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輸《摩加迪沙》
同為撤僑題材，《萬里歸途》難免被拿來與韓國的《摩加迪沙》比較。
影片其中一張海報，就極有韓片風格，海報中演員成泰燊的側臉，也和韓國演員薛景求很像（儘管薛景求並未出演《摩加迪沙》）。
但兩部電影完全不同。
《摩加迪沙》是一部「加法電影」。
韓國外交官和朝鮮外交官本來各自撤僑，但時局的變化使本來敵視的兩方，不得不聯合在一起，彼此分享信息、資源，並共擬方案。
這種加法將影片推向韓影最迷戀，也最擅長的南北題材，以及他們最愛表達的放下立場、共赴人性的主題，為了達到這層高度，影片不得不放棄對戰爭場面的投入，以及對反派的刻畫。
所以《摩加迪沙》給人的最終印象，是朝、韓兩國的相愛相殺，而且其表達深度也遠未及《共同警備區》《特工》等南北題材電影的水準。
《萬里歸途》則是一部「減法電影」。
對宗大偉（張譯 飾）、成朗（王俊凱 飾）等中國外交官而言，他們負責的撤僑人數起初很多，但隨着部分僑胞獲得安全保障，他們負責的人數減少至125人，這些人在劇情的推進中進一步分流，最後，焦點集中在了宗大偉及其負責的數位僑胞之中。
正因如此，影片才能匯聚力量，將矛盾從抽象的國家與國家之間，清晰地集中到具體的個人與個人之間，即宗大偉和電影反派穆夫塔之間。
個人之間的對決，有效剝除了《萬里歸途》作為主旋律電影的宣傳性質，使之成為一部充滿緊張時刻的冒險類型片。
從群體敘事減至個體敘事，這既使《萬里歸途》的力量逐漸清晰、集中，也讓導演有餘力布置更多具有衝擊性的戰爭場景。
同時，影片還在撤僑人員從交戰地塞布拉塔向安全地迪拉特轉移的漫長過程中，借用阿拉伯神話《一千零一夜》中辛巴達航海曆險的故事，寓言撤僑的兇險與艱辛，使影片產生了一絲人類學的味道。
所以，相比《摩加迪沙》，《萬里歸途》撤僑的目的更清晰，對戰場、反派人物的刻畫也更突出，導演更是在一個類型片故事中葆有一點文學上的創作自覺。
所以《萬里歸途》的觀感和力度，其實都更勝《摩加迪沙》。
二、最聰明的主旋律
《萬里歸途》從宣傳到成片，都非常聰明。
影片定檔之後，在短視頻平台放出了一段拍攝花絮。
花絮中，張譯從懷裡掏出護照，下車，非常從容地走在攝影機前，遠處是舉着槍的努米亞國士兵。
這同當年《戰狼2》中類似情節一樣，瞬間引發不少人的自豪情緒，但同時，也有人質疑影片藉此消費這種情緒。
對此，《萬里歸途》的處理可謂令人叫絕——
影片並未將這一段完整剪進正片中，而是僅僅保留張譯掏護照、下車的畫面，從而切合片中宗大偉幾人被努米亞軍隊逼下車的緊張情節，沒有節外生枝地故意渲染護照的力量。
戲外，影片滿足了觀眾的民族自豪感，戲裏，影片又嚴格遵循敘事邏輯，當棄則棄。
僅從電影營銷和表達的角度來看，這有點像當年比利·懷爾德喜劇《七年之癢》以瑪麗蓮·夢露的飛裙照造勢，最終卻未將夢露的這一經典畫面剪進正片中。
在影片宣傳和敘事邏輯之間找到平衡，只是《萬里歸途》其中一個聰明之處，這體現的是影片對不同群體觀眾的友好。
對觀眾的友好，還體現在影片極盡所能對國內電影工業進行了高水準展示。
郭帆、吳京都參與了影片製作，所以影片對戰爭場面的成熟調度，很難說沒有這兩人的影子，也正因如此，才使饒曉志從《無名之輩》《人潮洶湧》的非場面敘事，蛻變到《萬里歸途》的大場面敘事，從而躋身中國商業大片導演的行列。
當然，影片對好萊塢電影工業的借鑒還是不少。
比如能從槍戰夜視激光瞄準的第一視角拍攝（綠色畫面），看到《獵殺本·拉登》的影子；廢墟映在夜間水光中的戰爭地獄圖景，又有點《1917》的味道；
直升機墜毀撞向麵包車的熱金屬迫擊，猶如《黑鷹墜落》般硬核；叛軍在荒漠中追擊撤僑人員，還能品出一絲《瘋狂的麥克斯4》的廢土末世感……
《萬里歸途》將這些視覺效果高度統一在一種中國敘事中，沒有任何撕裂感，可以說是當下國產片最佳工業水準之一。
而影片最聰明的地方，在於一種「對立」。
宗大偉和成朗之間的「對立」。
從塞布拉塔向迪拉特的撤離，兩人都明白迪拉特可能沒有救援，宗大偉主張隱瞞事實，但年輕氣盛的成朗不能容忍一絲謊言。
影片最高潮的駭人段落也起因於這種觀念上的對立。
這種觀念對立，當然是有現實依據的，只要去各大社交媒體逛一圈，就會發現，這種青年人的質疑、青年人的困惑隨處可見，《萬里歸途》作為主旋律電影，則以極具說服力的編劇，消解了這種懷疑和困惑，令人相信謊言之必要。
宗大偉那句「一切行動聽指揮」，也由此產生了一種令人信服的力量。
所以，無論編，還是導，《萬里歸途》都是近幾年平衡性最好的主旋律國產片。
它用觀賞性極高的類型化敘事，向觀眾輸出了它必須輸出的觀點。
三、作為根的張譯
以上種種，都不是最重要的，因為張譯的表演超越了一切。
《萬里歸途》中，張子賢、成泰燊、殷桃、王迅等人的表演，其實都不錯（王俊凱和萬茜稍微落後），但相比張譯，他們都輕飄得如同樹葉，張譯則是根。
張譯與所有人都不同。
成泰燊、殷桃、王迅等人，都中規中矩完成了自己的角色，沒有什麼突出的特點。
張子賢的表演舉重若輕，他短暫但高效的戲份，以及在戰亂中保持的定力與輕盈，使他的角色近乎成為一個傳說。
傳說是有魅力的，但傳說也是遙遠的。
相比之下，張譯很近，也很重。
近，指的是他能將觀眾拉進自己的角色中，重，指的不是用力過猛，而是他能將角色情緒綳到絕對的臨界點，向前一分，猛了，退後一分，又軟了。
更體現其業務水平的地方在於，他能夠完整呈現情緒從零點到臨界點的漸變過程。
這種過程非常清晰，而且沒有任何刻意的痕迹。
片中，張譯講哈語（一門外語）、和邊境官插科打諢、和妻子通電話等戲份，儘管已經不錯，但都只是他的「基操」而已，他真正的高光，在於兩場「俄羅斯輪盤賭」（以左輪手槍和性命為賭具）的戲。
這兩場戲中，面對隨時會降臨的死亡，張譯逐漸將臉憋成了豬肝色，五官慢慢浮突，營造出恐懼將靈魂擠出身體的強烈臨場感，他的表演還讓後一場賭局完成了對前一場賭局的遞進，彷彿參加賭局的，並非外交官宗大偉，而是觀眾自己。
後一場賭局中，還有一個絕妙之處，即宗大偉的最後一槍。
這一槍之前，影片給了很多情感上的鋪墊，閃回了不少宗大偉的家庭時刻，一般的電影，可能將之處理為頓悟後的大義凜然，但《萬里歸途》仍牢牢抓住死亡造就的恐懼，使宗大偉在來不及思考的間隙快速開了一槍！
沒有大義，沒有坦然，沒有勇敢。
有的，仍是私心、脆弱和恐懼。
開這一槍，只是因為自己被推到了撤僑的極險之地和賭局的最後一把。
這就和人生一樣，很多時候之所以能忍受極限、度過艱難，其實和意志無關，只是因為人生被推到了那裡，忍受和度過是唯一的選擇。
從這個角度來說，《萬里歸途》其實是一部非常真實的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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