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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32年的夏天,一直在文學界負有盛名的國學大師陳寅恪,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詰難。
原因竟是陳寅恪,給這年的清華大學新生入學考試,出了一道讓眾人抓耳撓腮的國文題,一道以「孫行者」為上聯的對子。
北平《世界日報》甚至專門在報紙上,開設了一個讀者論壇專區。就連當時的風雲人物胡適,也出來在演講中指責陳寅恪:
「在學生的考試中,用這種『下流』的東西。」
為此,正在修養的陳寅恪不得不從北戴河回來,接受了來自《世界日報》的採訪,向全社會公開解釋自己出這道試題的用意。
看到這裡,想必大家對這道對聯題引起這麼大的爭議,產生了好奇。
國學大師陳寅恪,為何會選擇出一道如此有爭議的考試題?又是哪位考生在這樣一道爭議頗多的題目中脫穎而出呢?他的答案又是什麼呢?
讓我們一起走進文章,來一探究竟吧。
引起眾怒的考試題目
1932年的夏天,正在家中收拾行李的清華大學教授陳寅恪,因一個「不速之客」的到來,打斷了他準備去北戴河修養的計劃。
這個人,就是暫代清華中文系主任的劉文典先生。
去年的這個時間,朱自清先生因為正值休假,便準備到英國遊學一年,於是中文系主任的職務,便落到了劉文典的身上。
劉文典
可這個時候,劉文典來找準備休養的陳寅恪,又有什麼事情呢?
沒打任何招呼,劉文典便急匆匆地走到陳寅恪的房間,語重心長地對他說:
「鶴壽(陳老的字),這次你可得幫我這個忙,不幫你可不許走。」
陳寅恪詢問了一番,這才明白過來,暑假一過馬上就會有新生來報到,劉文典此行,原來是想讓自己幫忙出幾道國文題目,用來檢測這群清華的新生。
陳寅恪想了想,覺得這並不是什麼難事,便爽快地應承了下來。
當時,他先後給清華的入學新生、二三年級的學生和研究生,都準備了不同的試題。
但由於他馬上就要啟程前往北戴河了,所以出題最好還是從自己擅長的着手,而作為國學大師的他,最擅長的便是「對對子」。
除此之外,陳寅恪也確實想藉此試題,考一考這群入學清華的新生國學功底。
於是,他便給入學的新生出了兩道,在他看來比較常規的國文試題,第一道是作文題,題目為《夢遊清華園記》。
第二道是對對子,有兩問分別是「孫行者」和「少小離家老大回」。
然而,讓陳寅恪絕沒想到的是,就是這其中的一道「對對子」試題,讓生性喜靜、深居簡出的他,不得不站出來在報紙上公開回應。
不久後,清華大學迎來了新一批的學生。這群學生大多經歷過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對西方文化充滿着憧憬與好奇,他們作為中國非常優秀的一批學生,期待着在清華的第一場考試。
1932年7月30日的上午8點左右,近千名的一年級新生,躊躇滿志地踏入考場,但是當考試試捲髮到自己手中時,他們卻一個個的傻了眼。
圖源網絡
兩道普通的國文題,第一道考作文,遊覽過清華園的可以寫自己的感受,未曾遊覽過的,可以寫自己的想像。
第二道「對對子」,試卷給出上聯,考生根據平仄虛實的要求完成下聯。
第一道倒是還好,但這第二道的對子題,卻難倒了一大批的學生。
以「孫行者」為上聯,給出下聯,題目只有短短三個字,卻讓一半多的學生交了白卷。
還有一部分學生答得不倫不類,只想着向有「孫行者」的著作中靠,所以答出了「唐三藏」、「豬八戒」這樣啼笑皆非的答案。
考試一結束,大部分考生開始叫苦不迭,沒多久這套試題便傳到了學校以外,一時之間引起了極大的關注和爭議。
清華作為全中國思想最先進的地方,新生考試居然用「對對子」做題目,這難道不是「開倒車」、退步落後、食古不化嗎?
與此同時,判卷的陳寅恪也覺得不可思議,一道常規的「對對子」,「孫行者」三個字,居然一大部分學生都答不上來,一小部分胡編亂造。
作為十分推崇國學的陳寅恪來說,每翻開一張新的試卷,他的心就沉痛了幾分,悲哀之意也湧上心頭。
正當他在心裏哀嘆國學困境時,終於眼前一亮,發現了一個讓他極為滿意的答案。
而這個答案,甚至比他之前預想的參考答案都更完美一些,陳寅恪看到這個答卷人的名字,內心多了幾分對他的讚賞。
不久後,這次清華入學考試的名單公布出來了,更是將原本就爭議不斷地「對對子」題目,再次掀起又一個高潮。
近千名新生參加清華大學的入學考試,最終竟然只錄取了342名學生,要知道在當時,清華入學考試的報名費就有5塊錢,可以抵普通人半個月的飯錢了。
所以敢報名的,一定是對自己的學習成果很有自信的學生,但報名人數和錄取人數的巨大落差,讓他們徹底坐不住了。
一時間,在《世界日報》的讀者論壇專區上,整日都能看到批評陳寅恪和清華的文章。
有一個署名丁零的作者,批評陳寅恪:
「實在太難為學生,先生自己都沒辦法進行評判。」
另一個署名振凱的作者批判更過,通篇以「小子」自稱,大批特批清華的自負和小資、「一個漂亮的麻不不仁的游清華園題目」、「偉大的大學,偉大的自負」、「小子不敢高攀這個學校」。
就連胡適都曾在暑期演講會上,暗諷清華大學入學考試中的國文,難道不應該按照教育部標準進行嗎?教育部要求白話文,出題者卻置之不理。
輿論愈演愈烈,為了防止影響的進一步擴大,陳寅恪不得不親自站出來,接受《世界日報》的採訪,說明了自己的出題用意。
記者在了解之後,報道出「孫行者」試題的最佳答案為,「胡適之」。
那麼,這個「胡適之」到底妙在哪裡?陳寅恪又為什麼寧願接受詰難,也不願放棄「對對子」呢?
陳寅恪的用心良苦
陳寅恪出生於光緒年間的湖南長沙,他的祖父陳寶箴,於光緒二十一年任湖南巡撫。
洋務運動期間,在陳寶箴的支持下,湖南迅速從一個閉塞省會,演變為開礦建廠的先進地方。
但就在陳寅恪8歲時,陳寶箴和兒子陳三立卻因為在湖南率先變法,被清政府永久革職。在這種情況下,陳家一家人只能回到老家江西。
陳三立回到老家之後,不在從官,反而在家裡辦起了學堂,聘請了包括周大烈在內的許多國學大師前來上課,陳寅恪也在這裡學習。
陳三立
同時,陳三立還是非常支持新政的,他在自己創辦的這所學堂支持現代化教育。所以除了四書五經之外,陳寅恪還能學到繪畫、英語等許多新興課程。
在這種環境的影響下,陳寅恪自小便展現出了自己深厚的國學功底,同時對於東西洋文化,也表現出了強烈的興趣。
但正是由於自己變法被黜,陳三立早已看清了朝廷的腐敗不堪,所以他從來不請求兒子陳寅恪要參加科舉、考取功名。相反的,陳三立更支持孩子出國留學。
所以,在陳寅恪12歲那年,父親陳三立便把陳寅恪和他的哥哥送到了日本學習,在這裡他學到了很多先進的西方文化。
3年後也就是1905年,陳寅恪因為腳傷不得已回到上海,在上海復旦公學繼續求學,他由此熟練掌握了法語和德語兩門語言。
5年之後,陳寅恪再次踏上了前往海外的郵輪,這一次他在海外輾轉遊學15年,先後到過德國、瑞士等好幾個國家,掌握了十幾種語言。
在哈佛大學留學的兩年多時間裏,陳寅恪掌握了晦澀難懂的梵文和巴利文,同時也結識了兩位國學大師——吳宓、湯用彤,他們三人因為成績極為優秀,被稱譽為「哈佛三傑」。
陳寅恪兩年多便學完了三年的課程,他認為自己已經掌握得很好,決定不日便啟程到德國柏林大學繼續學習。
這一舉動卻遭到了在哈佛的老師和同學的勸阻,讓他再耐心等待半年,等拿到學位之後再去德國,因為一旦陳寅恪貿然離開,是沒有辦法拿到學位的。
陳寅恪並沒有聽從,他向自己的朋友們解釋到:
「留學就是為了學習知識,既然已經達到目的了,我為什麼要為了一個學位而浪費時間、浪費生命?」
於是,在沒有拿到學位的情況下,陳寅恪便毅然決然前往德國,繼續學習了。
實際上,陳寅恪在國外求學時,從來都是學到知識就離開,不會在虛名上耗費時間。
所以十幾年來,儘管陳寅恪的學習足跡遍布十幾個著名學府,但他從來沒拿到過一個學位。或許在真正的大師面前,學位並不能證明自己的水平。
然而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陳寅恪跑到德國繼續學習,攻讀的卻是東方古文字學。
在一個西方國家學習東方的學問,這和國內革舊習新的學習風氣完全不同,最開始也讓陳寅恪感覺十分驚訝。
但漸漸地,陳寅恪才認識到,和國家地位不同的是,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非常高。
所以很多國外的學者甚至會潛心研究幾十年,只為了學習這千年積蓄下來的深厚文化的皮毛。
在德國這幾年的求學經歷,讓陳寅恪明白了一個道理:
對於中國學術,絕對不應該採取完全打倒的態度,即「吸收外來之學說,不忘民族之地位」。
1925年,陳寅恪學成歸國。恰逢當時,清華大學做出了一件與時興相悖的大事——設立國學研究院」,成立目的就是為中國培養國學人才。
這看上去,似乎與當時國內學習西方的風潮大相徑庭,實則不然,因為當時的清華大學並不是現在享譽中外的教育殿堂,只是政府成立的一個留美預備學校。
1908年,美國將侵華戰爭中清政府賠償的部分錢款退還給了,要求清廷用來發展教育,建設一所精英大學。
同時,因為美國是資金提供方,所以在無形之中,可以對清華的辦學和治理髮揮影響。
所以作為留美預備學校的清華,學生本來就是要在吸收西學之後,加以建設自己的文化,創辦國學院也無可厚非。
同年,陳寅恪被邀請到清華擔任國學研究院的導師,與他同一職位的另外三人全都是響噹噹的國學大人物。
一位是戊戌變法的發起人之一梁啟超,一位是開創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形式的王國維,另一位則是陳寅恪的哈佛校友趙元任。
當時,國內經過幾場新文學相關的運動的滌盪,舊學的生存環境是非常惡劣的,主張新式學風的學者大多都是留過洋的,他們急於清除傳統對國人的影響。
而從國外留學歸來,又強調國學文法重要性的陳寅恪,顯然便成了一個「異類」。
早在1920年1月,教育部就曾下令,「凡國民學校年級國文課教育,統一運用語體文(即白話文)。」
一時間,全國各地的小學一二年級的國文,都改成了白話文。
不久後,「九一八事變」的風波還未過去,日軍又進攻了上海、侵佔了東北。
當時的政府緊急召開國難會議,陳寅恪在內的五個清華教授親自列名,這次甚為激烈的國難,讓一向心緒寧靜的陳寅恪都無法再冷靜下來。
作為一個文弱的書生,他沒辦法到前線扛槍作戰,亡國滅種的威脅就在眼前,可陳寅恪似乎根本做不了什麼,但他並不甘心。
那時,作為留美預備學校的清華,一直強調「學問獨立」。
這種想法成為了時興的潮流,陳寅恪心中清楚,這在提示着我們,中國的文化傳統在無聲地消逝。
在亡國危險迫近的眼前,國性卻在被無形中改寫,這是陳寅恪不能接受的事情,他想着必須要做些什麼了。
最好的着手點便是清華這個地方,清華學子作為中國人中最優秀的那一批,陳寅恪期待着清華學子能夠擔起這樣的責任,中國的學術獨立已經蓄勢待發了。
劉文典
恰好,劉文典給了陳寅恪這樣一個機會——給入學新生命題。就這樣,一向退居之外的陳寅恪,堅定地走上了這次的風口浪尖上。
最滿意的答案
在陳寅恪看來,國文考試考的就是學生對中國文字特點的認識,和對國文知識的儲備。
而「對對子」,才是最能表現中國文字特點、考查學生基礎知識的一種方法。
在1932年清華這場入學考試中,所出的對子一考詞類,二考四聲,三考閱讀,四考思想。
在收到答卷之前,陳寅恪就自定了兩個答案:「祖沖之」和「王引之」。
但當他看到「胡適之」這個答案後,卻突然意識到,另外兩個答案也不過如此。
那為什麼會說下聯為「胡適之」,才是最完美的答案呢?我們可以從陳寅恪要求的四個標準上來分析。
第一點是關於詞類。它的意思是說,對子的各個字詞之間,必須是同樣詞性的詞,比如動詞對動詞、虛字對虛字等。
「孫」作為姓氏,與「胡」對應剛好;「行」作為動詞,可以與取到達之義的「適」對應;「者」作為虛字,正好和「之」相對應。
從這一層面上看,「祖沖之」和「王引之」也可以對應,說明詞類並不是區分的關鍵點。
第二點是關於四聲。「孫行者」的四聲為平平仄,所以下聯的四聲應該是仄仄平。
根據第一字可平可仄的規律,「胡適之」和「王引之」都是平仄平,是符合的,「祖沖之」是仄平平,並不符合。
到此,「祖沖之」這個答案就被排除,只剩下「胡適之」和「王引之」。
第三點就是關於閱讀,考察的是學生的詩書詞文,了解古今中外的學者及著作。在這一點上,「王引之」和「胡適之」都很合適。
王引之作為清代著名學者,胡適之是當時最時髦的風雲人物,都符合對學生閱讀的要求。
最後一點是思想,也就是說對子不僅要符合字面上的虛實平仄,在內涵上也必須對工,同時還要有「言外之意」的思想境界。
在這一點上,「王引之」遠遠不如「胡適之」更加巧妙。
首先, 「行」和「適」在內涵上就相稱,一個是前往,一個是到達,而「引」並不對應。
其次,便是「孫」和「胡」,「胡孫」可以諧音取為「猢猻」,而「孫行者」的名字本身就是取自於「猢猻」之意,不可謂不巧妙。
綜上來看,只有「胡適之」,才是最符合陳寅恪要求的答案。
看到這個答案之後,陳寅恪非常驚喜,他認為這比自己想出來的兩個答案要好得多,甚至當即表示周祖謨這個人,清華可以隨便上。
只是可惜,最終周祖謨未能在陳寅恪的名下學習。
但是每當提起這件趣事時,陳寅恪都會津津樂道。
一直到1965年,已經70多歲的陳寅恪,仍對「胡適之」這個答案印象深刻,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寫道:
「雖然『祖沖之』中的『祖』和『孫』也能對應,但是我覺得,它始終都比不過『胡適之』。」
脫穎而出的周祖謨
這個在1932年清華入學考試中,唯一一個拿到「對對子」滿分的學生,便是周祖謨。
他順利考上了清華的英文系和北大的中文系,但因為學費的原因,周祖謨最終選擇了北大的中文系。
作為中國語言學界的巨匠,他曾經著寫過《問學集》、《唐五代韻書集存》等多部文學巨著。
單是《問學集》這一本書,就涵蓋了500多個歷史人物和600多種文獻,可見周祖謨的文學造詣之高。
對於這些著作,如果不是專門研究這些的人,或許會對周祖謨比較陌生,但若是提起一個書,你一定不會感到晦澀。
這本書就是家喻戶曉的《新華字典》,大家從小都會自帶一本字典,但你知道嗎,這本字典的書寫就與周祖謨先生息息相關。
早在抗戰剛剛勝利的時候,周祖謨就曾經與《新華字典》的編撰人魏建功提起過:
「現在戰亂終於結束,孩子們的教育不能放鬆,中小學生需要一本新型的字典。」
魏建功另外找來了三個朋友,經過一番商討,這五人便組成了一隻簡易的編纂小隊。這次的編寫,打破了原來的字典編寫慣例。
以前的《康熙字典》中,文字的順序都是按照部首進行排列,但在後來的這次編寫中,五人決定用音序進行排列。
除此之外,五個人在新字典的編寫中,還決定了很多新的事項,比如對於文字的釋義,要用語體,並且還要配上例句;一句話的開頭第一個字要用楷體,還要附上插圖等等。
這些規則都可以在之後的《新華字典》中有所體現。由於這本字典是由周、魏五個人一起參加編寫的,所以他們便起了一個時興的名字,叫「伍記小字典」。
但之後由於種種原因,「伍記小字典」並沒能編寫下去,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時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的葉聖陶先生親自邀請魏建功,想讓他編寫《新華字典》的初稿。
於是,魏建功便按照之前「伍記小字典」的編寫規則,寫完了《新華字典》的初稿。
可以說,在一定意義上,周祖謨雖然沒有親自參與《新華字典》的編寫,卻也是它的奠基人之一。
在談到這件事的時候,周祖謨也顯得非常的自豪,他常常說:
「在看到《新華字典》時,我常常會想起當年深夜裡,我們五個人一起研究編寫條例時的場景。」
結語
一場爭議巨大的「對對子」風波,卻給中國文學史上,帶來了全新的血液。
「對對子」這個被批判為落後代表、封建糟粕的文學形式,真的就一無是處嗎?其實顯而易見的,並不是這樣的。
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中國文化一直在指引着我們前行,近代後基於形勢的變化,有一些文化形式已經不適合現實情況,被拋棄是毫無疑問的。
但我們仍需要明白,舊的文化,並不完全等同於錯誤的、落後的文化,「沉舟側畔千帆過」,焉知舊文化中,沒有我們需要汲取營養的部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