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劇串聯起國企改制、下崗潮等時代節點，展現小人物在時代洪流中的掙扎與堅守。《借命而生》的編劇熊語真也是高分刑偵劇《三叉戟2》的編劇之一，近日，我們專訪了熊語真，深入探討這個跨越20年的追兇之旅。
平衡文學隱喻與戲劇衝突：執念的內外化呈現
原著小說以「借命」暗喻個體在時代中的掙扎，這種文學隱喻如何在劇集中轉化為可看性強的戲劇衝突，是創作初期面臨的一大挑戰。熊語真表示：「原著里，杜湘東因徐文國和姚斌彬的越獄事件，人生軌跡發生巨大轉變。
他從一個懷揣刑警夢想卻被分配到看守所的失意青年，逐漸陷入對追捕逃犯的執念之中。這種執念不僅僅是職業責任的驅使，更是他對自我價值的追尋。在那個時代背景下，杜湘東在體制內的發展受限，而追捕逃犯成為他證明自己的重要途徑。」
在劇集中，為了外化杜湘東二十年來追兇的 「執念」，熊語真在原劇本里鋪排了杜湘東、徐文國、姚彬斌三人之間非同尋常的友誼。「雖然三人是一警二匪，但他們的相似性遠大於對立性，三人都是理想主義者。
杜湘東因體制束縛無法實現刑警理想，徐文國和姚彬斌有技術理想，卻因為被陷害進了看守所，三人都不得志因此有了惺惺相惜之感。特別是杜湘東看到兩人在機械上的才能之後，對兩人更加憐惜，希望他們能好好改造，能早日出去，這其實也是杜湘東鬱郁不得志的外在表現，他憐惜兩人，其實也是在憐惜自己，他為兩人不甘，其實也是在為自己不甘。」
當兩人被懷疑殺害李超之後，杜湘東第一反應是不相信。「其實原著里有這樣的描寫，他認為兩人的眼睛看着乾淨純良，不像犯人，那兩人就更不像殺人犯了。出於對兩人的特殊情感，也出於當警察的職責，他參與到案子的調查中來。
後來因為地震兩人趁亂逃跑。姚彬斌不僅通過撿手槍，為徐文國爭取逃跑時間，同時也救了杜湘東的一命，這樣杜湘東揪着這個案子二十年不放，這種執念就有特別外化的動機了。」
熊語真提到，現在大家看到的成片跟她的原劇本有些出入，尤其後幾集差別比較大。原劇本里有邏輯清晰完整的故事線，不過現場拍攝根據實際情況對劇本做調整在業內比較普遍。成片前幾集基本保留原劇本設計的故事情節大框架，進行去戲劇化，做了很多藝術加工，有很多富有詩意的文藝表達，這點讓她感到非常驚喜。
熊語真也表示了自己的擔憂，在注重文藝表達的同時，可能忽略了故事邏輯的完整性，在開機前劇本已經定稿了，在劇本創作的三年里，確實經歷過了反反覆復的修改，是我從業生涯以來，寫得最痛苦的一個項目，但最終定稿我自己是非常滿意的，可惜沒有被完整拍出來。但每個項目或多或少都有編劇的意難平，能做的就是接受結果，虛心接受意見，不斷改進，不過整體上我還是覺得這是一部非常值得觀看的作品。」
雙時間線敘事：通過細節和線索將時間線相連
《借命而生》採用雙時間線敘事，即警察追兇的當下（2012年左右）與案件回憶（1992年相關事件）相互交織，這種時間線的跳躍在懸疑劇中並不少見。她通過一些細節和線索將兩個時間線緊密相連，比如杜湘東對過去案件細節的反覆回憶、徐文國逃亡過程中留下的痕迹在當下被逐步發現等，以此來強化敘事的連貫性。
熊語真介紹：「原劇本里在這兩個時間點之間有過渡，有三段杜湘東追捕徐文國的戲，分別是成片中的巴南市，第二段是煤礦重鎮，第三段是廣東，廣東這段戲其實是為了徐文國後來發家做鋪排的，可惜的是，這部分戲成片里沒有拍。」
女性角色：時代困境的生動寫照
在劇中孫永紅是徐文國的女朋友，她為了家庭生計犧牲婚姻的情節，是劇中展現下崗潮中女性生存困境的重要一筆。熊語真指出，唐家父子貪污六機廠工人安置費，導致下崗工人生活陷入困境，而女性因性別與階層的雙重弱勢，成為權益被剝奪的首要群體。孫永紅原本也有自己的夢想和追求，但在家庭的重壓下，她不得不放棄。
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孫永紅的父母身患重病，弟弟妹妹還在上學，家庭的重擔全部壓在她一個人身上。唐堯鑫雖然品行不端，但他能給孫永紅一家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孫永紅的這一角色，既展現了女性在困境中的堅韌，也折射出時代的悲劇色彩。她在婚姻中不斷掙扎，試圖尋找自我價值，但最終還是被時代的浪潮所淹沒。
場景還原：增強故事可信度的基石
劇中90年代看守所場景由四川樂山廢棄監獄改造而來。熊語真強調，高度還原時代場景，是為了增強故事可信度。從踏入這個改造後的看守所開始，劇組人員就彷彿穿越回了那個年代。
昏暗的走廊、斑駁的鐵窗、銹跡斑斑的鐵門，每一個細節都充滿了年代感。壓抑的看守所環境，推動着杜湘東與徐文國、姚斌彬之間關係的微妙變化。在狹小的監室里，三人的交流不僅僅是簡單的對話，更是思想與情感的碰撞。
杜湘東在與他們的相處中，逐漸了解到他們的過去和理想，這也為後續故事發展埋下伏筆。例如，徐文國和姚彬斌曾向杜湘東講述自己設計機械的夢想，希望有一天能為國家的工業發展貢獻力量，這番話讓杜湘東對他的看法發生了改變，也讓他更加堅定了幫助他們重新走上正軌的決心。
突破套路：懸疑劇的創新探索
在熊語真看來，懸疑劇要突破套路化，關鍵在於讓懸疑服務於「人」。《借命而生》打破「非黑即白」的固有框架，杜湘東的執念背後是個人命運困局與自我價值追尋；徐文國的逃亡之路交織着對技術理想的堅守與時代變遷下的生存困境。
他在逃亡過程中，雖然身份是逃犯，但他並沒有完全拋棄自己的良知。他的逃亡之路交織着對技術理想的堅守、對弱者的善意，甚至背負着時代變遷帶來的生存困境。
這種「良善的對立」設定，讓警與匪的博弈超越了簡單的正邪對抗，變成了兩個被時代洪流裹挾的個體，在道德與法律、良知與生存之間的艱難抉擇。案件不再是冰冷的推理遊戲，而是一面鏡子，既照見時代的病灶，也折射出人性深處的複雜與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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