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麼沒有產生偉大的作品？毛主席如是說

自四大名著之後，中國少有偉大作品出現，不只是現在，過去的人們也是一直期待着偉大的作品的問世。

在萬千期待的人中，毛主席就是一個。

毛主席年輕時，就對文學有很高的追求和造詣，他認為「文學為百學之原」，他在湖南高等中學讀書時，寫過一篇很有名氣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論》，國文老師寫下多處批語，並給同學們「傳觀」，一處批語寫道：「歷觀生作，練成一色文字，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可見老師對這個學生是相當期待的，有創造偉大作品的潛質。

據毛主席的好友張昆弟的日記記載，1917年9月，他們在一起遊玩的時候，毛主席發宏論說：

「現在國民性惰，虛偽相崇，奴隸性成，思想狹隘，安得國人有大哲學革命家，大倫理革命家，如俄之托爾斯泰其人，以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發其新思想。」

在毛主席的心目中，中國需要的是托爾斯泰那樣的大作家，是能夠給中國帶來思想洗滌的大作品，他曾一度尊崇康梁，一度尊崇陳獨秀，認為他們「魄力頗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他也特別尊崇魯迅，把魯迅當成一個偉大的新文化革命的旗手。

中國要出大作品，首先要破壞束縛大作品產生的思想的強權和牢籠，需要「大勢斗轉」，「自思想，文學，以至政治，宗教、藝術」，皆要「一改舊觀」。毛主席為此曾大聲疾呼，創辦刊物，撰寫文章，織織學會，奔走呼號。

1919年7月21日，毛主席在為湖南健學會擬就的章程中主張「研究」精神和「批評」精神，主張「個性」的解放，反對師道尊嚴，要求竭力打破思想界的強權，他說：

「老先生最不喜歡的是狂妄。豈知道古今真確的學理，偉大的事業，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號的狂妄人所發明創造來的。我們住在這繁複的社會，詭詐的世界，沒有批評的精神，就容易會做他人的奴隸。……像我們反對孔子，有很多別的理由。單就這獨霸中國，使我們思想界不能自由，鬱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隸，也是不能不反對的。」

毛主席所力圖改變的，是大環境，是「客觀的社會原因」，而對於藝術家本人來講，要成為偉大的藝術家，出偉大的作品，還需要哪些要素呢？毛主席自有一番見識。

1938年4月28日，毛主席在剛剛成立的魯迅藝術學院發表演講，希望「魯藝」造就「具有遠大的理想、豐富的鬥爭經驗和良好的藝術技巧的一派文藝工作者」，他認為這三個條件是成為偉大的藝術家的必備要素。他說：

「中國近年來所以沒有產生偉大的作品，自然有其客觀的社會原因，但從作家方面說，也是因為能完全具備這三個條件的太少了。」

關於遠大理想，他說：

「你們不應當是只能簡單地記述社會生活的藝術工作者，而應當有為新中國奮鬥的遠大理想。這就是說，不但要抗日，還要在抗戰過程中為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國而努力，不但要為民主共和國，還要有實現社會主義以至共產主義的理想。沒有這種偉大的理想，是不能成為偉大的藝術家的。」

關於豐富的生活經驗，他說「沒有豐富的實際生活經驗，無從產生內容充實的藝術作品。要創造偉大的作品，首先要從實際鬥爭中去豐富自己的經驗。」他以魯迅翻譯的蘇聯作家法捷耶夫的《毀滅》中的「調馬之術」和《紅樓夢》中描寫柳湘蓮痛打薛蟠以後的「牽馬認鐙」為例，來說明「大作家不是坐在屋子裡憑想像寫作的，那樣寫出來的東西是不行的。」他要求魯藝的青年藝術工作者們「現在的大千世界都是屬於你們的，都是你們活動的園地。你們的藝術作品要有充實的內容，便要到實際生活中去汲取養料。」他號召青年們下馬看花，到群眾中去，他說：

「藝術家固然要有偉大的理想，但像上馬鞍子一類的小事情也要實際地研究。過去一個研究《紅樓夢》的人說，他曾切實地把大觀園考察過一番。現在你們的『大觀園』是全中國，你們這些青年藝術工作者個個都是大觀園中的賈寶玉或林黛玉，要切實地在這個大觀園中生活一番， 考察一番。你們的作品，『大綱』是全中國，『小綱』是五台山。」

毛主席這裡說的「王台山」，是指五台山地區，屬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毛主席的意思就說讓青年文藝工作者們深入根據地，寫出深入反映抗日軍民戰鬥生活的作品來。

關於藝術技巧，毛主席認為「沒有良好的技巧，便不能有力地表現豐富的內容。」因此他希望青年們「一定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學習和掌握藝術技巧。」他特彆強調語言的重要性，尤其是大眾語言，「我看魯迅先生便是研究過大眾語言的。」 要獲得大眾語言，毛主席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到群眾中去」，只有到群眾中去，才能學到真正的語言， 真正提高自己的藝術技巧。他說：

「夏天的晚上，農夫們乘涼，坐在長凳子上，手執大芭蕉扇，講起故事來，他們也懂得胡適之先生的八不主義，他們不用任何典故，講的故事內容卻是那麼豐富，言辭又很美麗。這些農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詩人。民歌中便有許多好詩。我們過去在學校工作的時候，曾讓同學趁假期搜集各地的歌謠，其中有許多很好的東西。這裡存在着一個極大的不協調，就是有豐富的生活經驗與美麗言辭的人不能執筆寫作，反之，許多能寫作的人卻只坐在都市的亭子間，缺
乏豐富的生活經驗，也不熟悉群眾生動的語言。我們都知道高爾基，他的生活經驗豐富極了，他熟悉俄國下層群眾的生活和語言，也熟悉俄國其他階層的實際情形，所以才能寫出那樣多的偉大作品。」

毛主席這裡所說的胡適之先生的「八不主義」，是胡適在《文學改良芻議》和《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對文學改良的一些主張，概括為八點：一是不做「言之無物」的文字；二是不做「無病呻吟」的文字；三是不用典；四是不用套語濫調；五是不重對偶，文廢駢，詩廢律；六是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七是不摹仿古人；八是不避俗語俗字。

1942年5月28日，毛主席在中央學習組會議上對文藝工作者同工農兵相結合問題進行部署和安排，他指出文藝家的基礎是工農兵，只有在這個基礎上，「他們的作品才能開花。」毛主席還指出，文藝是從低級到高級的，「從萌芽狀態起，一直到高級的，到托爾斯泰、高爾基、魯迅等最精湛的。」因此，他提出了文藝工作的總方針：

「我們的總方針是爭取文學家、藝術家中的大多數人和工農結合，使得他們看中低級的東西，看中普通的文藝工作者。」

毛主席對這一方針進一步做了說明，他說文藝專門家要從人民那裡、從普通文藝工作者那裡吸收養料，不然「便要懸在空中」，非常危險。他說：

「高級文藝工作者也只有和普通文藝工作者，和人民發生聯繫，才有出路，他才有群眾，才有牛奶吃，這是老百姓給他的，不然便是空的。」

同時呢，文藝工作者還要接受一定的領導，才會有正確的創作方向，他說：

「如果沒有總司令，它的方向就會錯的。魯迅、高爾基就相當於總司令，他們的作品，他們說的話，就當作方向的指導。如果普通的文藝工作者沒有高級的指導，他的方向就可能會錯， 他就會長期地停留在低級階段不能提高。」

毛主席提出的中國沒能產生偉大作品的三個原因，也是中國能夠產生偉大作品的三個努力方向，雖然每個時代的內容不一樣，時代的特色不一樣，但這三個方向所指向的路徑確是絕對正確的指引，偏離了這三個方向，就會偏離了大作品產生的方向，離大作品在中國的產生越來越遠。

毛主席把遠大理想放在第一位，也是有道理的，這是一個大方向，有了遠大理想，才能把宏大敘事與歷史發展的規律融合起來，與歷史發展的正確走向緊密地聯繫起來，作品的大架構才能站立起來，沒有遠大理想的藝術家，他的作品往往偏離歷史發展的大方向，偏囿於一域，不謀於全局；偏執於一事，而無視整體，從這樣的作品裏看到的往往只是自哀自怨、陰鬱昏暗，而看不到遠方的大道和開闊地，看不到噴薄的朝陽和開滿山坡的鮮花。那些哭哭戚戚的所謂「傷痕文學」、所謂「暴露文學」，所謂「超階級的人性」的文學，便是沒有遠大理想的文學，其文藝生命力是短暫的，它的肢體是羸弱的，放在歷史的長河裡，是經不起歷史的沖刷的，被埋沒於淤泥是它們共同的宿命。

毛主席把豐富的生活經驗放在第二位，也是有道理的，工農兵，人民大眾，是社會的基礎，是文化的最大承載者，是代表了社會的最大的「人性」，不寫他們，你寫誰呢？人民大眾是文藝作品的源泉，人民大眾中蘊藏着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造素材，是藝術工作者的「衣食父母」，偉大的作品必然產生於人民大眾這個寶庫之中。因此，毛主席才說：

「文藝家要向工農兵取材，要和工農兵做朋友，像親兄弟姐妹一樣。」

而那些跟人民大眾沒有感情，不喜歡工農，甚至心底里對人民大眾還有幾分怨毒的文藝工作者，他能跟工農兵像親兄弟姐妹一樣嗎？顯然不能，那麼他寫出來的東西，是沒有幾分真感情在裏面的，是不貼近大眾的，這樣的作品，因為不可能從大眾中吸取源源不斷的源泉，往往乾癟不堪，黔驢技窮，只得胡編亂造，無病呻吟，離人民大眾真實的生活差之千里，看了令人生厭，這樣的作品，因為沒有紮根在真實的人民大眾之中，即便盛於一時，也脫不了曇花一現，熱鬧一陣子也就無可奈何花落去了。

如果沒有了遠大理想、沒有豐富的生活經驗，熱衷於搞文藝技巧，搞「為藝術的藝術」，便成為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也是行之不遠的。

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毛主席多次發表了重要的講話，其中有一次講到：

「我建議一二年內讀點哲學，讀點魯迅。」

毛主席一直念念不忘魯迅，念念不忘中國產生偉大的作品。

中國要產生偉大的文藝家，產生偉大的作品，還得朝着毛主席指出的三個方向去努力，缺了一個也不行。如果總圍着自己轉，圍着名利場轉，圍着自己那點小心思轉，圍着小圈圈轉，沒有遠大理想，又不願跟人民大眾像親兄弟一樣交朋友，取素材，是斷然轉不出什麼大作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