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燕大校長，晚年成為了美國的替罪羊，毛主席寫下豪文為其送行

前言

「比起美國人，其實我更像是個中國人。」這是晚年的司徒雷登時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司徒雷登是個美國人，但是在中國出生，曾經是燕京大學的校長，在他的治理下，燕京大學成為了當時中國的一流名校。

「九一八事件」爆發之後，司徒雷登曾經鼓勵學生們走上街頭，譴責日本人的侵略行徑。因為鼓勵學生參加反日遊行，在日軍全面侵華之後，還在日本人的監獄裏度過了幾年歲月。

乍一看司徒雷登像是一個中國的國際友人，但事實上並非如此。抗日戰爭勝利之後，考慮到司徒雷登在中國的聲望，杜魯門任命他為美國駐華大使。

從擔任美國大使的那天起，他就不再是中國人的朋友，他所作所為全部是為了使美國的在華利益得到最大化，成為了美國在戰後控制中國的一個工具。

1949年，美國支持的蔣介石政府大勢已去，這也標誌着這一階段美國的對華政策宣告破產。8月2日，司徒雷登離開了生活了多年的中國。

當他所乘坐的飛機降落在夏威夷補給時，他得知了一條令他心灰意冷的消息。美國政府發佈了《美國與中國關係》的白皮書，全面闡述了美國「扶蔣反共」政策的失敗過程。同時也揭露了司徒雷登的一些對中國的片面報道。

此時的司徒雷登心中五味雜陳，他心裏明白，自己的政治生涯結束了。毛主席在得知消息後洋洋洒洒的寫下了《別了，司徒雷登》一文，文中一針見血的揭露了司徒雷登的真實面孔。

圖｜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在中國辦過多年的教會學校，抗日時期坐過日本人的監獄，平素裝着愛美國也愛中國，頗能迷惑一部分中國人，因此被馬歇爾看中，成為了駐華大使，成為了馬歇爾系統中的風雲人物之一。」

一、中國出生的美國人

清朝末年，政府腐敗無能，經歷了工業革命的西方列強，面對曾經驍勇的八旗子弟時呈現出摧枯拉朽之勢。

中國的國門被打開，很多西方的傳教士來到了中國進行傳教，約翰-斯圖爾特就是其中之一。當時杭州是江南地區的重要城市，自古以來經濟就比較發達，同時又靠近通商口岸，這裡是基督教徒的天堂。

斯圖爾特和妻子在西湖附近蓋了一座小房子，從此便開始了在中國的生活。不久之後，夫妻二人便在杭州生下了第一個孩子，雷登-斯圖爾特。

為了讓他能夠在中國方便的生活，他的父母根據他名字的中文發音，給他取了一個中國名字——司徒雷登。

為了傳教，司徒雷登的父母在自己的住所附近修建了一個小教堂，司徒雷登從小就和左鄰右舍的中國小孩一起玩耍。

雖說一副白人面孔，但是他說著一口地地道道的杭州話，生活習慣也和一般的中國人別無二致。

1887年，當時的司徒雷登已經11歲了，父母為了讓他得到更好的教育，決定把他送回美國，雖說自己是個美國人，但是這卻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登上美洲大陸。

剛回到美國，司徒雷登非常不適應，他平時吃慣了中國菜，他用了很長時間才適應芝士、奶酪的味道。不光講不好英語，生活習慣上也和同齡孩子有很大區別。別人吃飯時都用刀叉，唯獨他使用筷子，他逐漸成為了同齡人眼中的異類。

圖｜晚年司徒雷登

即便困難重重，他還是努力去適應美國的生活，在父母的引導下，他來到了協和神學院學習。1904年，司徒雷登從協和神學院畢業，此時他已經成為了一個貨真價實的美國人。

但是此時的他非常懷念年少時期在中國的生活，於是他決定繼承父母的事業，回到中國傳教。司徒雷登的新婚妻子艾琳也非常支持自己丈夫的事業，放棄了在美國優越的生活條件，和丈夫一起來到了杭州。

司徒雷登心裏非常清楚，封建傳統思想在中國人的心中已經根深蒂固，推翻他們幾千年形成的思維習慣不是一朝一夕能夠完成的事。

所以司徒雷登改變了以往傳教士那種枯燥的說教方式，他發揮出了自己語言方面的天賦，不僅重拾了杭州話，還自學了上海話，用講故事的方式在中國宣傳基督教，一口流利的方言，加上生動的故事，讓他充滿了親和力。

1913年，南京金陵神學院給他寄來了邀請函，希望他成為學校的一名希臘文教授。從此司徒雷登便開始了自己的執教生涯。

雖說有了教授這一新身份，但是他從未忘記傳教士這一老身份。1918年，美國南北長老會給司徒雷登寫信，希望他能在中國籌辦一所綜合性的大學。

當時北京有大大小小多所教會學校，其中就包括匯文大學和華北協和大學，當時這倆所大學正在籌備合併工作。

圖｜司徒雷登和老師們的合影

當時兩所學校達成協議，合併之後聘請一位德高望重的校長，他必須滿足以下幾個條件：一、必須熱愛教育事業；

二、和基督教會聯繫密切；

三、在此之前和這兩所學校沒有任何關係。

司徒雷登看到這一消息後，大喜過望，這不就是專門為自己準備的崗位么？於是他順理成章的成為了兩所學校合併後的校長。

但是司徒雷登到了北京之後卻發現自己接手的是一個爛攤子，這所大學不僅設備落後，教師的水平也是參差不齊，只有不到一百名學生，學校僅有五個教室，三排宿舍。

但是司徒雷登還是默默的開始了學校的籌建工作。當時最緊缺的就是資金，司徒雷登穿梭於中國的各大城市，多次往返於中美之間，像是一個乞丐一樣與各個基金會聯繫，經過幾年的努力，總算湊夠了資金。

司徒雷登在清華園附近買下了一塊地當做新校區，不惜花重金聘請了費孝通、陳寅恪、錢玄同等大師來到學校任教。

雖說自己是個傳教士，但是他從來不在意宗教課是否是學校的必修課，他只是發自內心的喜歡教育，並沒有把籌辦大學當做是教會的任務，只想單純的為中國培養人才。

司徒雷登為這所大學傾盡所有，最終它成為了與清華大學、北京大學齊名的高校，這就是人們熟知的燕京大學。

在他的努力下，學校已經初具規模，但是他卻選擇交出了大權，退居二線。他認為這所學校應該屬於中國。

圖｜曾經的燕京大學

但是當他退居二線之後，沒過多久，日本人便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中國東北全境淪陷。雖說司徒雷登是個美國人，這件事本身於他無關，但是他還是帶領學生們走上了街頭，他走在隊伍的最前列，大聲喊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受到他的影響，燕京大學成立了請願團，前往南京國民政府官邸示威。蔣介石馬上聯繫了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被要求制止學生們的遊行運動。

但是司徒雷登卻說：「如果這次請願燕京大學的學生沒有參加，那麼這就是我這些年教育的徹底失敗。」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很多人都遷往了後方，但是司徒雷登卻堅定的留在了北京繼續辦學。當時有很多愛國學生被日本憲兵逮捕，他多次輾轉於美日大使館，保護了無數學生。

當時美國還是中立國，日本的軍事擴張還比較依賴和美國的貿易，所以日本人也不敢過多難為美國國籍的司徒雷登。但是日本也對他也是恨得咬牙切齒。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美日之間終於撕破了臉，美國國籍再也不能當做是司徒雷登的「免死金牌」，很快他就被日軍逮捕，然後在監獄裏度過了抗日戰爭的餘下歲月。

在獄中，司徒雷登完成了自己的自傳——《在華五十年》，此時的司徒雷登雖說已經淪為階下囚，但是他的心裏依然深愛着中國，深愛着自己一手創辦的燕京大學。

抗日戰爭最終以中國的勝利而告終，司徒雷登也重獲自由。走出監獄後的第二天，司徒雷登就返回了燕京大學，宣布複課。

圖｜司徒雷登和學生的合照

那段時間，司徒雷登帶領學生英勇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行為在中國家喻戶曉，他的聲望也達到了頂峰。

如果他能夠繼續從事教育工作，或許他永遠會是中國人民心中的國際友人，但是有時候命運就是如此的難以預測，司徒雷登偏偏在這一階段涉足政治。政治領域對於一個文人來說，就像是個萬丈深淵，他的命運也將從此被改變。

二、美國政治的「棄子」

雖說中國取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但是中國的政治環境暗流涌動，國共兩黨在意識形態上存在着不可調和的矛盾。這種矛盾早在抗日戰爭時期就已經初顯端倪，兩黨的軍隊摩擦不斷，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皖南事變」。

在美蘇等國的壓力下，蔣介石只能暫時收起武器，與我黨在重慶進行談判，最終國共兩黨簽署了「雙十協定」，談判期間，周恩來還親自會見了司徒雷登，向他表明了我黨的一些主張。也得到了司徒雷登的支持。

但是蔣介石在1946年6月撕毀了「雙十協定」，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之前一直極力促進國共兩黨和談的馬歇爾也不得不宣布自己計劃的失敗，美國的對華政策也轉變為了「扶蔣反共」。

1946年7月12日，馬歇爾考慮到司徒雷登在中國的聲望，推舉他為美國駐華大使，這一建議被杜魯門採納，此時70歲高齡的司徒雷登首次登上政治舞台。

圖｜馬歇爾

司徒雷登是個出色的教育家，但是並不是一個合格的政治家，在他成為駐華大使後，並沒有認清中國的形勢，還是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讓國共兩黨重新回到談判桌上。

但是當時蔣介石已經大舉進攻解放區，和平這個詞早就已經和中國漸行漸遠。我黨當時已經清醒的認識到，此時的司徒雷登也並非是純粹的為了中國着想。

他的眼裡只有美國的利益，他提出建立的「聯合政府」實際上是以國民政府為主導，他這一主張一旦實現，中國不僅不能得到民主，民族團結還會受到影響。

說不定還會回到民國時期軍閥割據的局面。一個是軍閥割據的中國，一個是團結一致，日益強大的中國，在司徒雷登眼裡，肯定是前者對美國更有利。

看似是在為美國的利益考慮，但是美國政府卻不買賬，畢竟當時美國政府已經決定「扶蔣反共」，培養一個徹底臣服於美國的蔣介石政府。

沒想到蔣介石在美國的幫助下，解放戰爭依然打的亂七八糟，三大戰役過後，主力基本喪失，蔣介石宣布下野，而司徒雷登還在做着促使和談的美夢，開始全力支持李宗仁上台，並希望李宗仁管理中國南方。

當時解放軍都已經快打到南京城了，還有什麼談判的必要。而支持李宗仁這一決定更是讓司徒雷登得罪了蔣介石，至此，政界新手司徒雷登在共產黨、國民黨、美國政府三方面前都沒落着好。

除了在對華政策上招來了三方勢力的嫌棄，解放戰爭期間，司徒雷登還公開支持美國的「扶日反共」政策。二戰結束之時，美國對日本主要實施「限制削弱」政策，但是隨着蘇聯戰後的崛起，美國希望把日本變成對抗蘇聯的前沿陣地。

圖｜解放軍佔領南京總統府

嚴格意義上說「扶日反共」政策反的是蘇共，但是當時蘇共和中共在意識形態上幾乎沒有區別，這也側片反映出，司徒雷登表面上傾向於調停內戰，實際上在他內心深處像美國政府一樣擁有反共基因。

在這種政策下，美國在對日本戰犯審判的過程中營私舞弊，包庇了很多罪孽深重的戰犯，國內爆發了多次反美遊行，但是司徒雷登依然我行我素，力挺美國這一對日政策。此時他再也不是中國人民心中的「國際友人」，而是一個美帝國主義的幫凶。

1949年，解放戰爭基本已經到了尾聲，司徒雷登為了不讓新中國倒向蘇聯，提出前往北京與我黨洽談，這一計劃被美國政府否決，並要求他馬上返回美國。

他認為，既然木已成舟，美國在亞洲樹立一個敵人並不是一件好事，在他的飛機抵達沖繩時，發表了支持共產黨的聲明，但是由於美國政府的限制，這一聲明並沒有被公開。

飛機剛到夏威夷停留，美國政府便發表了《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白皮書詳細闡述了「扶蔣反共」政策失敗的過程，並揭露了司徒雷登之前對於中共的一些偏面言論。

看到白皮書後，司徒雷登心灰意冷，這時候他才意識到，自己已經成為了美國政府的棄子，成為了「扶蔣反共」政策失敗的「背鍋者」。

毛主席看過白皮書之後，親自寫下了五篇文章對其進行批判，其中《別了，司徒雷登》一文最為著名。

司徒雷登擔任美國駐華大使之後，看似是在為了中國的和平而努力，實際上這種和平只不過是用來犧牲廣大群眾的利益來獲得，他的心中只有美國的利益，毛主席一針見血的指出：「司徒雷登只不過是美帝國主義殖民中國第一個工具。」

圖｜《人民日報》刊登的《別了，司徒雷登》

「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司徒雷登看到了什麼呢？除了看到人民解放軍一隊一隊的走過，工人、農民、學生一群一群的起來之外，他還看見了一種現象，就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或民主個人主義者也都和工農兵學生們一起喊着口號，講革命。」

「總之，沒有人去理他，使得他『煢煢孑立，形影相弔』，沒有什麼事做了，只好挾起公文包走路。」

文章看似是在嘲諷司徒雷登，實際上嘲諷的是他背後的美國帝國主義，文章彷彿在向世界宣布：「美國的反共政策永遠不會取得成功，中國的崛起是必然的。」

三、悲涼的晚年

司徒雷登帶着失落的心情回到了美國，作為之前的駐華大使，機場居然沒有一人迎接他，一股涼風打在他的臉上，讓他變得像是行屍走肉一樣。

雖說短暫的進入政壇，但是很快他就被美國政府冷落，此時的司徒雷登孤身一人，他的兒子常年在外地傳教，沒有多少陪伴他的時間，他的妻子艾琳早在20年前就在中國病逝了。

回到美國之後，這位七十多歲的老人處處受到別人的冷眼，只能重新從事宗教活動，這才勉強維持生活。

但是命運在一次戲弄了這位飽經滄桑的老人，在一次傳教活動中，司徒雷登不幸摔倒，這讓原本就患有中風的他雪上加霜，這次活動之後他便半身不遂，只能在輪椅上度日。

由於自己大部分時間都在中國度過，他在美國沒有房產，之前的存款也都大部分拿來籌建燕京大學，他被美國的醫保系統拒之門外，生活極為悲涼。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美國參議院麥卡錫掀起了反共的高潮，麥卡錫主義在美國盛行。尤其是朝鮮戰爭之後，美國反共情緒日益高漲。

麥卡錫主義者想到司徒雷登曾經主張美國與中共進行溝通，於是把他定義為共產主義的「走狗」，一些極端人士甚至闖進他的臨時住所，對生活不能自理的司徒雷登進行侮辱謾罵。

在司徒雷登走投無路之時，曾經的一位叫做傅涇波的學生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早在燕京大學當校長的時候，傅涇波就非常仰慕司徒雷登，於是報考了燕京大學，後來他成為了司徒雷登的助理，幫助他處理了很多事務。

圖｜麥卡錫

傅涇波把司徒雷登接到了家中，把他當做是自己的父親去照料。傅涇波的妻子也並不反感這位老人，經常為他做地地道道的中國菜。

每當吃起傅涇波妻子所做的中國菜，司徒雷登都會回憶起在中國的歲月，想起曾經燕京大學的校園。隨着往事不斷在他的腦海中浮現，淚水情不自禁的流了出來。

在接下來的十幾年中，司徒雷登始終由傅涇波一家人精心照料。司徒雷登離世之前向傅涇波表達了一個願望，希望自己死後能夠和自己的妻子一樣埋葬在燕京大學。

1962年9月19日，司徒雷登在美國病逝。傅涇波按照他的遺願，來到中國與多個部門進行溝通。但是曾經的燕京大學早已不復存在，早在1952年，燕京大學就已經被撤銷，它的文科和理科併入了北京大學，工科併入了清華大學，法學、社會學併入了中國政法大學。

原來的校舍已經被北京大學接收，傅涇波就埋葬司徒雷登一事與北京大學取得了聯繫，但是由於當時處於中美關係敏感時期，再加上司徒雷登曾經的反共言論，北京大學最終拒接了這一請求。

圖｜左白崇禧，中司徒雷登，右傅涇波

為此傅涇波經過了長達四十年的努力，直到2008年，司徒雷登的骨灰終於回到了他懷念的中國，被埋在在了他的出生地杭州，自己的遺願也算是滿足了一半。

司徒雷登是個悲劇人物，其實他原本可以永遠的當一個受人愛戴的教育家，但是最終卻成為了政治的犧牲品。

其實這是美國學術領域的一個通病，國內老有人吹噓美國的學術環境有多麼純凈，其實並非如此，美國高校的教授無論是今天還是過去，都有參與政治的習慣，這似乎已經成為了美國高校內的一個潛規則。

如果不談論立場，司徒雷登是個優秀的教育家，雖說他在後來走入了歧途，但是不可否認，他對中國的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