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汝珍，清遠人，是1904末代科舉榜眼。朱汝珍故居在清遠南門街，生於清朝同治九年，家族在清遠十分有地位，家族在清遠科舉，考到功名三十多人，被授予官職十幾人，受封爵號三十幾人。朱汝珍家族世代為皇權效力，有官有爵有財有名。朱汝珍的家族是清遠的豪門。
朱汝珍祖籍清遠八片山，高祖、曾祖分別是恩貢、拔貢，擔任教諭，即地方的教育部長。父親曾為知府，系五品武官，而朱汝珍在辛亥革命以後，沒有當過民國的官，有人說，這是因為他清朝祖業的福蔭，因為朱汝珍感激清朝，清朝給了朱汝珍所有的成就及好處，所以，朱汝珍不服侍民國。
這個說法與朱汝珍的想法也許不一樣。《道德經》說，能擁有的，必定是不在乎的。朱汝珍不在乎當官，所以一生有官做。朱汝珍沒什麼野心，只是想成就一個文人的生涯，而那些投靠繁榮發達的行為，在朱汝珍看來，不過是無法堅持操守，難以持之以恆的做法。
所以，朱汝珍選擇了留在溥儀的小朝廷，編寫史料。歷史記載，朱汝珍除了能做史官，還是大清商業法律的修撰者，為人穩健，辦事老練，而且家族世代為官，是一個非常有能力的文人，民國多次邀請他擔任官職，他都一一回絕了。
朱汝珍在1919年的《五十自壽詩》寫道，「已甘野服老閑深，屢賁征書訝不倫」，翻譯過來就是說，已習慣了在野的狀態，喜歡身閑無事，但是看到不斷有邀請為官的征書，有點生氣，這些官職不倫不類，沒有興趣。
朱汝珍如果為民國服務，那就是服侍兩個朝代，這樣對他那高貴的思想，也許會有所抵觸，何況民國根基不穩，一切都在變化中探索，進了民國的船，難以安穩，朱汝珍喜歡平穩全面，反感輕飄，而動蕩的民國，如果朱汝珍走了進去，不一定能幹好，說不定損了他幾十年努力所獲得的聲望。
朱汝珍不是投機分子，他的舉動都是那種穩定的、厚積薄發的，更何況朱汝珍喜好文字工作，他祖上都是和文字打交道的，即使身為武官的朱汝珍父親，也是一個拿捏文字的高手。
在民國沒有那麼強的背景，朱汝珍在不確定會成功的情況下，不仕民國。不仕意味着沒有長期穩定好俸祿，要自食其力，或者幫人打點事務，這樣做所受的苦，與他世代出仕的長輩們的不同。這種困難和結果，只有朱汝珍自己親自去體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