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七大開會，沒人選王明，毛主席：我偏要為他「拉票」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楊家嶺大禮堂召開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七大是在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夜召開的。出席七大的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補代表208名，代表全黨121萬黨員。七大代表中，年齡最大的近70歲，最小的才20歲左右。

七大召開時，距離在莫斯科召開的六大已經過去了整整18年。這次歷時足足50天的大會，被毛澤東譽為是「一次勝利的大會，一個團結的大會」，大會確定了黨的政治路線，將毛澤東思想寫入了黨章，同時選舉產生了新的中央委員會和中央領導機構，為黨領導人民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深厚基礎。

一、

七大有一項重要議程，那就是選舉出黨的第七屆中央委員會。

在選舉前，中央向各個代表團下發了一個候選人名單。

由各代表團進行充分討論：哪些人該選、哪些人不該選，按什麼標準、什麼原則來進行選舉。代表們討論得非常熱烈，特別是在該不該選犯過錯誤的同志等問題上，產生了比較大的分歧。

為了統一思想，搞好七大的選舉工作，中共中央於1945年5月24日召開了專門會議。

在這次專門會議上，毛澤東作了關於選舉方針的報告，對選舉的許多重要原則性問題進行了闡述，讓代表們統一了思想，保證了七大選舉的規範、合理、公平和公正性。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曾經發表過一篇原煤炭工業部部長高揚文同志的回憶文章《中共七大幕後之謎》。

作為參加過七大的代表，高揚文親耳聆聽了毛澤東關於選舉方針的報告，之後又作為計票員參與了七大中央委員選舉的計票工作，因此對這次選舉工作的經過和進程有着難忘的記憶。

高揚文在這篇回憶文章中說，毛澤東在講話中向各位代表強調：對犯錯誤的同志不應「一掌推開」，而要團結他們。

他說：「我們應該選舉什麼樣的人進入新的中央委員會呢？我們既要選舉那些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堅持正確路線的同志進入新的中央委員會，也要選舉在那時犯了錯誤，現在承認了錯誤、改正了錯誤的人進入新的中央委員會。對犯錯誤的同志，一個都不選不好，不利於團結，統統都選也不好。」

毛澤東做完這個報告後，中央為慎重起見，並沒有馬上進行正式選舉，而是在正式選舉之前搞了個預選。中央的意思是想通過預選，看看還有哪些方面需要做工作，為正式選舉打好基礎。

預選的結果果然不出毛澤東所料。那些在不同時期犯過錯誤的同志中，只有張聞天得票超過了半數，而王明、博古、王稼祥等人的票安生均未過半。

預選結果出來之後，毛澤東覺得要想讓王明等人能通過正式選舉，必須向代表們做說服工作。

毛澤東為什麼這樣關心王明、博古等人能否當選呢？

毛澤東一直認為：過去犯錯誤的同志的錯誤，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犯的，經過整風，已經把問題弄清楚了，就不應太着重個人的責任。共產黨人應該學會與有不同意見的人合作共事，這也是毛澤東的一貫思想。

正是因為這樣，毛澤東才很關心王明這樣的人能否當選。這也可以看出毛澤東身上那種以黨的利益為重，以團結為重的高風亮節。

二、

七大代表中的很多人都曾是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受害者，也很清楚王明的那一套 「左」傾路線給革命造成的巨大損失，所以很多代表對王明異常反感，甚至可以說是恨之入骨，誰也不想投他的票。

其實說起來，毛澤東本人也是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受害者。

王明又名陳紹禹，安徽金寨人。1925年秋，21歲的王明被組織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得到了校長米夫的青睞，從此開始平步青雲。

1931年1月，王明在米夫的大力支持下，於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一躍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掌握了黨的實權。

王明認為中國革命的動力只有工農和下層小資產階級，並堅持城市中心論，認為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已經到來，要在全國範圍內實行進攻路線。

1931年6月，王明赴蘇聯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赴蘇前，王明將中央的工作交給了博古。

王明赴蘇後，博古等人繼續貫徹執行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政策，最終導致中央紅軍被迫長征。

在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終於得到了黨內絕大多數同志的擁護，毛澤東也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為中央領導機構成員之一，並逐漸成為中央領導核心。

三、

抗日戰爭爆發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王明於1937年11月受共產國際委派回到了延安。

王明回到延安後，以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自居，要求中央必須聽從他的指揮。

1937年12月，王明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的報告，對抗戰以來黨的方針、政策提出了許多批評意見，其中很多都是針對毛澤東的。

由於久居國外，王明對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並沒有深入的了解，對毛澤東主張的游擊戰不屑一顧，強調對敵鬥爭的主要形式是「運動戰」，甚至提出要和日軍「打大仗、打硬仗」的錯誤主張。

幸虧參加會議的同志們對他的這些主張進行了自覺的抵制，這才沒有讓他的主張形成決議。

據彭德懷回憶，王明在會上打着共產國際的招牌，但他講話的內容完全忽視了無產階級在抗日民族戰爭中如何爭取領導權這一根本問題。

所以他提出的路線是一條放棄共產黨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失去無產階級立場和投降主義的路線。作為參加這次會議的領導人之一，彭德懷自然不會贊同王明的主張。

但是這次會議之後，中央還是決定王明擔任書記處書記一職，同時兼任七大籌備委員會書記。這也代表着儘管王明在土地革命時期犯過嚴重的錯誤，但黨中央和毛澤東還是不計前嫌，給他安排了很高的職務。

但是王明卻過高估計了自己在黨內的地位，妄想獨斷專行，凌駕於中央和毛澤東之上。只是毛澤東為了黨內的團結，沒有立即對王明提出批評。

1938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討論抗戰形勢以及同國民黨的關係的政治局會議上，王明在發言中否認中共領導的游擊戰和敵後抗日根據地在抗戰中的作用，把抗戰勝利的希望寄托在國民黨的身上，提出我黨在軍事上服從國民黨的統一領導，由國民黨統一指揮、統一編製、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

毛澤東對王明的錯誤觀點進行了反駁，指出了爭取統一戰線領導權的必要性：蔣介石怕我們發展壯大，我們在與國民黨合作的同時須存有戒心，應該保持戰略統一下的獨立自主。但為了維護黨內的團結，毛澤東還是在這次會議上作了些讓步。

見毛澤東對自己處處退讓，王明不禁有些飄飄然，以為在即將召開的七大上，自己一定能當選為黨的領導人，現在可以提前行使黨的領導人的權力了。

1938年3月21日，王明未經中央同意，擅自起草並向國民黨中央遞交了《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他的這種無組織無紀律的行為，當然受到了中央的嚴厲批評。

王明的言行和作風，引起了毛澤東深深的憂慮。毛澤東心裏清楚，王明之所以如此不把中央放在眼裡，就是因為王明自以為自己是帶着斯大林和共產國際的指示回來的，是手捧「尚方寶劍」的欽差大臣，背後有共產國際的撐腰。

為了避免王明再給全黨造成損失，毛澤東一面儘力爭取同志，一面派任弼時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彙報工作，讓共產國際能準確地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能出面支持中央正確的方針政策。

1938年4月，任弼時代表中央向共產國際遞交了《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與任務》的書面報告，對中國國內的形勢、國共合作的特點作了詳細的解釋。共產國際聽取了任弼時的報告後，認為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

在任弼時回國前，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特地告訴任弼時：「共產國際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請轉告王明，不要爭了！」

季米特洛夫的這個表態，代表共產國際正式承認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中的領袖地位。從這時起，王明再也不能捧着共產國際這把「尚方寶劍」為所欲為了。

四、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 日，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舉行。會議首先由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和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重要指示。這對企圖奪取中央主要領導權的王明來說，無疑是當頭致命的一棒。

在六中全會肯定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批判了王明「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錯誤主張，並決定撤消王明擔任書記的長江局，王明留在延安改任中央統戰部部長、中央婦女運動委員會主任。

挑戰毛澤東的地位失敗後，王明轉而對毛澤東採取了陽奉陰違的態度。

表面上，他承認毛澤東是黨的領袖，說毛澤東「比我們黨內任何同志都了解馬列主義，是偉大的理論家，善於把馬列主義靈活地應用到中國革命的實踐中」，但在心裏卻仍然堅持他的錯誤觀點。

毛澤東多次給過王明認識錯誤和改正錯誤的機會。1940年12月，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說道：「總結過去的經驗，對於犯錯誤和沒有犯錯誤的人都是一種教育。了解過去的錯誤，可以使今後不犯重複的錯誤。」

但王明置若罔聞，仍想向毛澤東發起新的挑戰。

1941年6月，蘇聯為防止日本配合德國向蘇聯進攻，要求八路軍對北平、張家口、包頭一帶的日軍發動進攻。

毛澤東認為敵我力量懸殊，如不顧一切地進攻日軍，對中共或蘇聯都是不利的」。但蘇聯對毛澤東做出的正確決定的感到不滿，發來電報指責中共。

王明認為機會來了，於是對毛澤東發起攻擊和責難。讓他沒想到持是，中央里全是支持毛澤東的同志，他的這一次挑戰又以失敗而告終。

五、

毛澤東曾說過：「王明的關鍵癥結之所在，就是他對自己的事考慮得太少，對別人的事卻操心得太多了。」這一評價可謂一針見血，精闢之至。

毛澤東比王明大11歲，兩人雖然都出身農民家庭，但毛澤東的父親是個勤勞節儉的農民，毛澤東從小便下地幹活，與農民有着最為親近的情感聯繫，知道農民的疾苦，為農民的遭遇抱不平。

王明缺乏的正是這種體驗，他父親是個私塾先生，王明7 歲正式入私塾讀書後，基本上是在遠離實際的私塾里度過了自己的少年。

當毛澤東發動秋收起義，進行武裝鬥爭時，王明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寫文章鼓吹城市暴動，認為"中國革命高潮即將到來，全中國蘇維埃革命的總勝利」即將實現。

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給紅軍造成了巨大的損失之後，王明又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提出共產黨應該全面服從國民黨的領導，從「左傾」改成了「右傾」。

而毛澤東則早就看清蔣介石的用心，要求共產黨必須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對國民黨要保持高度的階級警覺性。

事實證明，毛澤東是一位具備領袖應該具備條高瞻遠矚和遠見卓識的領袖，而王明則是帶着有色眼鏡，固守一成不變的思維，一切以共產國際馬首是瞻的「應聲蟲」。

七大召開前，毛澤東連續派人找王明談心，勸王明反省自己的錯誤。

王明見毛澤東已經確定了在全黨的地位，只得表示贊同毛澤東思想，並向政治局檢討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所犯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但後來王明在他的《中共五十年》一書中又說這次檢討是被迫的，並非他真心所願。）

七大召開時，王明雖然正在患病，但還是被擔架抬進了會場，出席了七大開幕式。本着「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毛澤東仍然不計前嫌，希望代表們能將王明選進中央委員會。

正式投票後，毛澤東一直站在會場等待計票結果，知道王明、博古的票過半數後他才欣然離去。

王明在44名中央委員中排名倒數第二，位列博古之前。毛澤東不計前嫌，寬以待人，表現出了一個無產階級政治家的博大胸懷。

為了做通大家的思想，毛澤東還讓朱德給代表們講話，動員代表們選王明。但許多代表們認為：王明這種人要是被選到中央委員會裡來，會使中央不純潔，所以都不太願意投王明的票。

見到這種情況，毛澤東決定親自出馬做代表們的工作。他親自來到各個代表團，告訴代表們：「對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也不是一切都是錯了，他們在反帝、反封建、反蔣鬥爭等問題上，同我們仍然是一致的。

犯錯誤同志犯錯誤是難免的，好比一個人初學推車翻了車，接受了翻車的教訓，會避免再翻車。選他們，比不選他們，對革命更有好處。所以，對犯錯誤的同志，不應一掌推開。我的意見還是選他們的好，選他們比不選他們對黨有利……」

經過毛澤東耐心、反覆地做工作之後，不少代表被說服了，思想開始有所轉變。（即使這樣，可是仍然有一部分代表表示還是不願投王明的票）。

六、

6月9日，七屆中央委員的選舉正式開始。作為計票員，高揚文在代表們投票之後，與其他幾個計票員正在後台統計候選人得的票數時，一個身軀高大的人突然出現在計票員們面前。大家抬頭一看，原來是毛澤東來到了計票現場。

毛澤東笑容滿面地對計票員們說：「大家辛苦了！」然後便找了個凳子坐下，詢問張聞天與博古的得票情況，又問王明得票有多少，能不能選上中央委員？

因為票數還未統計完，高揚文回答道：「張聞天得票還可以，而博古和王明得票不太多，能不能選上還很難說。」

毛澤東「哦」了一聲說：「最好能選上，他們改了就好！」

統計完得票情況後，高揚文向毛澤東彙報道：「博古和王明都過半了，只不過兩人在當選的中央委員里，一個是倒數第一，一個是倒數第二！」

聽完彙報，毛澤東終於鬆了口氣，高興地對高揚文說：「這就好，七大真正成了一個團結的大會！你們辛苦了，來抽支煙吧？」顯然，毛澤東知道了選舉結果後，心情是很舒暢的！

毛澤東遞給高揚文一支煙，又和他拉起了家常。他問高揚文叫什麼名字，高揚文回答說自己名叫楊文（高揚文是後來改的名字）。

毛澤東笑着說：「你的名字很好，有楊柳，又有文章。柳樹枝插到地下就會生根成活。

抗戰勝利了，我們在延安的幹部就要大批出去工作，你們要像柳樹一樣，不管到什麼地方，就要到那裡生根，和當地的幹部、人民一起，把革命工作搞好！」

當天晚上，毛澤東和計票員一起吃了個工作餐，吩咐廚房燒了一碗紅燒肉。高揚文說這碗紅燒肉的滋味，自己一輩子都忘不了！

在黨的七大上，一共選舉出了44名中央委員，王明在中央委員中排名43名，僅位列博古之前，是得票倒數第二少的。所有人都知道，在這次選舉中，如果不是毛澤東不計前嫌，擁有一個無產階級政治家的博大胸懷，王明基本上是不可能當選的。

令人遺憾的是，1956年1月30日，王明帶着家人離開北京去莫斯科治病後，竟然一去不返。中蘇關係惡化後，王明又化名馬馬維奇，寫了不少文章攻擊毛澤東，歪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逐漸走上了與黨對立的道路。

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莫斯科死去，終年70歲。死後，他被葬於莫斯科的新聖女公墓。

參考資料：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毛澤東與七大民主選舉》、《七大選舉背後故事：以團結為重 不"排斥"王明等犯錯誤同志》

中新網：《黨代表回憶七大往事:毛主席曾為王明"拉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