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來，當前，亞洲新興經濟體最大的合作機遇是共同應對綠色轉型。」5月8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資深經濟學家兼經濟部負責人程章斌（Jang Ping Thia）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表示，希望中國可以繼續向其他國家出口綠色技術產品，如太陽能、電動汽車、鋰電池等，幫助其他國家實現綠色轉型。
近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佈《亞洲及太平洋地區經濟展望報告》發佈會。報告指出，隨着價格壓力緩解，亞太地區的前景有所改善，預計今年將增長4.5%，比該組織6個月前的預測高了0.3個百分點。該組織稱，亞太地區將繼續引領全球經濟增長，佔全球經濟增長的60%。
儘管前景有所改善，但亞洲仍然面臨不少挑戰。程章斌指出，不少國家的經濟仍然沒有回到疫情前的水平，而且債務水平大幅提升，在美聯儲貨幣政策外溢影響下，可能發生短期的資本外流，甚至觸發支付風險事件。
面對多重疊加的經濟風險，部分亞洲國家開始放緩氣候行動步伐，轉而關注短期經濟增長目標。對此，程章斌認為，「所有政策制定者都關心短期增長，但即便如此，他們也必須抵禦住短期誘惑，不然未來的增長只會更糟。」
在他看來，短期和長期之間不存在根本性的權衡。「從長遠來看，你必須要有綠色投資和綠色基礎設施才能保持競爭力。從短期來看，誠然，你會遇到一些困難，但你可以逐步推動政策的落地，不必一步到位，從而給企業一些調整的時間，也避免經濟遭受重大衝擊。」
程章斌指出，根據亞投行的研究，美國、歐洲、日本和中國在綠色技術方面處於領先地位；而許多發展中經濟體在這方面大幅落後，亞洲和其他地區都是如此。中國企業可以通過「出海」把先進的綠色技術帶到這些發展中國家，實現多贏的局面。
程章斌。資料圖
建立國際合作機制應對融資問題
《21世紀》：根據IMF近期預測，亞洲經濟增長和通脹前景有所改善，但風險依然存在。在你看來，該地區目前面臨的主要風險是什麼？
程章斌：誠然，亞洲的經濟前景確實有所改善，但依然面臨多重壓力和風險。IMF的分析顯示，許多發展中經濟體仍面臨著疫情帶來的經濟問題，很多國家的經濟還無法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一些亞洲經濟體仍面臨著高債務風險，不僅需要進行財政重整，還要推動根本性的改革。同時，較高的利率環境，特別是美國利率的不確定性，也將給資本流動帶來很大的波動。考慮到亞洲債務水平上升，受美聯儲貨幣政策影響，短期的資本外流甚至可能會引發支付風險事件。此外，IMF也提出對於中東局勢可能影響航運業和供應鏈的擔憂。面對這些風險，各國都應該重建財政緩衝，以增強吸收各種衝擊的能力。
《21世紀》：你剛剛談到，隨着債務水平的上升，亞洲國家可能會更容易受到利率上升和市場波動加劇的影響。從亞投行的角度看，亞洲成員國應該如何應對融資成本上升的問題？
程章斌：從周期角度來看，中國的利率現在低於美國。對於許多發展中經濟體來說，即使在考慮了對沖等成本之後，以人民幣借款也是更划算的。然而，人民幣並不是完全可兌換的，因此，需要某種形式的政府間協作，也意味着需要建立國際合作機制。例如，我們為埃及政府提供擔保，讓他們可以在中國國內市場發行人民幣債券，融資用於支持基礎設施項目。
我最近訪問了香港，與尋求融資的金融家進行了對話。在那裡，我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大家對人民幣貸款的興趣。我也堅信，如果可以有更多國家向中國借人民幣，這對中國是非常有利的，因為它可以讓中國的儲蓄在其他地方產生更高的回報。所以，這確實是一個雙贏的局面。我們應該要討論哪種融資方式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才是最佳方案。
《21世紀》：多年來，亞投行一直在推動為成員國提供本幣融資方案。在這方面，有怎樣的進展？
程章斌：亞投行不僅能夠提供美元融資，還能夠提供其他貨幣的融資方案，不一定是本地貨幣，也可以是歐元和人民幣等，取決於成員的需要。本幣融資絕對是可能的，我們將綜合考慮匯率、外匯掉期等因素提供融資建議。值得注意的是，本幣融資並非一定是最合適的，因為如果當地經濟基本面不佳，就可能引發貨幣風險，而匯率風險對沖方案又不是永遠可以有的，即便有，有的時候也很貴。總而言之，面對每個項目，我們都需要考慮不同的融資方案，從中選擇最合適的一個。
當前，對亞洲國家來說，最重要的是制定可信的、基於風險的財政框架，促進宏觀經濟政策的一致性，持續降低債務脆弱性，並為應對未來衝擊建立必要的空間。當正確的政策被實施之後，市場會隨即做出反應，新興市場貨幣與美元的相對表現差距會顯著縮小。
在基於規則的全球結構內進行貿易和投資
《21世紀》：從國際合作的角度看，除了剛剛說的金融市場合作，亞洲國家如何可以受益於相互合作？
程章斌：在我看來，亞洲新興經濟體最大的合作機遇是共同應對綠色轉型。對這些國家來說，國內政策非常重要，例如，逐步取消燃料補貼、逐步實施碳稅等。中國正在發展碳排放交易系統（ETS）市場，並為國內企業進入這個市場提供強有力的激勵措施。
但在這個地區，跨國界的合作仍有大量的機會。首先是能源基礎設施合作。老撾將本國定位為「東南亞的蓄電池」，將每年發電量的很大一部分出口到泰國和越南等地，亞投行也為其中的一些項目提供了資金支持。其次是技術層面的合作。再次是人工智能方面的合作。不僅如此，就AI技術而言，有些國家在國際範圍遙遙領先，而有些國家卻大幅落後，這就帶來了巨大的合作空間。最後，就是我剛剛說到的各個資本市場之間的協作。
總體而言，儘管當前的地緣政治環境不太有利，但新興市場可以選擇保持開放，並在基於規則的全球結構內進行貿易和投資。這是國際合作的最佳形式，並且是基於規則的合作。
關注能源綠色轉型等提高長期競爭力
《21世紀》：雖然不少亞洲國家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氣候行動計劃，但當前的經濟形勢也給它們的綠色轉型帶來了一些影響。你覺得這些國家應該如何在短期和長期、經濟增長和綠色轉型之間進行權衡？
程章斌：所有政策制定者都關心短期增長，但即便如此，他們也必須抵禦住短期誘惑，不然未來的增長只會更糟。讓我舉一個例子。如果你投資煤炭，就會產生轉型問題，這將使未來的出口兼容性降低，因為你面臨著資產被擱置、被其他國家徵收碳稅的風險。因此，為了真正提高長期競爭力，政策制定者確實需要開始關注真正的能源綠色轉型和清潔供應鏈的建設。在短期內，由於當地對增長、通脹的擔憂，有時可能很難實施真正艱難的政策。比如，如果通脹水平仍然很高，這時候徵收碳稅可能進一步推高物價，這會讓企業和家庭難以接受。
我認為，重要的是，要闡明並致力於推動可信且合理的政策。舉例來說，如果預計高通脹即將到來，不一定非要在這個時候實施碳稅，而是可以提前通知企業，將在未來的某一個時間分階段逐步實施碳稅。這樣的話，企業即便現在做決策時，也會考慮到未來碳價的因素，從而為綠色轉型做準備。
因此，短期和長期之間不存在根本性的權衡。從長遠來看，你必須要有綠色投資和綠色基礎設施才能保持競爭力。從短期來看，誠然，你會遇到一些困難，但你可以逐步推動政策的落地，不必一步到位，從而給企業一些調整的時間，也避免經濟遭受重大衝擊。
中國可推動結構性改革提升消費能力
《21世紀》：你怎麼看近期甚囂塵上的所謂「產能過剩」的敘事？是否擔心這可能引發新一輪貿易保護主義，並給全球綠色轉型帶來不利影響？
程章斌：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也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當前，美國財政赤字已經達到GDP的9%，這造成了巨大國際不平衡。也就是說，美國有巨額的財政支出，而且從其他國家海量進口，這就造成了巨大的貿易不平衡。美國亟需對財政政策進行調整，以使其更加可持續。
與此同時，中國當前的需求還比較低迷，使得某些行業確實存在供大於求的局面，這也使得中國企業積極尋找海外市場，將大量國內生產的產品出口到海外。展望未來，我希望中國可以繼續向其他國家出口綠色技術產品，如太陽能、電動汽車、鋰電池等，幫助其他國家實現綠色轉型。與此同時，我也希望中國可以推動結構性改革，提升國內消費能力，以加大中國對這些綠色技術的購買力，從而為綠色產業的發展提供長久動力。
技術國際合作將帶來雙贏局面
《21世紀》：怎麼看當前亞洲國家在發展綠色技術方面的步伐？
程章斌：通過追蹤綠色技術的專利，我們衡量了不同經濟體在綠色技術方面的研發步伐。但毫不奇怪的是，美國、歐洲、日本和中國在綠色技術方面處於領先地位。而許多發展中經濟體在這方面大幅落後，亞洲和其他地區都是如此。以太陽能為例，很多發展中國家並不掌握太陽能板的軟件。要解決這個問題，我覺得吸引外國直接投資是關鍵。
在這方面，我認為，中國企業出海將有助於把中國先進的綠色技術帶到這些發展中國家。這將是一個雙贏的局面：中國企業實現自身的成長和發展，當地經濟獲得關鍵的綠色技術，當地老百姓從綠色轉型中受益。不僅如此，中國電動汽車在當地生產也有助於減少貿易摩擦，以及讓當地民眾更容易接受中國品牌。無論是技術轉移、直接投資，還是環境保護，這都需要國際合作。我非常希望更多的國家會選擇攜手應對綠色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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