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與八思巴，相伴一生的親密關係是如何煉成的？

很多都天然的以為，1247年的涼州會盟直接奠定了，薩迦派在蒙元時期的政治地位。

但實際上，涼州會盟的政治遺產相當短促，闊端雖委託薩迦派管理西藏事務，並規定各地方官吏都必須聽從薩迦官員之命，不可觸及刑律，擅權自立。

只可惜，蒙古汗國政壇的風雲變幻，瞬間就改變闊端和薩班的努力。

1247年，經過艱苦博弈才登上大汗寶座的貴由汗，只幹了兩年就死了。

貴由汗死後，王后斡兀立·海迷失攝政三年。但這個蠢女人，只用了三年就將蒙古治理的天怒人怨。

1251年，蒙哥（托雷之子）趁機聯合各部勢力，在「忽里台」大會上被公推為新任大汗。

蒙古汗國的「黃金家族」，從窩闊台王系轉入了托雷王系，隨後蒙哥大肆清洗窩闊台王系成員和支持者，幾乎將窩闊台系統連根拔起。

作為窩闊台的兒子，闊瑞憑藉之前與蒙哥良好的私人關係逃過此劫。

蒙哥也非常「仁義」保留了，其在涼州的封地和所屬權益。但窩闊台王系的沒落，讓闊端家族終將邊緣化。

更為雪上加霜的是，就在這一年，薩班和闊瑞先後去世。

幾乎在一夜之間，薩迦派不但失去了最高領袖，也遺失了蒙古國內強力政治人物的支持。

年僅17歲的八思巴，在接任了薩迦法王之位後，不得不面對一個極為複雜和尷尬的局面。

八思巴塑像

一、八思巴的困局

1251年，身在涼州的八思巴，面對着一個極其複雜的局面。

一方面，蒙哥汗依舊藉助薩迦派的影響力，在西藏推行括戶（清查戶籍）等施政措施。另一方面，他也開始逐步將西藏各處的土地，分封給各位蒙古王公。

蒙哥分封西藏土地的做法，從原則上符合蒙古人「兄弟共享富貴」的傳統，因為深受各蒙古宗王的擁護，在一定程度上穩固了蒙哥汗的地位。

而從管控西藏的角度解析，則更接近明朝治藏策略的「多封眾建」思路。

這一策略簡單說就是「摻沙子」，讓各教派分別迎奉不同的蒙古宗王，進一步加劇各派之間的裂隙，使其愈發難以形成合力。

《漢藏史集》記載說:「蒙哥汗與止貢派結為施主與福田，忽必烈（薛禪汗）與蔡巴派結成施主與福田，阿里不哥與噶瑪派結為施主與福田，旭烈兀與止貢派結為施主與福田。」

當這一法寶祭出後，西藏各教派領袖為了自身的存在和發展，都不得不與蒙古皇室建立起直接的聯繫。

從此以後，無論哪一個教派和地方勢力要掌控西藏，都必須爭取中央王朝的支持。

這反倒加強了西藏與中原的聯繫，而中央政權只需要扶植這些人作為代理人，就能保證疆土的完整和邊疆的安寧。

難怪當代著名的藏族學者東嘎·洛桑赤列教授指出：「把西藏真正統一到蒙古汗國之中，是蒙哥汗在位時完成的。 」

但蒙哥汗的治藏思路，對薩迦派來說顯然不是件好事。

雖然，蒙哥依舊將薩迦派劃分給了闊端的後裔掌管。但相比於圍繞在蒙哥親兄弟身邊的個各教派，薩迦派的「代言人」地位已被削弱到了極點。

年輕的八思巴感覺到了這種變化，為了薩迦派的發展，他也不得不尋找一個更強力的支持者。

因此，在成為薩迦法王后，他並沒有返回西藏，而是留在涼州一邊學習佛法，一邊仔細觀察各位蒙古王公的所作所為，很快一個機會就降臨在他的面前。

二、第一次不親密的接觸

1253年（宋理宗寶佑元年），八思巴得到了忽必烈的傳召。

當時，忽必烈正在籌划進攻雲南（大理）的計劃，為了解藏區的情況，忽必烈派人將八思巴召至六盤山見面。

兩個友誼貫穿一生的朋友，第一次見面的氣氛，開端相當融洽。

雖然，八思巴19歲的年紀，讓忽必烈一度心存疑慮。但隨着交談的深入，忽必烈發現八思巴對於佛學有着獨特的認識和見解，這讓他大為讚歎。

但當忽必烈要求八思巴在西藏，為蒙古軍隊籌集所用的物資和征夫之時，會談的氣氛急轉直下。

面對忽必烈的要求，八思巴回答道：「西藏只是一個偏遠的地方，地廣人稀，難以支撐大軍所需，還請收回成命。」

八思巴的回答頓時觸怒了忽必烈，他狂暴的咆哮道：「你敢犯我蒙古虎威，你活膩了嗎？我刀鋒所指，擋者披靡，如沸湯潑雪，現在不過就是要你們提供點物資和隨軍征夫，你便推三阻四。」

八思巴見狀，平靜的搖搖頭說：「我實在是幫不了大汗，請您允許我回到故鄉去吧。」

盛怒之下，忽必烈拍案而起，大聲吼道：「你給我滾出去。」

黯然回到帳中的八思巴，開始收拾行裝，準備第二天便離開六盤山。

當晚，忽必烈的王妃察必勸慰道：「我看這位年輕的法王，講法非常精湛，先前蔡巴老僧們的見解都不如他，請大汗不要讓他離開。」

忽必烈憤憤的說：「他對佛學確有獨到之處，但不願為我所用，留他何益？」

察必笑了笑，說道：「大汗興兵，難道缺的真是物資和征夫嗎？這對大汗都是小事，這件事他心裏有抵觸，並不代表其他的事不能合作呀。」

忽必烈沉吟片刻道：「好吧，明天一早你和我一起去見他。」

在王妃的斡旋下，忽必烈和八思巴逐漸建立起了信任。

王妃察必還接受了八思巴的「灌頂」，拜他為上師。

「灌頂」，本是印度古代的一種儀式，國王即位時取四大海之水灌於

頭頂而表示祝福，後來佛教密宗也採用這種儀式。

佛教的灌頂，主要有傳法灌頂和結緣灌頂兩種：傳法灌頂是「對於如法積行之人，傳授密法，使紹阿闍梨職位」之灌頂；結緣灌頂是「唯為使結佛緣，引人一般之人十灌頂壇，使投花而授其本尊之印與真言，無秘法之授受」的灌頂。

八思巴給王妃察必傳授的灌頂當屬結緣灌頂。傳授灌頂，使八思巴成為王妃察必在佛教上的老師 。

三、漸行漸近的盟友關係

王妃察必在接受了灌頂後，感覺頗受其益。

她勸說忽必烈也受此灌頂儀軌：「(灌頂)果然勝於其他教法。請王受之。」

但身為汗王，忽必烈接受灌頂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在向八思巴詢問灌頂儀軌時，八思巴說道：「受灌頂之後，上師坐上座，要以身體叩拜，聽從上師之言語，不違上師之心愿。」

忽必烈聽後，馬上表示不能接受，擔心會使「教權置於王權之上」，又是王妃察必出來斡旋。

她說：「聽法人少之時，上師可以坐上座。官員、臣民聚會時，上師慈悲恐怕不能鎮服，汗王坐上座。吐蕃之事悉聽上師之教，不請於上師絕不下詔。其餘大小事務，上師不得講論及求情。」

王妃察必提出的，確實是一個折中的辦法，她將八思巴的上師權利，限制在了可控的範圍。

明確了王與上師的權利邊界後，忽必烈和八思巴達成了妥協。

任何一種妥協的達成，都基於雙方互相需要。

八思巴需要一個強力的汗王的支持，因為在蒙古的勢力版圖中，蒙哥汗明顯對噶舉派更感興趣，薩迦派只能別尋他途。

在這裡，需要明晰一個長期存在的誤區。

西藏各個教派中，並不是只有薩迦派主動聯合了蒙古勢力，進而成為蒙古政權在西藏的「代理人」。

早在涼州會盟之前，西藏各教派就已經開始，分別和各蒙古勢力進行了接觸，尋找可以依附的對象。

東嘎·洛桑赤列先生在《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中記載：「公元1239年，薩迦聯繫了王子闊瑞，帕木竹巴和雅桑噶舉兩派向王子旭烈兀（拖雷之子，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兄弟）投誠，止貢和藏古瞙兩派向王子忽必烈投誠，達隆派向王子阿里不哥投誠。」

其實，大家都在找大腿，唯一區別是「抱的不是同一條」。

而涼州會盟的成功，確實讓薩迦派深受其益，闊端除明確其「代理人」地位，還將除了阿里三圍以外的拉堆南北兩地、古摸曲迷、襄、夏魯、羊卓等七個萬戶的地區，屬民一萬零八百八十五戶直接封給了薩迦派。

古人說「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教派也是由人組成的，薩迦派深受其益，眼紅心熱自然少不了。

之後，蒙哥汗的「多封」計劃，更加劇了尋求強力支持的舉動。

八思巴在權柄甚重的忽必烈身上下注，本身無可厚非。

作為一派的領袖，全教僧眾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很多時候，他甚至不能以各人的好惡，來決定取捨。

另外，從忽必烈本人來說，因長期接觸漢人、回鶻人和色目人，其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了「多文化共生」的傾向（蒙古人認為是「漢化」）。

公元1253年，八思巴為忽必烈傳授了薩迦派的喜金剛灌頂，正式成為忽必烈宗教上的老師。這是蒙古王公，第一次接受藏傳佛教「灌頂」的儀軌。

隨後，忽必烈封八思巴為「國師」，賜玉印，奉獻黃金及珍珠鑲嵌的袈裟、僧衣、金座、傘蓋等作為灌頂的供養。

四、忽必烈的選擇權

作為合作關係的強勢一方，忽必烈顯然擁有更充沛的選擇權。

他是不是一定要和薩迦派合作呢？

答案是——不一定！

在南征雲南期間，忽必烈發現噶舉派在康巴的勢力遠超薩迦派，便召噶瑪拔希（噶瑪噶舉派）在川西北的絨區色都地方相見。

二人見面後，相談甚歡，忽必烈希望噶瑪拔希留在他身邊長期相伴。但噶瑪拔希似乎對忽必烈不是很感興趣。

很快便辭別了他，去寧夏、甘肅、內蒙等地傳法。在此期間，噶瑪拔希接到了蒙哥汗的詔書。他欣然從命，隨使臣到達和林（蒙古汗國首都），受到蒙哥和阿里不哥的寵信。

蒙哥汗封其為「國師」，賜金印、白銀，還賜給他一頂金邊黑色僧帽，這就是噶瑪噶舉派中黑帽系傳承的來源。

（嚴格意義上說，蒙哥汗封的「國師」，才是正經八百的國師。忽必烈身為一個宗王，封八思巴為「國師」，多少有僭越之嫌。）

應該說，噶瑪拔希的選擇並沒錯，畢竟身為蒙古大汗的蒙哥，才是當時最粗的大腿，沒有之一。

只可惜，噶瑪拔希沒法預測所有人之後的命運，也包括他自己的。

得到了蒙哥汗的青睞，噶瑪噶舉派獲得的權力和利益已超過薩迦派，隱隱有獨領全藏之勢。

但人要是倒霉，喝口涼水都會塞牙。

1259年（南宋理宗，開慶元年），蒙哥汗親征合州(今重慶合川區)，意外死於釣魚城下。

隨後的事情，就是常演不息的爭權大戲了。

兩個蒙古宗王分別舉行了，推選大汗的「忽里台」大會。

1260年4月，阿里不哥在哈拉和林被蒙古本土貴族，推舉為蒙古國大汗。而5月5日，忽必烈在部將的擁立下，於中原開平成為蒙古大汗。

兩個大汗並立，結果必然是拔刀相向，在長達四年汗位之爭中，蒙古人自己殺的血流成河。

最終，忽必烈勝出，將戰敗的兄弟囚禁致死。

倒霉的噶瑪拔希在蒙古帝國權利的變幻中，先是選擇了蒙哥汗，而後又跟阿里不哥站在一起。

這導致，忽必烈坐穩大位後，「忽然」想起了他。

先是將其長期囚禁，並一度考慮殺了他，最後雖考慮到噶瑪噶舉派的影響力將其釋放，但此後噶瑪噶舉派備受打壓，直到元末才算恢復了元氣。

噶瑪拔希被釋放後，輾轉8年才回到西藏。為了鞏固其教派的勢力，免於被其他教派吞併、瓦解。

噶瑪噶舉派第一次採用了活佛轉世制度，這實際上是活佛轉世制度，出現的根本原因。

五、八思巴的選擇

噶瑪拔希和忽必烈的取捨向背，不是八思巴能左右的。

但當忽必烈行走在刀鋒邊緣時，八思巴卻堅定的站在了忽必烈身邊。

隨着蒙古汗國疆域的不斷拓展，蒙古人內部逐漸撕裂為兩派。其實，從此時期開始，蒙古人就已出現了「左右兩翼」的傾向。

一部分以忽必烈為代表的蒙古人，在長期接觸中原漢族士大夫的過程中，逐漸傾向於中原的固有的文化和管理方式。

而另一部分以蒙哥汗和阿里不哥為代表的蒙古人，則堅持固有的草原傳統，行事非常保守，對忽必烈的「漢化」傾向極為反感。

1257年，在蒙古保守勢力的慫恿下，蒙哥汗突然決定對忽必烈下手。

他藉著南下攻宋的機會，以「以忽必烈有足疾為由，解除其軍權」，並將他手下的大臣拘押嚴刑拷問，意圖「先除羽翼，後治魁首。」

一時間，風聲鶴唳，親近忽必烈的勢力紛紛側目。

就在這種危局之下，八思巴堅定的選擇站在忽必烈身後，一邊用佛學的解釋來寬慰他的心靈，一邊又親自趕赴五台山，為他單獨舉行祈福法會。

最終，在八思巴和大臣的勸說下，忽必烈決定向蒙哥汗展現「誠意」。他只帶着二十個衛士，親自奔赴大汗營帳。

見到蒙哥後，忽必烈言辭懇切的伏地「請罪」，並表示已將「家人送至和林為人質」。

蒙哥汗總算顧念兄弟之情，大度的「寬恕」的忽必烈，但此事在他心中造成了巨大的陰影。

直接誘發了，蒙哥汗死後，兩次推舉大汗的「忽里台」大會。

忽必烈無論如何，也不敢將身家性命，放在行事更為保守的阿里不哥手中。

公元1264年（南理宗，景定五年），歷時四年的血腥汗位之爭落幕，忽必烈憑藉另一個兄弟旭烈兀的支持，成了名義上的蒙古大汗，並將都城從和林格爾遷至北京。

在危機中，一直堅定支持他的八思巴，終於獲取了忽必烈一生不變的友誼。而且，忽必烈也確實兌現了，「吐蕃之事悉聽上師之教，不請於上師絕不下詔」的承諾。

當忽必烈尊八思巴為「國師」（這回可是正經八百的國師了），授宣政院首位總制，「賜玉印，任中原法主，統天下教門。 」

忽必烈設置的宣政院，本就是為了管理全國的宗教事務，監管藏區事務。當八思巴以國師身份統領宣政院，實際上已獲得了西藏地區政教大權。

同時，這也意味着，藏傳佛教跟隨着忽必烈來到了中原腹地，並在元朝的版圖上開枝散葉。

為了能夠讓八思巴更好的管理西藏事務，忽必烈改變了蒙哥汗「分封」政策，轉而全力扶持薩迦派。

他將蒙古各王公在西藏委派的守土官（達魯花赤）全部召回。只保留了支持者旭烈兀名下封地的守土官。

藏文史料《大司徒絳曲堅贊自述》記錄這段史實：「此後，當蒙哥汗歸天之後，薛禪皇帝（忽必烈）在位之時，將在西藏的所有守土官撤間，由於薛禪汗與旭烈兀的兄弟關係特別親密，所以我們(帕竹派)的守土官仍然保留。」

裁撤守土官之後，薩迦派在經過蒙哥時期的波折後，再度當仁不讓的成了蒙古人在西藏唯一的指定「代理人」。

此時，距離闊端與薩班的涼州會盟，已過去了整整17年。

綜上所述，涼州會盟只能算薩迦派與蒙古勢力的第一次接觸，真正奠定了，薩迦派藏區領導權的是——忽必烈與八思巴。

蒙古汗國時期的藏史，一共寫了四篇：

《涼州會盟的胎動——蒙古帝國的前期準備》；

《涼州會盟的胎動——西藏各教派內部準備》

《蒙元時期，治理西藏策略的左右搖擺》

《忽必烈和八思巴的雙向選擇》

之後薩迦派的光耀歲月，我放在元朝部分里單獨寫。下面幾天，咱先把薩迦派放一放，來講講《朗達瑪滅佛》的事兒，估計也是四篇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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