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攤丁入畝?雍正皇帝到底攤了什麼事,讓士紳們集體跳腳

稅收是一個國家運行下去的根本,自古以來歷朝歷代都在稅收上面下足了功夫。當今我國的稅收制度是以保障老百姓生活為前提的,但是在古代封建社會中沒有這麼好的政策。

古代百姓的生活猶如過山車一般,遇到明君減免賦稅的話,日子就過得好一點;若是遇到一個昏君加重賦稅,那活下去都很艱難。所以老百姓世代都在祈禱着天下能夠太平一點。

清朝的時候康熙帝針對國家稅收制定了「永不加賦」的政策,後來雍正帝將它發揚光大。清朝這種制度也是從明朝中沿襲下來的,實際上這種傳統自古有之,不過清朝根據實際情況又加以改革了,主要是因為明朝的制度存在着很大的弊端。

明朝稅收制度

明朝建立之初,在制定國家政策的時候一般都是效仿前人的做法。如早期的稅收制度就是參考唐朝時期的「兩稅法」,在中期的時候有所改動。

明朝最開始實行的是租庸調製,但由於這種制度的弊端,使得出現了大量土地兼并的情況。所以朝廷決定執行兩稅法,即以地稅和戶稅為主,用金錢替代事物來進行交稅。

朝廷中央給每個地方分配有一定的稅額,由地方官在當地進行徵收。繳費的額度按照家庭成員和財產來算出定額,每年的六月和十一月各徵收一次。

這種稅法是根據貧富規格來徵稅,久而久之就觸犯了地主階級的利益。他們勾結封建官吏巧立各種名目向百姓們徵收賦稅,官吏們為了升官發財,就不斷地橫徵暴斂,百姓們承受着嚴重的苛捐雜稅。

明後期張居正推行了「一條鞭法」,進一步改善了民間的賦稅風氣。這種方法是將丁銀分攤到田畝當中,丁銀便是從西漢延續下來的「人頭稅」,這個方法實施後,人口和糧食各佔一定的比例。

稅法推行之後,農民獲得了一定的自由,同時也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於社會進程是有益的。但是一條鞭法依然是為封建上層社會服務,它也是在專業政權和地主之間的鬥爭中產生的。

所以一條鞭法即使有所改良,但依然跳脫不開土豪鄉紳們的圈子。以至於這種改良所達到的效果顯得非常微弱。而且當時還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一條鞭法針對的僅是勞苦大眾,那些地主卻除外。

這是明朝對鄉紳士族的一種拉攏政策,朝廷規定豪紳地主具有免除賦稅的權利,不僅是他們的家人,就連府上的奴僕都是不用交稅和服徭役的。

久而久之明朝貧富差距就開始凸顯,有錢有閑的不用交稅,反而累死累活的勞苦大眾要被徵稅去養活整個國家。這也導致百姓們怨聲載道,如果收成好的話還勉強過日子,要是有個天災人禍,那簡直會被逼上絕路。

他們有些人手握着少量的土地,但卻被巧取豪奪地徵收稅款,一年到頭沒得一頓飽飯。他們寧願將手裡的土地獻給鄉紳們,去給他們當佃戶,以此來逃避高額的賦稅。

如此一來就陷入了惡性循環,朝廷能從農戶手裡收上來的賦稅越來越少,導致國庫一直虧空。再加上有些農民被逼上梁山落草為寇,內憂外患之下的明朝廷就連撥款鎮壓的錢財都沒有。

崇禎皇帝為了鎮壓李自成等農民起義軍,還有抵禦清兵,都得拉下臉來讓各位大臣捐錢。這是何等的諷刺,可以說如此稅收制度直接拖垮了明朝廷。

康熙永不加賦政策

清軍入關之後,為了控制中原地區,進一步沿襲了明朝廷遺留下來的稅收之地,當時推行的也就是改革後的「一條鞭法」。康熙時期,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平定各方勢力之上。

比如三藩之亂就打了八年,更別說征戰沙俄、平定準噶爾部、收復台灣等。可以說前期都在打仗,無暇顧及到民生這方面。待一切塵埃落定之後,康熙才發現連年征戰,百姓已經苦不堪言。

康熙也經常喜歡出巡,他曾四次到過山東地區,發現那裡的百姓生計堪憂。當時擁有少量田產的小戶都會依附在大戶中進行耕種,收成的時候大戶人家拿大頭,小戶則分到一小部分。

如果遇到天災人禍沒有收成的情況下,老百姓也只能流離失所了,像一些孤寡老人也只能等死。康熙愛民如子,看不得這種境況,於是便決心進行稅收改革。

康熙五十二年,他頒下一道詔令:「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即規定每戶以當年的人口數來徵收丁稅,此後一直固定這個稅額,即使家庭有新成員也不再增加。

這種方式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他廢除了自西漢以來都要繳納的「人頭稅」。這樣就給百姓減輕了極大的負擔,此政策的成效就是雍正和乾隆時期人口突破到四億,佔世界人口的40%。

攤丁入畝

雍正時期,他在康熙的「永不加賦」政策基礎上,面向全國推行「攤丁入畝」。即徹底廢除了「人頭稅」,改為徵收田賦。這樣農民再也不用負擔人丁的稅收,自身輕鬆了很多。

政府清查各地的田畝進行上報,按照每戶所佔田畝的比例來均攤賦稅。最重要的是明朝優待鄉紳的政策到這裡算是徹底結束了,他們也跟其他農戶一樣,按照田畝的多寡來繳稅。

這個政策的落地實施,可以說能讓鄉紳們集體跳腳,他們享受了幾十年的免稅政策,到清朝不管用了。不過對於廣大勞苦大眾來說是一件大喜事,那些田少和無田的農民負擔就減輕很多。

隨着「人頭稅」的廢除,政府也不用整天盯着哪家哪戶添了新丁,朝廷對戶籍的控制就鬆了很多,從而解放了生產力。一些農民或者手工業者可以自由地遷徙和出賣勞動力。

農民擺脫了人丁徭役的負擔,不用再將自己捆綁在土地上,民間社會流動人口也隨之增加,進一步促進了商品市場的繁榮,使得清朝迎來了封建時代最後一個「康乾盛世」。

中紀委曾點評過雍正時期的「攤丁入戶」,說此舉卸下了窮人身上的枷鎖,同時也斬斷了地方官員的生財之道,各種巧立名目的罪行都會被嚴厲查處,對地主和貪官來說無疑是一種沉重的打擊。

由此可見稅收制度是國之根本,做得好就利國利民,做得不好便會成為國家的負擔,就像明朝後期一樣,最終引發了國內的暴亂,得不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