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細菌戰受害者：日軍罪行不會被遺忘

「細菌戰」由一道傷疤成為一樁心結，將所有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屬置於一場漫長的等待之中。

9月5日，90歲的丁德旺在家中翻閱當年的調查資料。新京報記者 石潤喬 攝

文丨新京報記者 石潤喬

編輯丨胡傑

校對丨李立軍

►本文6799字 閱讀12分鐘

說起「細菌戰」，83歲的徐萬智沉默幾十秒，表情逐漸變得凝重。

「細菌戰」是一段歷史。從1941年到1943年，日軍在湖南常德投放致疫細菌，導致常德鼠疫暴發，至少7643人死亡。

「細菌戰」也是一場關於戰爭遺留問題的漫長訴訟。1997年，108名中國「細菌戰」受害者及親屬代表向東京地方法院遞交「侵華日軍731部隊細菌戰受害國家賠償訴訟案」起訴狀，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對細菌戰罪行謝罪並進行賠償。1999年，72名中國受害者及受害者親屬代表，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第二次訴訟。2002年，東京地方法院承認日本在中國湖南常德、浙江寧波和義烏等地實施細菌戰，但駁回原告要求謝罪並賠償的請求。2005年7月,東京高等法院二審判決維持原判。2007年5月,日本最高法院宣布,駁回中國原告團對二審結果的申訴。

「細菌戰」由一道傷疤成為一樁心結，將所有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屬置於一場漫長的等待之中。今年，根據徐萬智走訪、統計，原告團中的常德受害者僅剩20人在世。但大家無法與記憶和解，所有人都努力地保存記憶，並相信會有勝利的那一天。

講一次就痛一次

徐萬智現任湖南省常德市細菌戰受害者協會常務副會長。

提起自己的傷痛記憶，徐萬智說了幾句話之後就開始沉默。憂鬱一點一點爬上這位老者的面龐。他輕輕地說，自己現在講不下去了。轉身去書房取出一份自己在2012年撰寫的陳訴書。

上面記載着他慘痛的童年經歷。1943年，徐萬智四歲，家住距離常德十來公里的鎮上。當年9月，父親挑了米去常德城裡做生意，回家以後高燒不止，脖子紅腫，胯部起坨，五天後去世。

徐萬智說，後來才知道父親患的是鼠疫。當時，以常德城為中心，疫情在全市的大街小巷，鄉土田野上肆虐。鼠疫俗稱「烏鴉症」，患者發高燒、打寒戰、腹股溝起紅疙瘩。患者離世時全身痙攣、大腿和脖子腫大，病狀慘烈，尊嚴盡失。肺鼠疫患者還口吐血沫，有極強的傳染性。

9月8日，徐萬智在家門口院中澆花。新京報記者 石潤喬 攝

隨後幾天，徐萬智的堂兄、奶奶、叔叔和哥哥接連去世，一家十二口人剩下七口人。有債主上門討債，直接把家裡的值錢家當全搬走。徐家失去了主要勞動力，活下的人靠織布紡紗、挖野菜、到湖裡抓魚蝦果腹。

徐萬智成年以後，聽母親講，自己曾患鼠疫自愈，又頑強地活了下來。常德解放後，他得以上公立小學。他才知道，自己是一場災難的倖存者。

「講一次就痛一次」，徐萬智說，自己接受過不下幾十次採訪，每說一次，都在撕開傷疤。

另一位倖存者王華璋，今年102歲，住在常德城區一家養老院。護理員介紹，王華璋每天喜歡自己一個人安靜地獃著。問及「細菌戰」，他說日軍的確很猖獗，不願再往下說。

9月5日，102歲的王華璋在咖啡和電視背景音中度過清晨。新京報記者 石潤喬 攝

王華璋在自己編纂的細菌戰紀實文集《慘痛的浩劫》中寫道：「1941年11月4日，侵華日軍731部隊駕駛一架輕型轟炸機，在天將拂曉時侵入常德市上空，向市中心的關廟街和雞鵝巷等地空投下大量有毒害性的物質。」這些物質是穀子、麥粒、棉絮和破布條，如雨般落下，有四五百斤。

爾後，飛機繞向石公橋鎮。天亮之後，鎮裡屋頂、街道、碼頭到處都有飛機撒播的物質，特別是北橫街扔得最多。時隔不久，鼠疫就在常德城鄉開始蔓延起來，「當疫情進入高峰期的時候整個北橫街幾乎日夜回蕩着痛失親人的哀號哭聲。」

此後，鼠疫從石公橋鎮向周圍的農村和鄉鎮傳播，這裡成為鼠疫災害蔓延的第二個源頭。

石公橋鎮是一座位於常德縣城東北的老鎮，四面環水，是當時常德縣唯一一條水路交通要道。資料顯示，20世紀40年代初期，鎮上有大小店鋪和居民400餘家，人口2000餘人。作為物產集散地，來自各地的商人在石公橋鎮運送棉花、米和水產品等，當地名產銀魚數量豐富肉質好，干銀魚生意興隆。

1942年，22歲的王華璋在石公橋大德昌綢布號當採購員。他在文集中回憶，他當時不知死人的原因和危害，還視為奇聞到死者家裡觀看，結果感染鼠疫，幾日後高燒不止，幸得石公橋防疫醫院的診治得以成為倖存者。

承受傷痛的不只是倖存者。

90歲老人張禮忠一談起兒時記憶就止不住淚水。作為細菌戰受害者家屬，他一直珍藏着一張發黃的相片，這是他的傳家寶。怕南方的濕氣讓照片受潮，他用塑料袋把照片包了兩層，用一根紅繩繫緊。

9月5日，張禮忠在家中深情凝視珍藏的全家福。新京報記者 石潤喬 攝

照片上有六口人，是張禮忠的父母和兄弟在鼠疫來臨之前的合影。張禮忠記得，常德關廟街有座關公廟，廟前有一石碑，上鐫四句話：做好人、讀好書、說好話、做好事。奶奶和父親常帶着自己去看。

在日軍開始轟炸家鄉後，這座廟也被毀了。

當時，張禮忠的父親張金輝在常德城內開設「張文化」刻字店。靠着父親一手技藝，全家十三口人，包括兩名傭人和兩名刻字徒弟在內，生活無憂。1942年，一名傭人和兩個小弟同時發燒，脖子腫大，郎中診治為鼠疫病，第二天便相繼死亡。

祖母精神遭受重創，當年農曆冬月病故。此後，祖父、奶媽、父親都在兩年之內去世，刻字店破產。張禮忠只剩下母親和大哥可以依靠。張禮忠和大哥先後到運輸船上做工，到街上賣柑子、茶滷蛋和發糕等糊口，沒機會再讀書。

尋找亡魂

1993年，當代人首次將常德1940年代發生的鼠疫與日本細菌戰聯繫起來。

當時，日本中央大學歷史學教授吉見義明在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圖書館所藏的原日軍大本營參謀井本熊男上校的業務日記(簡稱《井本日記》)中，發現了有關實施細菌戰的記述。時任作戰參謀的井本記載了他所參與的在中國進行的細菌作戰過程。

《井本日記》對常德細菌戰的實施有着具體的記述。井本寫道：「1941年11月4日，實行者(731部隊的航空班增田美保)對常德市進行細菌攻擊，在空中散播被感染鼠疫的跳蚤。」

拿到這一關鍵證據後，日本律師一瀨敬一郎向常德官方表明：不需要當地人承擔費用，只需要他們調查細菌戰受害實情，自己將無償幫助受害者到東京法庭討回正義。

在講述細菌戰的訴訟經歷時，老人們總提到一個名字：陳玉芳。1996年，陳玉芳43歲，時任常德市外事辦副主任。

陳玉芳回憶，對於一瀨敬一郎的提議，她形容自己「眼睛一亮，一口答應」。主要出於兩個樸素的願望，「一是能夠讓受害者到日本法庭上，親自控訴日本軍國主義的罪行，二是也為亡魂做點什麼。當時市委主要負責人簽署了這項由陳玉芳牽頭的工作計劃，告訴她：「我們現在就要把歷史證據收集起來，也為後人留一份歷史。」

26年後的今天，陳玉芳坦言，自己當時還懷着一種強烈的民族情緒。一瀨敬一郎是位彬彬有禮的日本人，言辭懇切，做事可靠。她想，自己的民族靠日本人來提醒挖掘劫難史，靠他們的幫助來打官司。如果連這樣的歷史機遇也沒抓住，自己實在愧當中國人。

尋找受害者的工作是艱辛的。起初，唯一的參考刊物是市委黨史辦編撰的《辛巳劫難——1941年常德細菌戰紀實》，全書只記載了常德市區、石公橋鎮和桃源鎮李家灣村的受疫情況，死亡人數不足100人，有名有姓的登記者只有幾十個。

志願者只能順藤摸瓜，根據登記者提供的線索，一面在常德市區、郊區和較大的鄉鎮走訪，尋找並訪談受害者，一面在檔案館、圖書館裏搜集資料。同時，以「市-縣-鄉」為單位，在當地政府協助下，召集直接受害者和受害者親屬開座談會。

今年90歲的志願者丁德旺回憶，自己和村中志願者時常一戶一戶上門訪談。受害者家屬一邊回憶，自己一邊追問，每次訪談至少幾小時。他感慨，一戶人家裡，記憶最清晰的是老人，大部分在80歲上下。這意味着，「如果調查啟動得晚一些，就再也找不到這些老人了。」

69歲的原湖南文理學院細菌戰罪行研究所所長陳致遠教授,至今仍在研究細菌戰史料。根據他在《紀實：日本侵華細菌戰》一書中提供的史料，在這次調查中，每一家發病者的死亡時間十分值得考證。家屬提供的時間要與該疫點發病、集中死人的年代、季節相吻合，才能驗證其有效性。有時，家屬記不準確，就從其他遺屬們回憶的結婚、生子、賀屋或其他有肯定時間的家庭大事去推算，或者請當地老人幫助回憶，弄准為止。

常德市細菌戰受害者調查委員會當年調查訪談時的照片。受訪者供圖

其次是受害者的癥狀。有人說自家親人發病時時冷時熱，冷起來蓋三床被子都壓不住寒，志願者便告知他那不是鼠疫而是瘧疾。有人說親人發病時上吐下瀉，死得很快，調查者就告訴他那是霍亂。

當時，徐萬智、張禮忠等受害者家屬都自願成為志願者。他們跑遍了常德市內十幾個村鎮。自帶乾糧，蹬着單車，路途最遠的一天騎了100多公里。鼠疫過去半個世紀後，這片土地的記憶依舊慘烈。丁德旺寫過一首民謠描述他記憶中，老家附近的牛祜坡村死亡景象：「家家是哭聲，山上盡新墳。田埂行人少，雞犬也哀鳴。」

2002年，在細菌戰訴訟一審判決前3個月，常德細菌戰《受害者名冊》也最終完成。7年間，志願者隊伍調查了常德周邊10餘縣市，獲取受害材料15600餘人(份)，確認其中至少有7643人為細菌戰受害者。

認定受害者的標準頗為嚴格。據學者聶莉莉敘述，在時間上，僅限於1941年日軍播撒鼠疫受害，發生在這個時段以外的疫病，即使懷疑是日軍所為，也不在登記範圍之內。在證詞方面，受害者親屬應當健在，並且有當時的鄰居或朋友為其作受害證言，村委會等行政組織也要開具受害證明。此外，除歷史文獻中記載的受害地外，其他新發現的疫點必須有清楚的傳播途徑。

9月7日，細菌戰訴訟原告曾曉白展示自己收藏的細菌戰受害者調查表。新京報記者 石潤喬 攝

在7643人之外，還有不少受害者無法登記。根據常德市博物館「細菌戰」展區解說詞，曾經，在石公橋北濟公廟裡、居住着一個「丐幫」，所有乞丐都在鼠疫中死去,沒人留下姓名;在長嶺崗鄉神寺山王家祠堂,先後有上千官兵染疫,但姓名無可考;雙橋坪蔡家灣99戶371人,僅一人因外出幫工幸免於難,死者大多沒了後人,故無法登記。

2002年，日本法庭在對日軍細菌戰索賠訴訟判決書中，從法律層面認定了這一數字的有效性。

艱難的赴日訴訟

第一批原告團成員何英珍的訴訟之旅，是在退休之後開始的。女兒劉璐回憶，1996年，常德市外事辦的陳玉芳副主任找到家裡，希望何英珍加入訴訟隊伍。

劉璐第一次知道，何英珍曾經歷過極為殘酷的鼠疫，十八天之內有六位家人離世。

已退休的何英珍開始全職「打細菌戰。」

89歲的何英珍。她曾是第一批赴日原告團成員。新京報記者 石潤喬 攝

上班地點是一間七八平方米的平房，屋外掛着牌子：「侵華日軍731部隊常德細菌戰受害者接待處」。這裡是常德市外事辦的一間雜物室，一疊一疊的紙質資料堆放在角落裡，何英珍幾乎每天都在接待處值班，負責接洽、記錄前來申請登記的細菌戰受害者。

在調查的結尾，工作的第二階段開始了：赴日本開庭。陳玉芳記得，由於沒有赴日訴訟專項經費，她和原告團成員時常為經費頭痛。

徐萬智記得很清楚，在2000年初，自己和妻子、兩個孩子全都下崗，家裡拿不出赴日訴訟的五千元。恰巧，有位親戚從廣東打工回來，借給自己兩千元。徐萬智又從別處湊到三千元。

劉璐回憶，第一批原告約有30人，現在除了母親，只剩三人在世。母親退休前是行政幹部，性格潑辣、敢幹、不怯場。她記得，在訴訟期間，母親嘴邊總掛着一句話：「我們一定能贏，要有信心!」母親的記憶力也極好，常常在日本和國內當眾宣講，從不拿草稿。有一年，從日本回到常德後，母親講道，有位日本老人，在聽完宣講之後對着自己痛哭下跪。他說自己的父親曾參與侵華戰爭，他要為此向中國人謝罪。

陳致遠曾為對日訴訟做出長達10萬字的鑒定書《1941年日軍常德細菌戰對常德城區和石公橋鎮和平居民的加害》,以學者身份在二審時出庭作證。

讓陳致遠印象深刻的是日本律師對歷史的認知。支持訴訟的日本律師和市民，被日本右翼人士攻擊為「賣國」。他問日本律師怎麼想，對方說，其實這場訴訟對於日本本國而言，也是有利的。日本律師認為，如果日本想要改變過往侵略者的形象，在亞洲得到被侵略國家認可，便應當道歉。這是一份必要的歷史責任。

2002年8月，經過5年的法庭審判，東京地方法院做出了判決。駁回了原告的賠償請求，但全面接受了原告提供的眾多證據，承認了日軍發動細菌戰這一歷史事實。

2002年8月27日，東京地方法院一審判決當天，來自湖南和浙江的原告聲援團抵達東京為原告方聲援。受訪者供圖

根據學者聶莉莉在書中直接引用的日文版判決書，東京地方法院承認「從1941年到1942年，由七三一部隊、一六四四部隊等向衢州、寧波、常德等地投下了鼠疫菌，向江山直接播撒了霍亂菌」。承認了「細菌武器的實戰使用作為日軍戰鬥行為的一個環節，是根據戰時陸軍中央(陸軍省和參謀本部)的指令而發動的」。

關於細菌戰的殘虐性及其社會影響，判決書中寫道：「在如本事件這樣的人際關係密切的地區，因為鼠疫是通過社會生活形態而傳播的，所以在人們接連不斷地相繼死亡的緊迫情況下，人與人之間產生了相互怨恨和猜疑，這極大地影響了地域社會的人際關係和社會生活，同時在人們的心理上留下了嚴重的創傷」。

2005年7月19日，日本東京高等法院宣判侵華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訴訟案二審敗訴。以「國家無責任」的理由駁回了原告要求道歉和賠償的訴訟請求，認為個人向國家提出賠償不符合國際慣例。

2007年，歷經數十次開庭之後，日本最高法院宣布維持原判。

等待那一天

2001年，日本攝影家權田茂訪問細菌戰受害地常德，將鏡頭對準細菌戰受害者。《南方周末》2005年曾報道，權田茂將鏡頭推到離被攝影者的臉只有10厘米的距離，想要感受寫在臉上的戰爭記憶。

他說：「我在為中國人拍照時所感受到的是作為人的尊嚴和個性。是在日本人臉上所感受不到的。」現在，這些受害者正在老去，卻依然保有堅韌的尊嚴感。

張禮忠的鄰居描述，每天早上六點鐘起床後，都能看見張禮忠在花園散步，邁入九十歲的他「威武得很」。為了保證體能，張禮忠每天在老式春秋椅上練一小時氣功。而百歲的王華璋也堅持在養老院「全自理」，除去自己吃飯、散步、洗澡等基本生活環節，他還能駕駛代步車去養老院門口取快遞。

2011年，承擔訴訟資料搜集任務的細菌戰受害者調查委員會改組為「常德市細菌戰受害者協會」。

三名細菌戰受害者家屬的後代加入協會，成為協會新的頂樑柱。今年60歲的易友喜，按照叔叔易孝信的建議，任協會黨支部書記。今年48歲的律師高峰，因父親高緒官的緣故，從2005年開始幫助細菌戰受害者訴訟，被老人們集體推選為會長。另一位名叫胡精鋼的會員今年72歲，他的爺爺死於鼠疫，在看到媒體報道後，胡精鋼和另外兩位老友結伴報名志願者，肩負起用電腦整理資料、攝像和攝影的任務。

今年是胡精鋼入會的第十年，儘管患有高血壓和心臟病，他自稱為協會裡的「年輕人」。為了保存受害者的歷史記憶，胡精鋼架起攝像機走訪常德市近40位原告的家，錄製視頻口述史。

十年來，斷斷續續地錄完近40人，到今年，已經有十幾人去世。最讓胡精鋼印象深刻的是何英珍。講到細菌戰的細節，何英珍由於中風，已經記憶模糊，但她還是想要錄下去。胡精鋼給她拍了兩次，回憶起童年往事，何英珍兩次落淚。

在曾經的疫區石公橋鎮，人們也在儘力保存記憶。

一座石碑矗立在石公橋鎮疫區舊址。石碑上刻着每一位在鼠疫中死去的石公橋鎮居民的名字。新京報記者 石潤喬 攝

1940年代，為了攻克鼠疫，民國政府決定引湖水淹沒舊城。曾經繁華的200米商業街此時變成一條窄窄的土路，矗立在兩汪湖水中間。2003年，石公橋鎮上的細菌戰受害者合資立了一塊碑，放置在這條土路一側。高一米的石碑上刻着每一位在鼠疫中死去的石公橋鎮居民的名字。一些年幼的亡者因為出身貧苦，還不曾擁有自己的大名，只能以「江豬兒」、「江狗兒」、「丁癩子」等名字被後人所知。

協會成員魯光躍的母親是鼠疫的倖存者，現已去世。有幾次清明節，魯光躍都帶着孩子重走疫區舊址。沿着曾經的舊街走，魯光躍把自己所知的細菌戰歷史一點一點講給下一代聽。而為了傳承這段記憶，另一位協會成員何介民曾經數年到中學上課。「老人就是活化石，講出來的東西不會幹巴巴」，魯光躍說，何介民講課的最大特點是無需草稿，小故事信手拈來。

此外，湖南文理學院退休教授陳致遠呼籲，在常德市內修建專門的公園、紀念碑或紀念館，用豐富的史料來展示細菌戰整個過程。這將是屬於所有常德市民的神聖空間：「有一個廣場、一座碑，供中小學生和市民組團參觀、遊覽，教育意義就比較突出了」。

陳致遠相信，會有勝利的那一天。「學術界和常德的受害者們要準備好。在那一天，要有足夠的資料來爭取最後的勝利。」

六年前，何英珍患上阿爾茨海默病，逐漸發展為中度遺忘，不認識丈夫和女兒。但聽到女兒介紹記者來意後，她似乎聽懂了，一瞬間記憶閃現，突然誠懇地說了一句：「謝謝你」。

(劉璐為化名)

參考文獻

《傷痕：中國常德民眾的細菌戰記憶》聶莉莉著《紀實：日本侵華細菌戰》陳致遠著

《鐵證如山不容抵賴》張禮忠搜集整理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