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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消費、擴內需今年具體怎麼辦?王一鳴、華生等專家建言破局之策
尤葉
2月28日,國家統計局發佈了2024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全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0.2%,漲幅與2023年持平,兩年均顯著低於政府工作報告「3%左右」的既定目標。與此同時,2024年全年扣除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cpi錄得0.5%,連續第二年同比下降0.2個百分點。
然而,三年疫情給經濟帶來的疤痕效應尚未完全消退,複雜嚴峻的外部環境也產生了一定的輸入性壓力,下階段推動國內有效需求復蘇、暢通國民經濟循環仍然面臨不少挑戰。
2025年全國兩會召開在即,多位高校學者、智庫研究機構專家紛紛圍繞促消費、擴內需展開討論,為推動國民經濟回升向好建言獻策。
可顯著提高名義赤字率,財政支出向中低收入群體和終端消費型企業傾斜
2月2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發佈的《中國宏觀金融分析》2024年第四季度報告(下稱「《報告》」)分析認為,2024年我國經濟運行呈現結構性復蘇特徵,供給強於需求。《報告》指出,以舊換新政策提振耐用品消費改善明顯,但由於居民收入預期不穩和資產價值縮水,醫療保健、教育文化娛樂服務等發展型消費增長緩慢。
《報告》發現,與居民凈資產增加相比,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對消費支出的正向影響更大,這說明促進居民收入增長是提升消費能力的直接有效途徑,而居民財富的積累會通過財富效應和收入預期間接影響財富支出,其對消費的邊際影響較小。
此外,《報告》也提出,居民消費傾向隨着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而遞減,與之相反,居民凈資產增加有利於帶動消費傾向提高。這意味着過去以生活必需品消費為主的消費結構,正逐漸向改善型、發展型消費轉變,反映出財富效應推動下的消費升級趨勢。
談及政策建議,《報告》認為提振居民消費應「雙管齊下」——改善收入預期和增加存量財富,通過完善收入分配製度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將較多的政府部門存量財富向居民部門適度轉移,推動宏觀經濟再平衡。
具體措施可以包括:1、顯著提高名義赤字率,擴大財政支出規模並在結構上更多向中低收入群體和終端消費型企業傾斜;2、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促進物價溫和回升、切實降低實際利率;3、加快發展信貸資產證券化,拓寬信貸資產轉讓業務範圍,盤活被低效佔用的金融資源;4、針對重點群體,圍繞重點領域,加大職業技能和創新創業培訓力度;5、抓住低利率窗口期增發特別國債,劃轉更大比例的國有資本充實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6、修復居民部門資產負債表應以樓市和股市為抓手,進一步穩定市場預期,推升資產價格;7、綜合運用特別國債和專項債收儲、貨幣化安置、房票等方式消化存量商品房;8、適當延長產權年限,提高房地產內在價值;9、通過降低資本利得稅、延長免稅期等方式,給予長期投資者更多稅收減免;10、發行特別國債支持設立股市平準基金,通過對藍籌龍頭股以及etf 的低買高賣來促進市場穩定。
破解農民工「身份平權」問題,提高農村老年人的養老金水平
2月25日,在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和北京大學企業大數據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的主題為「中國經濟改革的邏輯和經驗」光華思想力研討會上,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東南大學國家發展與政策研究院院長,東南大學、武漢大學教授華生提出,應通過「身份平權」釋放內需潛力。
華生指出,受戶籍制度問題影響,2.8億農民工及其家屬總計數億人的消費潛力被制度壓抑了。解決農民工家庭在就業城市的安居問題,可以激發出巨大的內需潛力,並帶來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
華生指出,要解決國內消費能力不足的問題,需要制定從現在起就逐步推進的5到10年的行動規劃,解決「身份經濟」問題,即給予所有人平等的基本權利。「身份平權」應成為現代化標配:「我們不可能想像帶着戶籍鴻溝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實現現代化。那樣也會是對改革初心的背離。」
研討會上,香港大學經管學院經濟學系主任、講座教授朱曉冬則揭示了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化對經濟增長的深遠影響,並發現自下而上的制度改革,正是推動中國生產力飛躍與經濟高速增長的關鍵因素。
他特別指出,增加對農村老年群體的保障支出,將有力地提振內需、拉動經濟。朱曉冬認為,此前的政策重點集中在產業政策,對消費有所忽視,其中農民消費最受抑制。如果能給農村家庭,尤其是給有養老需要的農村家庭提供基本保障,對提振內需會有非常大的作用。
通過對2009年至2012年「新農保」政策的深度研究,朱曉冬揭示了被忽視的「銀髮紅利」,他表示「當農村老人養老金提高至現行5倍,將帶動gdp潛在增長4.5%」。他也指出,當下政策傾斜的失衡——地方政府的gdp競賽更傾向在基建項目和產業園,在改善民生和養老保障方面卻少之又少。而通過提高農村老年人的養老金水平,則可以進一步拉動內需的增長。
可在醫療、養老、教育等領域適度放寬准入、放鬆價格管制
2月25日,在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舉辦的第182期「經濟每月談」活動上。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學術委員會主任王一鳴表示,當前迫切需要採取更有針對性的舉措來有效地提升消費,為此他給出了5點建議。
第一,宏觀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為,要進一步加大政策力度,確保廣義財政支出增速大於名義gdp增速。在支出結構調整方面可將部分過去按慣例用於投資的資金轉用於惠民生、促消費,可適當提高機關事業單位的工資水平,帶動全社會最低工資和薪酬水平的提高。可提高退休人員的基本養老金,提高城鄉居民的基礎養老金,提高醫保補助標準等。與此同時,也可以研究使用促進消費的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與其他政策工具搭配使用從而有效促進消費提升。
第二,把服務消費作為消費擴容升級的重要抓手。可嘗試在醫療、養老、教育等領域適度放寬准入、放鬆價格管制,讓更多社會資本進入,增加差異化服務供給,滿足中高收入群體多樣化的服務消費需求。
第三,推進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的制度改革。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為推進改革進程,可給地方政府設置相應的激勵機制,可以適當予以補助,甚至可以設立獎勵機制,從而推動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
第四,增強年輕群體的消費活力。「90後」「00後」是催生消費創新、培育壯大新型消費的最重要力量,激活這一部分群體的消費活力最有效。通過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建立生育補貼和育幼補貼制度,降低生育和育幼成本,可以有效釋放這個群體的消費潛力。
第五,促進形成消費與投資的互動機制。消費與投資並不對立,而是相互促進的。增加有效投資,能夠創造就業機會,提高就業人員收入和消費能力,當前還是要發揮投資的作用,特別是支持科創、新基建、節能減排等領域投資,撬動更廣泛的社會資本參與其中。同時,還應加強民生領域等薄弱環節的投資,增加與消費結構升級相適配的項目投資,這可以激發投資和消費的聯動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