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1949年11月的一天，羅瑞卿突然接到一封密令，發出者竟然是毛澤東主席。
內容倒也簡單，毛主席希望羅瑞卿先不要聲張，調動一切可調動的資源，徹查一樁塵封十幾載的懸案。
這起案件發生於1931年，當時為了營救一批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的我地下黨員，蘇區籌集了120兩黃金，將其從江西瑞金發往上海。
然而，這120兩黃金莫名失蹤於上海松江地區。
因為沒有資金及時營救，被捕的九名同志遭到殺害；三名傷病的地下機關同志無醫療費用含恨離世；四名犧牲烈士的家屬未能得到組織及時救濟流落街頭，最後失蹤。
總之，這起黃金遺失案件所導致的後果非常慘重，成為毛澤東主席一直以來的心結。
新中國成立後已經有了條件，他老人家務必要弄清楚，到底是什麼人吃了熊心豹子膽，居然敢截走這一批黃金。
那麼，羅瑞卿是否查出這樁案件的真兇呢？
圖｜1953年，羅瑞卿與毛澤東在武漢
一
開國大將羅瑞卿出生於1906年5月，他是四川省南充市人，於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底，考入在武漢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於1928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在上海從事秘密工作。
長征時期，羅瑞卿擔任紅軍先遣隊參謀長、軍團政治保衛局局長，出色地完成了保衛黨中央安全的任務。
新中國成立後，羅瑞卿擔任公安部部長，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等重要職務。
由於羅瑞卿將軍身材高大，毛澤東主席多次笑着向他人說道：「天塌下來有羅長子頂着。」
1949年11月，當羅瑞卿接到毛主席「徹查1931年我黨黃金遺失案」的密令後，他立即於1949年11月下旬，以中央公安部的名義，聯合社會部向華東局、東北局、華北局的公安部、社會部發出機要件，要求對發生於新中國成立前我黨我軍各個歷史階段的若干起尚未偵破的懸案進行調查。
因為這批黃金最終遺失於上海，案件最後分發給華東局了。
茲事體大，羅瑞卿特別囑咐華東局：這是一起嚴重的中央特別經費失蹤案，必須要在短時間內，還不能打草驚蛇地破獲此案。
華東局不敢怠慢，立即指示華東公安部、社會部拿出具體方案，經過各部門開會研究後決定，由上海市公安局進行調查。
具體負責經費失蹤案的是「懸案調查第三組」，組長蔣文增，組內還有三個調查員。
二
想要徹查此案，蔣文增必須先弄清楚當時這批黃金最後遺失於哪個地點，以及交接的具體方式方法。
他帶着三個組員，於1949年12月初坐着火車直奔北京，見到了時任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的林伯渠。
林伯渠回憶道：1931年，幾名黨內同志被國民黨反派逮捕。按照打探到的消息，這幾位同志的身份尚未完全暴露，及時疏通一下找找關係，應當可以把他們營救出獄。
有道是：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
既然想託人找關係，必須要有一批活動經費，當時被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只認黃金、玉器首飾等一些硬通貨。
蘇區的經濟同樣不寬裕，為了營救同志，但是，蘇區政府最後撥給中央黃金一百二十兩。
為了萬無一失地把這批巨款從江西送到上海，我（特指林伯渠第一人稱）想了一個辦法，先請金匠把打土豪繳來的金首飾高溫熔化後製作成十兩一根的「大金條」，裝入一口按照金條尺寸專門製作的白銅盒，盒口用錫焊封。
黃金準備完畢後，蘇區工作人員制定了一條轉移路線，即從瑞金——南平——福州——溫州——金華——杭州——松江——上海。
這筆黃金需經由七個地下交通員之手，從江西秘密送到上海，涉及一個交接驗核的手續。
圖｜快字符
為了確保每條線都不出錯，我親筆書寫了一個「快」字，然後請刻章店鋪用特製硬木刻成一枚約等於象棋子大小的印章，按筆畫分成七塊。
七個不同的小印章代表着七個地下交通員，上下線交接時，按照一套繁瑣縝密的組織程序將手中的信物、黃金還有鑰匙一併接收，再往下一個地方轉移。
最後，中央蘇區收到了其中六個「快」字印章，這就證明黃金最後遺失於上海松江。
三
說清楚了案件原委後，林伯渠還提供了一條線索：「蘇區派出的第一站的交通員姓秦，他當時是高自立同志的警衛員。」
高自立當時在東北工作，蔣文增四人立即趕到了瀋陽後發現高自立已經病危，老同志強撐着最後一口氣，對第三組說：「小秦叫秦朴，如今在廣西十三兵團任職。」
蔣文增立馬從東北奔赴千里之外的廣西，在南寧市郊一所軍營，見到了已經升任為副師長的秦朴。
從秦朴那裡，蔣文增得到了另外幾名交通員的身份信息，唯獨沒有最後一站松江交通員的信息。
蔣文增回到上海，向局裡領導進行彙報，又查閱了原始檔案資料，走訪了一些知情者，一路順藤摸瓜，在杭州找到了最後一站的交通員——劉志純。
劉志純已經和黨組織失去聯繫多年，所以蔣文增沒有從秦朴那裡得到他的信息。
據劉志純回憶：1931年12月初的一天晚上，他與從金華過來的上線交通員成功對接。
按照原定計劃，劉志純於12月3日抵達松江「漢源棧房」。當天下午四點，他與一位三十五歲左右的男下線交通員完成交接，對方拎着裝有黃金的皮箱走了。
考慮到上下線交通員不知道對方的身份，線索似乎到劉志純這裡就斷了……
四
這起案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好不容易有了一些線索，第三組的工作人員不可能就此放棄。
兜兜轉轉，蔣文增與組員查到了松江保安團司令部內部招待所七年來（1930年至1937年）的全部住宿人員登記資料。
在1931年12月1日至5日中，入住的非軍人旅客（蔣文增認為與劉志純交接的交通員肯定不是軍人）一共只有三個：一個姓張，是南匯縣周浦鎮上的醬園老闆；另一個是張老闆的太太；另一個來自上海，名叫梁壁純，其擔保人是保安團營長郭洪順。
梁壁純於12月1日中午入住，至12月4日清晨離開。
張太太被首先排除，張老闆和梁壁純包括郭洪順都有嫌疑。
圖｜林伯渠
不過，第三組經過實地調查走訪後發現這個梁壁純的嫌疑最大。
據知情者回憶，十幾年前的梁壁純是祥德源國葯號的工作人員，後來卻突然失蹤，並與組織主動斷絕一切來往。（劉志純本人想和組織聯繫，卻因為時代背景等諸多因素，最終未能聯繫上）
又經過一番努力查找，蔣文增在浦東一幢民房找到了梁壁純。
找到梁壁純後，蔣文增把劉志純照片拿給他看，梁一眼就認出他在十幾年與劉交接過。（蔣文增也把梁壁純的照片給劉志純看過，確認彼此身份無誤）
既然梁壁純是最後一站的交通員，黃金在他手中遺失的，他本人又消失這麼多年，嫌疑非常大，蔣文增馬上就對其進行突擊審訊。
據梁壁純交代，1931年12月3日傍晚，他與劉志純接了頭交了貨，於1931年12月4日上午，按照領導交代的方式坐輪船，最後在上海曹家渡輪船碼頭下船。
到站之後，梁壁純提着行李上了岸，叫了輛黃包車準備回住處。
黃包車不同於小汽車，如果遇上凹凸不平的道路時，乘坐者上下顛簸非常難受。加之梁壁純身負秘密任務，情緒非常緊張，伴隨着黃包車一上一下地起伏，他有些迷迷糊糊，思緒一直無法集中。
忽然，那名車夫與另一名幫推車的人，（黃包車車夫走在諸如陡橋、上坡的地方，會讓人幫自己推車，事後給些小錢）將一塊散發著藥味的紗布蒙住了梁壁純的口鼻，梁壁純頓時失去了知覺。
等梁壁純蘇醒過來時，發現自己躺在曹家渡一張旅館的床上，詢問夥計才得知，自己被兩個三位年輕的男性送到了這家旅社，已經睡了十八個鐘頭。
不用多說，梁壁純清醒後發現劉志純交給他的小皮箱不翼而飛。
其實，有着多年地下工作經驗的梁壁純，早就按照這個小皮箱的大小以及這趟任務的重要性，猜出來裏面裝的肯定是黃金，要麼就是其他貴重的硬通貨。
執行這趟任務前，上級明確交代「人在貨在」，現在丟了，只求自保的梁壁純趕緊帶着家人逃跑。
梁壁純很聰明，他離開這家旅社之前，讓旅社掌柜的、工作人員還有那個看着自己醒來的夥計聯合出了一個書面材料，詳細說明自己是由何時何地被什麼人送到這家旅社。
其最終目的就是希望組織日後找上自己，證明他不是拿那批黃金的罪魁禍首，真兇當另有其人。
五
線索到這裡似乎又已經中斷了，黃金雖然在梁壁純手中丟的，但他本人並不清楚這批黃金最後去了哪裡。
偵查員對此作了反覆研究，最後認為這不是一起有預謀的劫案，應當是幾個毛賊臨時起意，騙目標梁壁純上車後作案。
20世紀30年代初，上海一面是十里洋場燈紅酒綠，另一面三教九流，各路人馬都有，社會狀況與治安相當混亂。
想在十幾年後找出是誰迷暈了梁壁純，拿走這批黃金的兇手，真猶如大海撈針。
天無絕人之路，1950年5月的一天，上海市第二看守所所長向第三組傳來一則重要消息。
當時羈押在看守所的兩名犯人曾豐、馮安寶聯名提供一條關於1931年黃金案的線索。
曾豐生於1896年，原是法租界巡捕房刑事部華捕，從1923年一直干到1943年。
上海解放後，市公安局政保一處找到曾豐，要他交代當年在法租界辦過的幾起案件。
圖｜舊社會黃包車夫
因為曾豐一直沒有交代清楚，他被關押在上海第二看守所里的一個大監房。
同監的犯人聽說曾豐曾是巡捕房的刑警，都讓他聊聊以前破案的事兒，解解悶。
閑着也是閑着，曾豐有一次就說到了曹家渡的黃金搶劫案，他說這是1931年入冬後沒幾天發生的，當時竟然沒有報案，案子一直拖到解放後。
1950年5月的一天，同監犯人馮安寶悄悄向曾豐諮詢一個政策問題：人民政府說「坦白從寬，將功折罪，立大功受獎」，如果有誰知曉曹家渡黃金搶劫案的內幕，能被寬大嗎？
曾豐從話里話外察覺馮安寶社會閱歷不深，但他肯定知道一點黃金案的線索，曾豐於是一點點從他嘴裏套出了一些有用的線索。
馮安寶，生於1916年，其父馮定飛是開機修廠的，以維修汽車、摩托車等機動車為主。
按照現在的話說，馮安寶家境不錯，加上他為人大方，經常和社會上的人結交，妥妥的屬於「小開」。
馮安寶有個表兄，名叫吉家貴，比他大十歲。
1931年10月16日，這一天是馮安寶的十五歲生日，家裡自要好好慶賀一番。剛從舞廳辭職的無業人員吉家貴以「幫忙」為由，住進了馮家。
這一住就是兩個多月，吉家貴在馮家一直住到12月上旬。
那幾個月里，馮安寶與這個表哥，還有他的兩個結拜兄弟阿古、小克整日廝混在一起。
馮定飛看到兒子整日不學無術，擔心被社會上的人帶壞了，就讓他與吉家貴拉着家裡的一輛黃包車去街上鍛煉鍛煉。
說是鍛煉，其實就是讓這兩個小兔崽子有點事情干。
玩了兩個來月，吉家貴、阿古、小克已經能把車拉得像模像樣了（馮安寶當乘客，從不拉車）。
大約1931年的12月上旬的某天，吉家貴把這輛黃包車送回來了，並且與馮家似乎斷絕了來往。
馮安寶當時對此毫不在意，他日後成了一個紈絝子弟，整日就是吃喝玩樂。到了新社會，馮安寶以「強姦罪」被人告進了公安局。
這種罪無論在歷朝歷代都需重判，馮大少爺嚇壞了，他聽了老刑警曾豐說的這麼一嘴搶劫黃金案，馮安寶立馬想到是不是表哥和阿古、小克他們三個做的？
六
曾豐聽完了馮安寶的敘述，覺得此事非同小可，二人於是聯名向看守所所長報告。
事實果真如曾豐預料的那樣，警察立刻出動，連夜拘捕吉家貴，在其住所搜出一個白銅盒，經梁壁純與劉志純辨認，正是當年經手交接的那個。
吉家貴被捕後，對這樁已經相隔十九年的黃金搶劫案供認不諱。共三人參與此案，他是策劃者，劉阿古（阿古）、庄克（小克）則是執行者，作案動機是籌款開店。
1931年12月4日清晨，吉家貴、劉阿古、庄克把黃包車擦拭得一乾二淨，前往曹家渡碼頭準備拉客，同時伺機作案。
三人發現梁壁純神色緊張，將一隻小皮箱緊緊地護在身前，不用明說，這隻小皮箱裏面肯定裝有貴重物品。
因為他們的黃包車比較新，加上有意接近，梁壁純就這麼稀里糊塗地上了「賊車」。
劉阿古拉車，庄克在後面推車，當行經到一處偏僻的地方時，吉家貴用準備好的葯布迷暈了梁壁純，後將他送到曹家渡大旅社，推託梁壁純是他們的朋友，宿醉不醒。
然後三人拎着皮箱，逃之夭夭。回到住處後，將箱內的白銅盒打開，三人各獲四十兩黃金後彼此斷絕聯繫。
1950年5月12日，第三組拘捕了另一案犯劉阿古，他當時在上海北京路經營一家五金商行。
另一案犯庄克於1934年拜杜月笙為師，1937年，參加由戴笠組建的「抗日別動軍」，後與日寇作戰時陣亡，抗戰勝利後被國民政府追認為烈士。
圖｜解放後，公安機關審判案犯
從偵查員口中得知庄克曾參與過黃金劫案後，庄克父母主動交齣兒子生前交給他們保存的兩根「大條」黃金。
這兩根「大條」經當年瑞金縣城金匠辨認，確系出自其手。
至此，這起發生於1931年的巨案終於破獲。
結語
1950年11月18日，吉家貴、劉阿古以搶劫罪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梁壁純被判有期徒刑十年，於1959年病故。
曾豐、馮安寶分別於1950年7月和1950年11月釋放。
消息傳到北京，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此唏噓不已。
他們原本認為這樁黃金搶劫案應當是內部叛徒所為，再不濟也應該是國民黨反動派從中作梗。
萬萬沒想到，三位不起眼的小毛賊竟然如此膽大包天，竊取了這批黃金，導致整條戰線上的同志全部遇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