的無非是民生公司內部「小金庫」事。然，畢竟比起劉青山、張子善機關生產的「小金庫」，民生的那點事兒可謂「小巫見大巫」，加之民生公司畢竟不是中國共產黨機構和國家機關，在時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劉伯承、鄧小平、賀龍等首長的力保下，盧作孚險中過關。

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副主席合影

然，因「三反」運動中暴露出大量的貪污盜竊與社會上不法資本家的行賄、偷稅漏稅、盜騙國家財產、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毒」行為密切相聯，故要徹底剷除「三害」，就必須反掉「五毒」。1952年2月上旬，「五反」從上海開始，並逐步向全國擴展。這次盧作孚可真是「難脫干係」了。1952年2月8日，川東行署召開了「五反」動員大會。面對這次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當年隨盧作孚一起創業的老員工，自知身上那些被「五反」視為的污點已無法洗清，加之對自身難保的盧作孚根本無法拯救他們於水火，為了自保紛紛起來揭發盧作孚，其中不僅有解放後民生一些偷稅漏稅行為，而且將幾十年前那些偷稅漏稅的賬一股腦都算在了盧作孚的頭上。這次盧作孚可是「在劫難逃」了。

「五反」運動（1952年1月26日-1952年10月25日）

就在川東行署召開「五反」動員大會的當晚，盧作孚回到重慶民國路20號家中後，服用過量安眠藥自盡。人們聽到他的最後一句話是：「我累了，我要休息。」 盧作孚留下一紙遺書，上面只有兩行字：「把傢具還給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們過。」

其實，對盧作孚這類在國內外具有重大影響的人物，中共一直是持保護態度的。如同上海的榮毅仁，五反運動伊始，就被定了「完全守法戶」的調子。若細查，「五反」中上海那個被槍斃的大康藥房經理王康年，比起榮毅仁被揭發出來的那些事兒，似乎就不算事兒了。可惜的是，來自北京方面保盧作孚過關的發文，在川東行署動員大會的次日才到達，且未曾料到盧作孚在當日就扛不住而與世長辭了。

1953年2月28日，上海市人民法庭判決王康年死刑，立即執行

有人說，如果當年盧作孚不回大陸去台灣，且不論能不能成為包玉剛那樣船王，起碼一生可「安然無恙」。也有人說，如果當年盧作孚聽周恩來的，在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主持工作，將不會有此結局。還有人說，即使盧作孚扛過了「五反運動」，就憑其在國民黨政府擔任過交通部次長、全國糧食管理局局長及三青團中央幹事會幹事這些差事，在文革中亦在劫難逃......

然，歷史沒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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