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新聞：高市早苗借勝選再次連任首相，您對她今後的執政有哪些觀察？
特約評論員 庚欣：高市以高票奪回了自民黨在國會眾議院的優勢，無疑對於她穩定執政是有利的。在不發生重大變故的情況下，她至少可以維繫目前選後的優勢持續執政，不至於重複以前「一年一相」的被動局面。也不必看在野黨的臉色，因為國會大多數委員會都已經在自民黨的掌控之中，在野黨連提案的機會都很少。
但是我認為，高市執政仍然有五大難題需要面對：
第一就是自民黨看似強勢的表面下，潛伏着根深蒂固的弱勢因素。回顧2024年的眾議院選舉，自民黨丟失了1/4左右的席位，未能單獨過半。2025年參院選也大致延續了這種弱勢局面。日本民眾對自民黨的失望和批評，主要就是針對自民黨內麻生、安倍等人的黑金和派閥霸道作風等現象。然而，高市在本次選舉中巧妙借用中美因素激發所謂的「政治悲情」，以此掩蓋黨內弊端，令原本深陷「黑金醜聞」的派閥勢力藉機重返權力中心。那些本該被清算的「污點人物」，反而成了高市執政的最強後盾。高市也會扶植自己的所謂「新生力量」，這種缺乏自我改革的「捲土重來」，只是讓自民黨強行掩蓋了病灶。這種「諱疾忌醫」的強勢極其脆弱，一旦風吹草動，深層積弊必將再次爆發，導致執政危機。而自民黨自身改革自新又困難重重，這是高市上台後必須要面對的難題。
第二是高市自身的弱勢。高市本來在自民黨內並不是一個很受歡迎的政治人物，這在前幾次自民黨內選舉中都看得很清楚。而這次她上台幾個月中維繫了很高的支持率，以及現在已經成功地把這種高支持率，轉化為了自民黨在國會的優勢。但這種優勢，大都不是以高市及團隊的執政業績為基礎，有人說她最近的優勢勝出是靠了「政治挂帥」，特別是通過「以外打內」策略提供的情緒價值，以及日本民眾因長期不滿經濟現狀而產生的迫切求變心理。而日本作為一個飽和型發達經濟體，它固有的發展階段性和結構性特徵，使得它很難在短時間內全面實現高市承諾的各類較高的經濟社會指標，同時日本還要面對現在美國的各種勒索和壓力，而修憲等涉外政治議題，也並不是依靠國會就可以一蹴而就的（過去日本也有過執政聯盟在國會超過2/3的情況）。有些日本僅靠自己力量做不成的事情，並不是國會結構改變就可以做到的，特別是一些涉外的部分。而這次選舉讓大家感受到，日本民眾對現在日本的「弱勢」不滿，對「強勢政權」的期待值過高，但期待越高，就可能失望越明顯，因為日本的整體內外現實擺在這裡，不是僅靠幾個強勢人物就能根本改變的，再加上各種內外因素的衝擊，也包括高市本人健康問題等，這些都可能會導致高市的強勢會逐漸減弱。選後民調已經從幾天前的70%多降到60%多，就可以略見端倪。
第三是日本國家的弱勢，並不會因為一兩次選舉和日本國會內部結構的變化或者文字上對憲法的些許修改而根本改變。日本特殊的島國自然稟賦和國情，以及戰後特殊的國際政治、安全體制安排的格局等，以及由此形成的日本對外綜合的依賴性格局都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改變的。近來日本在大國關係中的綜合國力也略顯弱勢，在中美的強勢之下，韓國、印度等也展現出較快的發展態勢；俄羅斯和朝鮮等的直接壓力就更不必說了，而日本在國際大格局中的相對分量似乎在逐漸減弱。如果說，這次選舉使自民黨的弱勢有所改善，但日本國家的這種弱勢，則很難一下子有明顯改變，如果貿然以內部變化即啟動修憲等爭議性進程，可能會使外部警惕及制約大於內部改革的實際力度，會使得高市希望推動的政治軍事改革發展困難重重。
第四，有人認為高市勝出與她在防衛政策包括修憲等政策調整上的強勢態度，以及美國特朗普對日政策的明顯變化等有關，這也是高市要面對的兩難選擇。一是日本戰後基於「專守防衛」的軍事安全體制，以及依靠美國的戰後安排所形成的利益結構已形成多年。即使美國不反對甚至支持，日本也很難在短時間內實現根本性改變。這裡不僅有現實轉型的困難及制約等，而且還有日本民眾的接受度問題。日本民眾現在希望自民黨在國會取得優勢，實現強勢執政，少受其他因素干擾，但並不等於民眾要不惜血本，犧牲自己幾十年和平穩定生活的既有利益和生活方式，去復活什麼「軍國主義體制」。而且不論東亞還是世界早已經今非昔比，不要說中俄這樣的大國，就連朝韓兩國，它也是惹不起的。而日本民眾具有相當的政治成熟度和分寸感，對這些都有相當的認知，而且具有隨時調整自己政治選擇的覺悟和能力。因而即使在日本可以「操之在我」的一些政治變革中，也並不一定會一帆風順。因為日本人民經歷過戰爭與和平的雙重洗禮，他們明白國家如果犯錯誤，最終還是要老百姓買單。
雖然他們對美國的霸權、對日本這種非自主性的國家體制有怨言、有悲情，但不等於他們願意走回軍國主義的老路上去。這種日本人民自身的主導性和約束力，始終是日本政治的基礎。高市上台前，曾經就參拜靖國神社表示過很強硬的態度，但是上台後至今，包括這次選後，她仍然對此持謹慎態度，因為這類話題，在日本都是有重大爭議的。而高市如果在尚未做出明顯的經濟業績之前，就先去操作這類議題，恐怕會影響執政的穩定性。當年安倍上台前後也有過一些類似的選前選後的政策調整，高市作為安倍的學生，我估計也會參考一些安倍的做法。因此高市要想實現「修憲」等這類「承諾」，還是有相當難度的。
第五是日本的外部環境。眾所周知，日本戰後80年發展，主要是得益於自身以和平姿態融入國際社會，特別是和中國、東亞各國等的緊密合作、依存關係。尤其是中日關係，兩國是「搬不走的鄰居」，上天給我們安排的地緣關係不會改變，中日兩國人民努力塑造的經貿高度相互依存、互補共贏的關係沒有改變，日本長期以中國作為最重要貿易夥伴，雖然中日政治關係時有波瀾，但日本每年對華貿易額都有3000多億美元，恰好相當於日美貿易額的兩倍，尤其在《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落地後，更面對着重大的合作發展機遇。
另外，中日「2000年友好，50年不幸」的經歷，決定了兩國都必須和平相處，「和為貴」是我們之間最基本相處之道的政治基礎。作為全球範圍內戰後發展最快的兩個國家，我們都不願失去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機會。因此，今天高市等少數人的錯誤言行，包括對兩國關係的干擾影響，也無法改變中日關係的大局，更不能改變日本作為「島嶼經濟必須與大陸經濟合作」的客觀定位。高市要穩定執政，不可能在與中國及東亞對抗的情況下向前推進，她必須首先和中、韓、朝、俄等各鄰國及亞洲各國建立起正確的相處之道，這不僅事關政治安全，而且事關經濟民生，也包括日美關係的互動等。這可能是高市今後執政最大的課題。
直新聞：最近日美互動很多，高市有計劃3月去美國訪問，您怎麼看日美關係的發展？
特約評論員 庚欣：日美關係是一對極為特殊的大國關係，我甚至認為，對於日本而言，美國其實一直到今天，都是日本的一個重大的內部因素即內因，並不僅是外部因素。因為在很多重大問題特別是政治、安保、軍事上，今天美國還是會在相當程度上「當日本的家」，這種依附性使美國成為了日本政局的內部變量。這種特殊的關係，可能在短期內還很難改變，儘管日本和美國有很多不同的國情特點及發展目標，但至少在目前日本還是要在很多大事上亦步亦趨地跟隨美國。
從近兩年日本的政局變化也可以看出，2024年9、10月份自民黨總裁選舉和日本國會眾議院選舉時，石破茂戰勝高市，自民黨丟失的1/4席次流到對外政策比較溫和的立憲民主黨等政治勢力手中。一年後，2025年7月參院選時，自民黨丟失席次，流到了比較強硬的參政黨等極右政治勢力手中。接着石破茂被迫下台，高市上台。這個政治鐘擺的波動到這次選舉中自民黨在國會的「捲土重來」，主要變量就是美國特朗普的上台，對於日本的政治和戰略構成最重大壓力和衝擊的，就是特朗普對外戰略的變化，特別是涉日政策的調整。這裡包括特朗普「二進宮」後自身戰略上的「收縮」和對日本的打壓如關稅等，以及「親者疏、疏者親」的顛覆性政策變化，即對於傳統盟友包括日本的疏遠，對於過去宿敵俄羅斯、朝鮮的親近，而且緩和與中國關係並要高調訪問中國等，這些變化，對於日本這樣的號稱「以日美安保做基石」的國家來說，受到的衝擊是戰後以來所沒有的。
儘管從這次選舉前後美國的表態來看，似乎也希望穩定日美關係，但日本戰後長期積蓄的政治悲情和現實中美國的「不靠譜」甚至「背叛」，當然也包括伴隨關稅戰的強迫投資等，更加刺激了日本國內出於多種政治目標、但都希望走向自主性政治軍事大國的衝動，而由此造成的地區緊張以及日本自身的政治扭曲，可能恰好符合美國現在自顧不暇、希望渾水摸魚的利益訴求，於是就形成了目前日本這種錯綜複雜、困境重重的狀態。
但是，日美關係中這種「內因結構」，也具有一些複雜的特點。首先當然是人所共知的「美主日從」特徵，包括最近高市在涉台問題上的錯誤言論，她也是講「在美軍涉台出動軍事力量遇到危險時，日本需要啟動所謂『集體自衛權』」，可見日美在台灣問題上的定位也是不同的。
其次就是相對於中美關係，美日關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100多年前走入近代化的進程中，日本涉美的黑船事件，和中國的鴉片戰爭等、中國的戊戌變法和日本的明治維新等，都有很多不同之處。後來日本進入列強行列，對外侵略甚至對美髮動戰爭，直到戰敗後80多年的各種變化……可以說，中美關係一直是比較獨立自主的互動，而日本一直是依附於美國西方陣營的主要成員。在觀察日美關係時，不能簡單地用我們中國和一些大國的互動特徵進行簡單比較。
再次就是最重要的，美國和日本經過80年的磨合，已經形成了一個「內因結構」，這裡不僅有軍事佔領或者政治改造等，而且它們還有着非常深厚的相互磨合、融合，逐漸一體化的獨特進程。美國對日本戰後強制政治改造，包括日本的憲法體制、國家治理模式、經濟體制等，都為日本帶來了好處，也對日本的戰後處理及反思留下了禍根。現在特朗普上台之後，日美關係似乎出現了一個重大的轉折，就像美歐關係一樣，這個主導方當然是美國，是特朗普，但是，由於特朗普年底就要面對中期選舉的考驗，所以日方也有很多人寄希望於特朗普目前這種過度的「親者疏，疏者親」，也就是對盟友好像是越來越疏遠，而對於長期為敵的俄羅斯、朝鮮等表示親近。如果在今年中期選舉之後，美國又逐漸地以鐘擺方式回到過去傳統的外交軌道上，美國當然是不會放棄日美安保體制的，這和高市等現在的一些政治主張都是密切相關、變數很多的。
對此，我們都要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地予以把握。在日美關係的變化中，我們既不要因為有日美安保，就認為日美是鐵板一塊；也不要因為特朗普的一些顛覆性調整對日美關係的長期特徵失去關注，還是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中國政府無論是對美還是對日政策是長期穩定而成熟，並一以貫之的。由於美日之間具有這種「內因結構」的特點，所以我認為中國在對美問題上的「系好第一粒紐扣」「合作是唯一正確選擇」等中美關係的相處之道，不僅適用於中美互動，而且應該作為一個大原則，即處理所有大國關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最基本外交方針的核心。這樣，我們就會在風浪面前不迷失方向，在處理中俄、中日、中歐關係等大國關係時，更具有協調性和大局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