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03日00:28:06 歷史 1010

作者：魏伯河

魏伯河（1953—），山東寧陽人，曾任寧陽一中語文教師、校長兼黨總支書記，為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2007年離崗後受聘於山東外事職業大學（原山東外事翻譯職業學院），任黨委宣傳部長、國學研究所所長、特聘教授，現為副校長。研究方向：中國傳統文化與當代傳承，側重於《文心雕龍》和齊魯文化研究。對寧陽歷史文化亦有較廣泛深入的研究，曾主編《泰安區域文化通覽·寧陽卷》，點校整理清代各版《寧陽縣誌》，發表相關論文20餘篇。耗時六年最新學術研究成果《黃恩彤文集》（500餘萬字，五卷本）已由齊魯書社出版。

摘要：黃恩彤不僅是施政有方的官場能吏、著作等身的文史名家，還對農業生產技術進行過深入的研究。他退職歸養之後，高度重視農業生產，編撰了多種農用專書，寫下了大量涉農詩文，並躬身實踐，知行合一，這在傳統士大夫中，是不多見的，也是難能可貴的。他的農學著作，既有整理改編的前代文獻，也有自身實踐和民間經驗的總結；他對農作物新品種的重視和推廣，也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儘管存在某種歷史的局限，但其農學成就應該在中國農學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關鍵詞：黃恩彤；農學著作；農學成就；農學史

中圖分類號：S-09 文獻標誌碼：A

黃恩彤像

黃恩彤（1801-1883），原名丕范，字綺江，號石琴，別號南雪，山東省寧陽縣添福庄（今屬蔣集鎮）人。

道光六年（1826）進士，被任命為刑部主事，從此步入仕途，幾經遷轉，所至有聲，累官廣東巡撫。他生活於清朝嘉慶以後至光緒初年，是中國社會「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李鴻章語）的親身經歷者。

百餘年來，他之所以廣為人知，主要是因為他曾親身參與了《中英南京條約》及其後的《五口通商章程》等涉外文件的談判，功過是非頗有爭議，褒之者稱其為「第一批睜眼看世界的先驅之一」，是「外交專家」；貶之者斥其為「賣國官吏」，罪在不赦。其實歷史地看，當時簽訂的那些條約，固然是不平等的、屈辱的，但又何嘗不是中國在處理國際關係方面由傳統的朝貢體制向近現代條約體制轉變的必然產物呢！而他之所以參與其事，一方面出於上命差遣，身不由己；另一方面，在談判過程中，他也是力盡所能，為清朝挽回或爭取了一些利益的,可謂「不辱使命」。

其次則是由於他的學術成就，他一生寫下了多達數百卷的文史著述，其《鑒評別錄》等史學論著、《知止堂集》《飛鴻集》等文學作品，足以奠定其近代以來文史名家的地位。近年來對其生平、思想的研究正逐漸展開1，但鮮為人知的是，他對歷來為傳統士大夫所不甚關注的農學領域亦有深入廣泛的研究，並且與農業、農村、農民的現實緊密聯繫，躬身實踐，知行合一，取得了較大成就。筆者近年在整理、點校《黃恩彤文集》（齊魯書社即出）的過程中，對此有了比較深入的了解，感到他這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在傳統社會士大夫中，是不多見的，也是難能可貴的。

道光二十七年（1847），49歲的黃恩彤退職回鄉養親，此後在農村生活了34年，直到去世。在這三十多年裡，他除了讀書寫作、進行歷史研究之外，還把很大精力用於和農家父老課雨量晴，關注着春種秋收、年景豐歉，遇有災荒，則積极參与出粟賑饑和抗災自救。他對當地農業生產的落後有深切感觸，曾盡了很大努力試圖改變這樣的現狀。為此，他編著了多部農學專書，還寫有大量有關農事的文學作品。可以說，在他的後半生中，農學的研究與實踐佔據了相當重要的位置。

在目前可以查到的黃恩彤著作中，有四部屬於農學方面的專著。分別是：1.《蠶桑錄要》五卷，摘編於明徐光啟《農政全書》，咸豐元年編定，有是年家塾刻本；2.《農學錄要》十四卷，摘編於明徐光啟《農政全書》，咸豐三年編定，有是年家塾刻本；3.《河干贅語》七卷，為飼養鵪鶉技術的專著，撰著、刊刻時間待考；4.《去螣必效錄》上下二卷，為治蝗專著，咸豐六年編定，有是年家塾刻本。不難看出，這些專著與前此歷代文人士大夫僅限於泛論農業重要性的論著不同，是主要偏重於技術層面的。他整理編著這類著作，目的不在於「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更非以著述豐富自樂，而是以實用價值為主要取向，以鄉間有一定文化知識的紳民為讀者對象，具有傳播農業科技知識、發展家鄉農業生產、改善家鄉農民生活的明確意圖和重要作用。

本文主要依據黃恩彤有關著作，試對其農學成就作初步考述。

黃恩彤像

一．對前代農業技術的整理和繼承

在生產力水平低下的時代，任何一項重要的生產技術，都需要經歷長期的發展過程，我國作為有五千年歷史的傳統農業國，農業生產技術的發展更是如此。在近代工業革命還沒有波及到中國之前，傳統的農業技術發展呈現極其緩慢、甚至徘徊不前的狀態，其傳承主要靠一代代人之間的口耳相傳來進行，陳陳相因，鮮有改變。在某些地區、由於某種原因，若干前代技術或種植的農作物品種甚至被人們遺忘、長期中斷。在此情況下，整理繼承前代的技術成果就顯得更為重要。

明代科學家徐光啟（1562-1633）曾以巨大精力編撰《農政全書》，但生前只完成了初稿，直到他死後六年（1639）才由其門人陳子龍（字卧子，1608-1647）等修訂出版。全書分為12目，共60卷，50餘萬字。12目中包括：農本3卷，田制2卷，農事6卷，水利9卷，農器4卷，樹藝6卷，蠶桑4卷，蠶桑廣類2卷，種植4卷，牧養1卷，製造1卷，荒政18卷，對中國傳統的農業技術具有集大成性質。但該書如黃恩彤在《農書錄要序》中所說：「蓋是書本文定公裒集諸家成說，未及逐加釐定；陳卧子輩於公身後始取稿本粗分門目，彙集成書，重沓抵牾，往往而有。不惟襏襫之夫無從審正，即有志學稼如吾儕者亦未免望洋興嘆，因而束閣不觀。」[1]（卷十一，p102）也就是說，該書主要起到了文獻集藏的作用，實用價值並不算高，當時對農業發展發揮的實際作用也是有限的。

黃恩彤的做法，是從中摘編對當地生產有直接指導作用的部分內容，以實用性和通俗性為原則，重加編輯，使其能服務於當地的農業生產。由於他本人是一位歷史學家，所以對某種農作物或農業技術的觀察和論述，也出自於史家的眼光，追源溯流，從而提高了論著的說服力。例如關於蠶桑生產，他在所撰《蠶桑錄要序》中說：

古者蠶事與農事並重，匹婦不蠶是謂失職。自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後、夫人躬桑親蠶以為民倡，載在《禮經》，至為隆備。山左徐兗舊域，自古宜蠶，懷襄初奠，桑土肇興，織文纖縞，列諸方物。太史公傳《貨殖》，亦曰「齊魯之間千畝桑，其人與千戶侯等。」漢於齊置三服官（如今織造），乘輿服御，咸取給焉。蓋桑蠶之利溥矣。自典午南渡，淪為戎索。厥後南北兵爭，民靡安處，舊俗漸失，蠶功亦廢。繇是遺法傳入江南，而河濟之間迄今邈焉難復。余宦遊吳越，爰及嶺海，所至觀風問俗，野多閑閑之陰，室有札札之響，蓋鮮不以蠶桑為亟。比乞養歸田，詢諸父老，大抵視若緩圖。間有富室閨娃、蓬門寒女，聞戴勝而夙興，執懿筐以從事，又未免鹵莽滅裂，十無一獲。偶有薄收，得不償勞。良由素乏講明、罕喻厥理，唐肆求馬，洵可愾嘆。間於定省之暇，取前明閣老徐文定公所輯《農政全書》流覽一過，於中《蠶桑》一門頗為詳悉。惜其搜采繁富，尚少剪裁，往往重複錯綜，首尾顛倒，閭閻寡昧之士，猝難得其倫脊。用是殫心校勘，重加排比，芟冗錄要，匯撰成書，第為五卷，共分三十六目八十六條。凡蠶事之利弊功過，先後次序，與夫桑之品類，以及樹藝之宜、采捋之方，厘然井然，寓目可了。將於量晴課雨之餘，與田翁野叟肄業及之，俾各教其家，相率而勤婦職。非敢雲復桑土之舊俗、廣《貨殖》之遺編，庶幾於方隅生計小有裨益云爾。[1]（卷十一，p102）

此文以歷史文獻證明，蠶桑生產原來是北方、尤其山東的悠久傳統。兩漢時期發展到極盛。司馬遷稱「齊魯千畝桑麻，……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2](卷一二九《貨殖列傳》，p3272)，可見蠶桑之利非同一般。然而自晉末南渡，北方離亂，經濟衰退，蠶桑業亦隨之凋零，植桑養蠶的技術也由此中斷，至清代後期仍未恢復。黃恩彤先後在江蘇、廣東任職多年，對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野多閑閑之陰，室有札札之響，蓋鮮不以蠶桑為亟」的景象印象深刻，還鄉後以《農政全書》「蠶桑」門為基礎，加以整理編輯，撰成《蠶桑錄要》一書，使其便於農人學習掌握，試圖重振家鄉的蠶桑生產。事實上，蠶桑業此後在寧陽也確實發展了起來，成為當地農民糧食生產之外的主要收入來源。這對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而言，不啻是一大善舉；其良苦用心和擔當意識，亦令人肅然起敬。

按照這樣的思路和體例，他又從《農政全書》中輯錄了適合於北方農業生產的內容，編訂為《農書錄要》十四卷，仍本着「夫農書之作，所以教民務本力穡，是必明白易曉，庶幾簡易可行」[1]（卷十一，《農書錄要序》，p102）的原則，力求與讀者的文化程度相適應，儘可能發揮其實用價值。清朝後期內憂外患，戰亂頻仍，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該書產生的實際效用已難以考較，但對繼承前代農業生產經驗、促進當地農業生產發展，應該是發揮了一定積極作用的。據此而論，黃恩彤不僅是當地農業發展的功臣，也可以說是徐光啟《農政全書》的功臣。

二．對實踐經驗的總結和提煉

農作物的一大天敵是蝗蟲，蝗災在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上經常出現，史不絕書。清朝後期，山東尤其魯西南一帶的蝗災多次發生，危害嚴重。如黃恩彤所說：「咸豐六、七、八年間，無歲不蝗，而同治初復大足為患」[3](卷三，《說蝗》，p125-126)。黃恩彤多次親眼目睹蝗災肆虐的過程，並不止一次直接參与了捕蝗活動。他寫下了多篇涉及治蝗的詩文，並專門編撰了《去螣必效錄》一書。其寫於咸豐辛酉年（1861）的五言詩《捕蝻》云：

辛酉九月望，南蝗蔽天來。銜尾向北飛，一半阻汶回。沙堤若邱阜，群聚緣其隈。是時賊甫退，四野嗷鴻哀。欲捕惜無力，田間任徘徊。秋稼早登場，宿麥初抽荄。饞口恣大嚼，莫辨麥與䅘。雌雄相抱合，遺種成胚胎（蝗子有膜裹之，中則子滿於房）。冬雪不能殺，累累藏沙堆（是冬兩得快雪，而蝗子埋沙中如故。或雲雪能殺蝗，坡詩亦云「入地千尺」，皆臆說也）。爬掘一漏萬，翻嫌天網恢（掘子亦成法，惟掘不勝掘）。今春苦亢旱，風起迷黃埃。枯麥不作浪，干甚中谷蓷。時雨一霶霈，布穀鳴如雷。禾苗漸萌達，綠髪森髤䰄。妖蝻忽怒出，萬卵若剖開。蠕蠕不知數，趯趯小有才。朝生叢西阪，夕從循東陔。坐見害田穉，厥罪惟汝魁。秉畀古有例，捕打今合該。鳴鐘集丁壯，助勢呼童孩。榆柳縛長帚，合隊聲喧豗。部勒用兵法，什長督以催。掘塹防竄逸，疾擊紛崩摧（此溝捕法，詳余著《去螣必效錄》）。殷勤語父老，努力休嗟唉。今茲兵火余，饑饉恆愁災。塞河慎涓滴，除患宜初才。莫待牙吻強，截禾如剪裁；莫待翅股成，騰趠滿蒿萊。所幸民小息，築壘高崔嵬（時修壘加高）。王師屢告捷，逆黨付劫灰。蝻孼么么耳，盡殺何難哉！事畢當相勞，家瓮新醱醅。[4]（卷一，p190-191）

這一年山東經歷了捻軍之亂，人民本已飽受戰亂之苦。秋後新麥剛出土，蝗蟲又從魯南微山湖一帶蔓延而來，由此引發了一場滅蝗之役。從黃恩彤詩中記載來看，這次滅蝗之役形成了一場「人民戰爭」，而且取得了預期的效果。在滅蝗實踐中，黃恩彤糾正了前人的錯誤認識，改進了滅蝗措施，發揮了積極作用。

在後來寫的《說蝗》一文中，他還分析了當地蝗災多發的自然和社會原因，為地方政府建言獻策。更為難得的是，他還將滅蝗實踐中摸索形成的治蝗技術整理成書，取名《去螣必效錄》，由家塾刻印出版，散發到農戶手中。螣，téng，本指「騰蛇」，是古書中說的一種能飛的蛇，這裡借指蝗蟲。在本書序言中，黃恩彤寫道：「是役也，余躬襄其間，目睹情狀，周咨田父野老，於利弊曲折知之頗悉。因於暇日條列事宜，筆之於書，厘為二卷，名曰《去螣必效錄》，聊備他日倉卒之用。夫效未可必也，試之果效則必之耳矣。是書大指，務在勸民自捕蝗蝻，庶幾簡易迅速，不致遷延遺患；一切官辦成法，概置勿道，雖卑之無甚高論，留心民事者或亦有取於斯乎！」[5]（卷五，《去螣必效錄序》，p168）

過去的傳統士大夫大多鄙薄農業技術以為不足道，而深知農業技術重要的農民又沒有將相關技術整理成書傳之後代的能力，黃恩彤作為曾為高官顯宦的士大夫，能虛心向農民請教，認識到治蝗必須依靠廣大農民群眾，而且重在防微杜漸，並把治蝗技術寫成專著，實屬難能可貴之舉。

三．對農副業新品種的宣傳推廣

我國自明朝中期以來，人口劇增，與有限的土地形成了尖銳的矛盾。怎樣解決日益增長的人口的吃飯和用度問題，成了當務之急。在現代農業科學問世之前，當時人們所能採取的應對措施，一方面是致力於精耕細作，不過受限於技術和工具的落後，能夠提升的產量其實有限；另一方面也必須仰給於作物新品種的引進和推廣。通過黃恩彤的著作，我們看到，他對農作物新品種的引進推廣、對歷史上曾經有過而後來在當地中斷的農作物的重新開發，都是十分重視的，並不遺餘力地進行宣傳，促進了這些作物在寧陽的大面積種植。因為他不僅本人是威望素著的鄉紳，而且家庭本身還是一個較大的地主，凡是他認為有價值的新品種，都可以在自己土地上率先試種，然後現身說法，因此對當地農村經濟發展無疑起到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甘薯（寧陽俗稱「芋頭」、「地瓜」）原稱番薯，又稱紅薯、紅苕，其變異品種則稱白薯，原產於美洲熱帶地區，哥倫布發現後帶回西班牙，由西班牙水手傳至呂宋（今菲律賓）。明萬曆年間傳入中國，徐光啟《農政全書》中詳細記述了番薯的種植方式，稱其有「十二勝」。他曾專門寫了著名的《甘薯疏》給皇帝，獲准後在全國多處引種。乾隆十七年（1752），清廷又曾詔令全國大力推廣種植，山東成為主產地之一。寧陽至咸豐初年已「到處有之」。當時人口劇增，甘薯成為人們的主糧之一，活人無算，因此被後人稱之為「最成功的舶來品」。

黃恩彤對甘薯在寧陽的大量種植深感喜悅，為此作有《水調歌頭·甘薯》歌詠其事。詞云：「甘薯實番薯，野叟盡垂涎。新蒸脫釜醰醰，香味妙能兼。初自南洋呂宋，洊至甌閩吳越，廣蒔到東山。青編元扈紀，十二勝喧傳。破黃壚，抽碧穎，劇芳鮮。附根磊砢，還如珪璧種藍田。漫道芋魁斗大，誤認蹲鴟肥羜，玉糝記坡仙。無蜂能釀蜜，萍實許分甜。」[6](p211)生動地記述了甘薯的傳播史，生長狀況及豐收後的可口美味。

寧陽地多沙土，適宜種植花生（寧陽俗稱「花生果」、「長生果」，簡稱「長果」），但前此數千年間卻沒有種植花生的歷史。

清嘉慶初年，寧陽東部齊家莊人、監生齊鎮清才將花生引種到當地，至咸豐初已「連阡接陌」，成為寧陽主要農作物之一。黃恩彤對此大力支持並熱情宣傳。在《沁園春·落花生》一詞中，他逼真地描述了花生豐收在望時的情狀：「試種花生，地揀松沙，兼帶墳壚。漸鱗鱗翠甲，朝開暮合；綿綿碧蔓，斜界平鋪。淺可藏蛇，深難伏雉，帀野輪囷入望殊。須芟草，趁昨宵好雨，鴨觜頻鋤。莫愁結果全無，偏暗裡生根得氣腴。看黃傾金朵，飄零委露；白凝玉顆，絡索聯珠。肧孕土香，蒂連藤細，卻似琅玕滿腹儲。霜寒也，好殷勤篩取，鐵網仍疏。」[6](p210)全詞重在描述花生的栽培生長過程，這顯然與當時花生在寧陽尚屬新生事物有關。詞的主旨在於讓人們了解花生、廣種花生。故其主要筆墨用於敘述和描寫，而作者對花生的喜愛之情，則滲透於字裡行間。

對歷史上當地曾經有過而後來失傳的農作物及其栽培技術，黃恩彤力主重新開發利用。蠶桑業在其倡導下的久衰而復振，已如前述。生薑的種植也是如此。

他的《水調歌頭·姜》中寫道：「此地乏姜產，捆運待江南。宣尼不撤，當年誰致杏壇邊？惟有文林博物，善讀《魯論》章句，預卜地能遷。逾淮殊橘化，學種漸連阡。護蒼籬，排翠劍，孕黃團。風暄露潤，轆轤不放碧畦干。遮莫柔尖紅暈，酷似勻妝纔罷，微露指纖纖。老來滋味辣，怕惹萬人嫌。」

作者自注云：「吾鄉素不產姜，向由青口轉販。餘外舅贈文林郎齊太學樂亭因《魯論》有『不撤姜食』之文，以為聖饌必非遠致吳越，自是吾魯土宜，遂以己意創種，果有所獲。三十年來，傳生漸廣，民食其利。」 [6](p211)自注中所說的「齊太學」名齊沐清，字樂亭，監生，贈文林郎，寧陽齊家莊人，與引進花生的齊鎮清為兄弟，系黃氏姻親。他從《論語》中孔子「不撤姜食」的記載進行推論，認為生薑應該是魯地的原產，本地也應該能種植，於是在家園試種，獲得成功，後來很快普及於鄉里。詞的上闋記述了齊沐清思考、發現和試種生薑成功的過程，下闕則敘寫了生薑的生長過程和管理特點。全詞語言通俗活潑，讀來清新可喜。

黃恩彤不僅對甘薯、花生、生薑等可作為飯菜果腹的作物品種予以高度重視，對可以為農民增加收入的其他作物也儘力提倡，並以詩詞形式加以推介、宣傳。他的家鄉瀕臨汶河，地多灘涂，適宜杞柳、白蠟條等可作為條編原料的灌木作物生長，黃恩彤為此作有《沁園春·杞柳》和《沁園春·白蠟條》 [6](p211)兩首詞，供人傳唱，對擴大種植、合理利用這類不佔耕地而能為農民增收的作物，應該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7]

此外，黃恩彤還專門著有《河干贅語》，整理了飼養鵪鶉的專業技術，以增加農民的副業品種和收入。不僅如此，他還不止一次進行過釀酒實驗，開發出了「碧桃春」（以肥桃為原料）[4](卷一，《釀肥桃為酒名碧桃春》，p78)、「花紅酎」（以林檎即蘋果為原料）兩種果酒[4](卷一，《釀林檎為酒名花紅酎》，p78)，倡導以果酒代替糧食做的白酒。這些顯然不僅是出於他的閒情逸緻，而是體現了他對農民生活的全方位關注。

綜上所述，可見黃恩彤與那些只知享用農民勞動成果,事實上卻遊離於農村生活之外，只是偶爾做幾首《憫農詩》的傳統文人迥然不同，他對農副業生產的各個方面不僅高度重視，而且大多親自參與其中，並能夠有所發明創造，產生過良好的經濟社會效益。寧陽蔣集一帶至今仍為著名的花生、生薑產地，產品行銷全國大部分地區，這與當年黃恩彤及齊氏兄弟的熱心引進、大力推廣顯然有着直接的關係。

四．黃恩彤農學思想的歷史局限

上文簡略地梳理了黃恩彤農學方面的主要成就，對其給予了肯定性評價。但不庸諱言，由於所處時代和科技水平發展的制約，黃恩彤的農學思想也存在着明顯的歷史局限。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首先，在農業和農村發展上，仍基本停留於傳統的觀念，未能領先於時代。我們知道，黃恩彤有過與歐美多國外交談判的豐富經歷，為此也閱讀研究過不少翻譯的國外著作，對世界大勢有着比同時代人更多的了解，但他那時的關注點主要是外交博弈，兼及商業、軍事方面的競爭，而對各國包括工業、農業在內的經濟發展則無暇顧及，更不曾身臨其地，因而相當隔膜。

在官場失意、退職鄉居之後，他的生活和思想便退回到了傳統的農業、農村格局之中。歷史地看，他在農學方面所做的各種努力，只能是在這一格局中的修罅補漏、拾遺補缺，其產生的作用固然是積極的，但又必定是有限的。此乃時代使然，也受制於滿清王朝老大腐朽、因循守舊的體制。許多在位者尚且無所作為，作為一名退職官員，自然更難有大的作為。作為後人，對此固然不應求之過苛，但另一方面，對其農學成就也不宜評價過高。

其次，在對一些自然現象的認識上，存在着明顯失誤。作為傳統的士大夫，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黃恩彤認識世界、認識自然的主要方式是傳統的「格物」即觀察、歸納，而無法利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實驗、分析，因而得出的一些結論並不正確。

例如對蝗災原因的探究，他注意到蝗蟲主要是從濱湖地區蔓延而來，對其從幼蟲到成蟲的孵化過程也有過細緻的觀察，但對蝗蟲的產生，他卻一直堅持認為：「原其所由，蓋陂澤沮洳之區，萑葦叢生，魚蝦集焉。所遺之子，附諸草間，得水則仍為魚蝦，失水則化為螟螣，觀其肌理之斑駁、股爪之瘦勁、跳躍之靈便、性味之腥爇，可知其種類固相嬗也。」[4]（卷三，《說蝗》，P125）「蝗之初生，多由傳變，或雲魚子化生，或雲蝦子。諦觀其形色紋理，大抵與蝦尤相似雲。乙卯秋，河決銅瓦，經流北趨，下游湖陂強半淺涸，繼以冬暖無雪，春復少雨，至本年夏令，遂迭被蝗蝻之災。

蓋魚蝦子失水而變蝗，蝗遺子而生蝻，一而三，三而一，皆氣化使之然也。」[6](卷五，《去螣必效錄序》，p168)即認為蝗蟲是由魚蝦（主要是蝦）的卵蛻變而來的。這樣的認識顯然是得之於表象，與生物學、遺傳學結論不符，應屬於時代認識的局限。

儘管有着以上局限，相對於那個時代的眾多士大夫，黃恩彤仍然是相當「另類」的。僅就他能把相當精力用於關注農業生產和農民生活，並在具體的技藝層面進行多方面認真探究而言，就是極為少見的。其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國農學史上不應被忽略，應屬於我們需要繼承的文化遺產，也是沒有疑義的，不過尚未進入學界視野而已。筆者此文，意在拋磚引玉，希望能引起有關專家的重視。欠妥之處，歡迎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