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被地主害死，1947年，杜義德得到鄧小平批准，帶機槍返鄉報仇

2022年10月01日17:25:42 歷史 1649

我軍能夠在戰場上戰無不克攻無不勝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有着嚴明的紀律，從上世紀二十年代我軍剛剛成立不久開始，便通過八七和古田等會議確立了黨對於軍隊的絕對領導權和指揮權，在此基礎之上衍生出來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等約束性的規定。很多人覺得我們軍隊的相關紀律較為嚴苛，而我們軍隊也從不否認這一點，畢竟這支隊伍的興旺健康與否關乎着這個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

我軍嚴明的紀律在對待敵人的態度上也可見一斑，雖然在兩軍對壘的戰場當中我們要給予敵人「嚴冬般的寒冷」，然而除此之外我們並不允許在未經允許的情形之下以暴力的方式來行動，特別是因為自己的個人恩怨而去做出違背組織命令的事情。然而在我軍的歷史上卻發生過這樣一件「反常」的事情：1947年我中原野戰軍在歷經千難萬險越過大別山之後，該部第六縱隊政治委員杜義德前來面見野戰軍政委小平同志，提出了要回到家鄉處決地主，而這個地主正是杜義德的殺父仇人。從性質上看杜義德此舉可謂是不折不扣的「公報私仇」，絕對為紀律所不容，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小平同志不僅答應了他的這一要求還特批給他一挺機槍以助他順利手刃仇人。這一切究竟有着怎樣的內情呢？

這一切要從杜義德的身世說起。1912年杜義德出生在湖北和河南交界的大別山區的一個名叫胡家灣的農村當中，胡家祖輩都是佃農，靠着租下當地大戶地主的土地種植糧食為生，儘管在杜家人的辛勤勞作之下每年地里也有着較為可觀的收成，然而根據他們和地主的契約，這些收成當中的大多數要歸地主所有，只有一小部分是佃農的，所以很多時候饑寒交迫的佃農只能靠在野外和山上挖野菜配着糧食才能得以果脯，可以說杜義德從出生起就伴隨着飢餓成長。

杜義德出生的那一年正是清廷倒台而民國建立的一年，本來人們以為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結束會讓老百姓過上富足而安穩的生活，然而事與願違的是由於沒有形成一個足以一呼百應的政權，所以民國在成立不久後迅速陷入了各方勢力割據的狀態當中。而這種狀態最大的受害者莫過於貧苦的老百姓，在不穩定的政局之下形成了一種「兵過如篦」的局面，很多號稱正規軍的隊伍都參與到了對老百姓的劫掠當中，在這種大背景之下杜義德一家自然也未能倖免，在被經過幾次的搜刮之後，家裡根本沒有餘量維繫之後的生活。

更糟糕的是這個時候杜家所服務的地主前來催繳當年的糧食，地主當然明白農民被兵匪之患攪擾得不得安寧，然而利欲熏心的他們根本不會考慮這些，他們看重的只是將這些佃農去拆骨吸髓極盡剝削之能事。因為地租的問題，杜義德的父親多次來到地主家登門懇求寬限，然而他所得到的只是嘲諷和毆打。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杜義德立志要去改變這種人吃人的局面，讓這些惡霸地主得到應有的懲罰。

由於作為佃農的凄慘經歷，杜義德的父親決心要讓自己的兒子拜託和自己一樣的命運。所以在杜義德14歲的時候，父親便將他送到湖北的省會武漢在一家木匠鋪里當學徒。在父親看來，作為佃農的自己一年到頭累死累活都無法保證吃飽，還要時刻看地主的臉色，而如果自己的兒子學得一技之長即使無法大富大貴，起碼可以不必再受自己這樣的窩囊氣，他更盼望着自己兒子能在武漢這個碼頭所立足，等到自己老邁的時候也可以跟着他在省城安度晚年。

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亂世之下不容底層百姓的一份安穩，這也不過是杜義德父親的一個美好願景而已。來到武漢的杜義德找到了一個木匠鋪從學徒做起，按照傳統手藝人的規矩，學徒工在前三年的學習當中是無法領到正常工錢的，而更為苛刻的是杜義德在這學徒當中不僅沒有領到哪怕是一個銅板的錢，更是被老闆隨意呼來喝去毫無尊嚴可言，有一次杜義德因為長時間的疲憊而沉沉睡去，老闆發現之後不由分說便抄起木棍對他一頓暴打，一段時間下來杜義德不僅沒有學到手藝身上反倒是傷痕纍纍。更可氣的是當他和老闆提出要離開的時候，後者甚至要杜義德付學徒以來的食宿費共計一個銀元，怒不可遏的杜義德此時恨不得和老闆拚命，好在他的工友為他暫時墊上了這一塊銀元杜義德才得以平安回到家鄉。

回到家鄉的杜義德向父親哭訴了這段遭遇，杜義德的父親在心疼兒子的同時也自行了斷了再讓兒子去城裡學徒的念頭，索性讓兒子和自己一樣依舊去做佃農，至少在村裡彼此之間還能有個照應。但是此時在杜義德的心裏卻有着另外的一團火焰，如果這團火焰得以在現實中燃燒，不僅自己一家可以擺脫剝削，甚至全天下窮苦人都能夠過上好日子。原來在武漢的時候，杜義德曾經在秘密的場合結識了我黨在做地下工作的李先念同志，並且聽過幾次李先念的演講，這些話語給年少的杜義德帶來了極大的衝擊，在李先念是描繪當中，未來的日子是一個沒有壓迫且人人平等的社會，而能夠讓中國真正實現這一理想化藍圖的，只有馬列主義的指引和我黨的領導。當時的杜義德雖然還不懂什麼是「馬列主義」，但他從心底里盼望着這些人能夠有朝一日來到自己的家鄉解救一眾窮苦的老百姓。

果不其然，在經歷了短暫的等待之後，1927年在大別山一帶所爆發的「黃麻暴動」讓杜義德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在我黨的領導下，黃安和麻城一帶紛紛成立了農會和赤衛隊，他們不僅打倒了平日里作威作福的地主劣紳，更是沒收的財物、土地以及農具平分給了飽受壓迫的貧農。在這樣的指引之下，杜義德也加入了赤衛隊，想要隨着這個偉大的隊伍實現自己一直以來的夢想。

在參加了赤衛隊之後，杜義德很快就成為了隊內的積極分子，無論是鎮壓惡勢力還是接濟窮苦百姓他都樂於成為「排頭兵」。然而這樣的日子並沒有持續太久，很快黃麻暴動的消息就傳到了省城，得知這一情況後掌權的反動軍閥感到又氣又急，急忙命令部隊開赴暴動的村鎮進行鎮壓，雖然農會和赤衛隊得到了農民的擁護，然而從實力上來講，我們的武裝程度根本不足以和反動派的正規軍相比，暴動在敵人的絞殺之下很快就被平息，和杜義德平素關係最好的工友也在戰鬥中犧牲，而更可怕的是敵人隨後在村裡開始進行「反攻倒算」。

殘酷的「還鄉團」在重新佔據村莊之後，對於曾經加入過農會或者對赤衛隊員提供過幫助的人都進行了打擊，輕則遭受牢獄之災，重則被敵人所處決。在看到這樣的情況後，為了不連累家人，杜義德乾脆隨着紅軍的腳步而去，成為了一名正式的戰士。靠着機敏的頭腦和靈活的身手，杜義德在隊伍當中立下不小的功勞，1929年17歲的他被任命為紅四方面軍11軍31師第四大隊的宣傳隊長。由於杜義德是窮人出身，對於當時普通民眾的生活有着切身體會，加之他對我黨的政策有着較為透徹的了解，所以他在面對群眾的時候總是能夠圓滿完成宣傳工作，對於軍隊的分田地等工作起到了極為積極的作用。

在參加紅軍之後，杜義德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都隨大部隊在家鄉大別山一帶同敵人周旋，由於其作戰英勇且善於做思想宣傳工作，所以杜義德的名字很快就在群眾當中所傳開，而這也引起了敵人的忌憚。為了除去這個「心腹大患」，敵人想出來了一條毒計，那就是以杜義德的家人為突破口迫使其離開紅軍隊伍。不久後地主武裝便將杜義德的父親抓走並關押，雖然經歷了毒打和酷刑，但杜義德的父親始終不願意配合反動派來出賣自己的兒子，最終被敵人殘忍殺害。父親的被害讓杜義德受到了極大的刺激，如果說此前他加入紅軍是有着造福天下的宏願的話，那麼在此之後他對於反動地主就多了一份「殺父之仇」。

杜義德沒有被仇恨沖昏頭腦，他把這份恨意放在心底里轉化成為了工作和殺敵的動力。在此之後屢立戰功的他在軍內的職務也不斷提升，杜義德先後成為了紅四軍100師30團3營的營長，繼而又轉為政工幹部，被任命為紅31軍11師的政委，在當時全師官兵最喜歡的事情便是圍坐在一起聽杜政委對他們進行宣傳和教導。

雖然長時間進行思想政治工作，但杜義德同樣是一名作戰勇猛的悍將。在隨大部隊進行長征的時候，面對敵人鐵桶陣般的圍困，杜義德身先士卒提槍衝出勇猛地沖向敵人的包圍圈，雖然他的部隊最終得以化險為夷，但是在突圍的時候一顆子彈卻正面打入了杜義德的胸口，雖然在軍醫的緊急救治之下杜義德得以化險為夷，但根據手術主刀醫生描述，這顆子彈距離他的心臟僅差毫釐，杜義德可謂是在鬼門關走了一遭，而他的這份勇猛也傳遍了整個四方面軍。

抗戰開始後，杜義德被分配至129師新四旅工作，雖然該部並非一線作戰部隊，但其肩負着的根據地建設任務同樣至關重要，而杜義德靠着自己的經驗和能力都能妥善完成上級交予的工作。國共內戰爆發之後，129師改編為中原野戰軍，不久之後他們就接到了千里躍進大別山的任務，按照毛主席的說法，當敵人兩個拳頭打出之後，他們的胸膛就露了出來，而千里躍進大別山正是用一把尖刀刺進敵人的胸膛。此時杜義德的身份已經成為了中原野戰軍六縱的政治委員，在他和縱隊司令員王近山的帶領下，六縱成為了王牌部隊。而千里躍進大別山對於杜義德本人來說又有着更為特別的意義，首先因為這裡是他的家鄉所在，再則這裡的反動勢力和他有着不共戴天的殺父之仇。

杜義德也不打算隱瞞這一點，在1947年的一天他找到了當時擔任中野政委的小平同志說出來了自己消滅曾經的地主還鄉團的想法。從原則上來說作為一名人民軍隊的高級指揮官在戰爭期間去報自己的私仇顯然是違反紀律的，但在經過思考之後小平同志卻答應了杜義德的請求，在他看來杜義德此舉不僅僅是報殺父之仇，更是為慘死在他們手上的群眾申冤，除此以外消滅平素為非作歹的地主武裝勢力更是可以有利於土改的進行，小平同志不僅允許他帶領部隊回鄉報仇，更是特批給了他一挺機槍。當杜義德的部隊包圍了這些地主武裝的時候，平日里不可一世的他們猶如喪家之犬一般逃竄，在一陣掃射之後他們罪惡的一生也宣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