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帝國燦若星辰的文理之士（1）王士禎

康乾盛世，有國富民足之盛景，亦有民怨官貪之暗沉，光影交錯，明晦相間。期間有歌功頌德、曉暢抒懷的文臣士子，如紀曉嵐、王士禎;有紕漏黑暗、道破荒唐的文人才子，如納蘭容若、曹雪芹; 亦有彰顯科理精湛、古學精粹的醫家學者，如梅文鼎、趙學敏。一時間，末代帝國，文理雙行，自是一片異彩紛呈之勢。

今天就來說說舉國「文」名王士禎

在《聊齋志異》尚未被世人發現傳誦之前，蒲松齡不過是一個在科舉路上屢戰屢敗、鬱郁不得志的落拓文人。有一天，心情鬱悶至極的蒲松齡便找到詩友欲吐心中不快。一進門就把一摞書稿丟在朋友桌上，大聲嘆道:「廢紙也，廢紙也!」

這位朋友震驚於蒲松齡的這份架勢，也深知他懷才不遇的苦悶，於是幾分勸慰後，便拿起蒲松齡的手稿，與書頁上揮毫潑墨寫下小詩四句及「王阮亭鑒定」五個大字。蒲松齡拿起一看，喜笑顏開，拱手言道:「多謝!多謝!」

王士禎

事隔不久,《聊齋志異》竟由一堆廢紙，成了眾多書坊爭相刻印的金貴之物。

這位名叫王阮亭的人不是別人，就是當時的文壇名士、官場紅人王士禎。

王士禎在蒲氏書稿上題字助賣之事不僅一時間傳為佳話，也幫助蒲松齡得以嶄露頭角。

王士禎的鑒定之所以有如此號召力，一是因為他的官場地位，二是因為他的文壇魅力。

在以科舉取士的明清時代，出人頭地的正途無疑是參加一輪接一輪的考試。和蒲松齡不同的是，王士禎在這條路上走得還算順利通達。早在參加童子試時，王士禎就通過縣、府、道的三個「第」而一鳴驚人，聞名鄉里，後來又高中進士，文名更是日甚一日。在此之後，他以文會友，廣交賢人，在文壇上也漸漸有了一定的地位。

順治十六年，王士禎得任揚州推官，在此期間，他掌管刑獄大權，秉公辦事，為民立命，頗受百姓擁護，政績也算卓著。江寧之戰後，順治皇帝把對反清勢力的憤怒發泄在支持反清勢力的百姓身上，連造數起冤案。這些案件在歷史上合成「海寇案」。當時的王士禎被聯名請願的百姓感動，決定親理冤案，為民昭雪。但是在事情的進展過程中，王士禎的行動重重受阻。最後，忍無可忍的他棄冠於地，親率眾冤民和當時的戶部侍郎葉成格據理力爭。結果大多數冤案得到平反，他的狷（juan四聲）介品格為朝野頌讚，廣傳於世。

除了盡心為官外，王士禎在揚州期間，還「倡倚聲之學」，開始致力於填詞學問的探究。每天工作完成之後，就邀請眾多詞人到府上小聚，共同談詞作詞。一時間揚州變成了四海文人爭相趕赴的地方。

5年後，王士禎被調往京城出任戶部郎。在任期間依然不忘以文會友。加之當時帝都人才彙集，文化氛圍極為優越。在與他人相互交流的過程中，王士禎自身的學識也得到很大的提高。王士禎重要的詩歌創作理論「神韻說」正得益於此。王士禎身處「幽蘭之室」，再加上自己的勤奮好學，天資聰慧，不久就嶄露頭角，很多經典篇章都在那時得以傳世，詩歌和散文尤其為人所稱道。

不久，王士禎的才名傳到了康熙皇帝那裡，康熙皇帝對他的詩文很是讚賞。康熙十七年時，王士禎受到皇帝的接見，得到賞識，進入南書房侍讀。此外，康熙帝還下令讓王士禎整理自己的詩稿呈交朝廷，王士禎便選錄了三百篇詩作定名為《御覽集》，上呈朝廷。

王士禎從此以後便名揚天下，逐漸成為清朝初年的文壇領袖，當時的詩壇新人、文壇新秀求學京師時，首先就是去拜訪王士禎。運氣好的，如果能得到王士禎一字半句的褒獎，就能夠一夜成名，官運亨通。

這也是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會因為王士禎的幾個題字而發生戲劇性轉變的原因。

康熙四十三年，王士禎已經官至刑部尚書，但是不久，就因受他人牽連而被罷官。此次罷官，表面上是與審告冤案有關，實際上卻是與朝廷內部的權力爭奪有關，而王士禎作為一介書生，無疑是這場政治漩渦中的犧牲品。王士禎離京之時，送行者堵塞街巷，而他隨身攜帶的也不過是「圖書數麓，萬首詩」。

王士禎，號漁洋

就這樣，王士禎兩袖清風地回到家鄉，長期居住在山中別墅。致力於吟詩填詞，讀書著述。興起時，或登高抒懷，或觀瀑沉思，或臨淵戲魚。興盡後，便讀書品茗，研墨賦詩，全心揮毫。可謂張弛有度，愜意之極。在此期間，他心靈沉靜，文思活躍，寫就《長白山錄》、《夫於草堂集》、《香祖筆記》等聞世之作。

綜觀王士禎的一生，為官清正廉潔、恪守原則。一生以「清、慎、勤」的原則嚴格要求自己，不僅自己身體力行，還如此教育、勉勵自己的孩子。

在文學造詣上，王士禎著作等身，他的五千多首詩歌，是清代「神韻」詩的卓越代表。《四庫全書》在總目提要中這樣評價王士禎的文學成就:「當我朝開國之初，人皆厭明代王(世貞)、李(攀龍)之膚廓，鍾(惺)、譚(元春)之纖仄，於是談詩者競尚宋元。既而宋詩質直，流為有韻之語錄; 元詩縟艷，流為對句之小詞。於是士禎等以清新俊逸之才，范水模山，批風抹月，倡天下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說，天下遂翕然應之。」可見其理論學說在當時的影響之大、之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