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白玉公子
編輯 | 周大鎚
原創首發 ｜ 金角財經（F-Jinjiao）
第一次執行殺人任務之前，中秋按照榮少的吩咐，去差館（警察局）偷了一支警用點38左輪手槍。
回到家，他戴上耳機，把音樂放到最大聲，舉着手槍跳舞來放鬆心情。間隙，他用支槍像篤（粵語「戳」的意思）魚蛋一樣「篤」起一整塊月餅吃了起來，聽不見門外瘋狂的拍門聲和求救聲。
這是1997年上映，陳果導演的電影《香港製造》裏面的一幕。電影開場鏡頭是從球場外的一道道鐵絲網開始拍起，預示着人物一直處於被局限的狀態，一直活在某個無形的牢籠中。
這部電影，表面上看，跟字面意思的「香港製造」沒有什麼干係。說的是香港底層青年中秋的悲劇人生，那句「年輕時死去就永遠年輕」道盡了那個年代底層青年的壓抑和絕望。
很多人說，這是香港最好的青春片，夠寫實。後來內地郭敬明那些透露這小資階層的拜金和精緻，以及逆流成河的悲傷的青春傷痛文學，根本不在一個檔次。
許冠傑1990年發的《香港製造》歌里，詮釋的香港製造，跟陳果的電影有完全相反的底色。
歌詞是這樣唱的，「高速馬路區區到 所有好野香港製造......香港好到處建設有前途 雨打風吹未卻步 共創造美好！」，完美詮釋了那句香港電視里的經典廣告詞「生命滿希望，前路由我創」。
都是《香港製造》，音樂與電影發佈的日期差了7年，呈現的卻是截然相反的「香港製造」。
香港製造，是一首歌，一部電影，也是一段已經鋪滿灰塵的時光。
香港製造，從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開始，用了30年走向繁榮，然後又從80年代開始，遷移得幾乎一點不剩。再在珠三角經歷了沖刷與洗牌。2020年疫情洶湧，香港才驚覺，香港製造名存實亡，連口罩都造不了了。
香港製造，去哪裡了？
我們回顧了「香港製造」從興起、繁榮、到逐漸衰落的歷史，便會發現，今天的一切，在數十年以前，已經寫下了答案。
財閥、買辦、英國人、香港政府、大地產商……各方力量瓜分、撕扯與衝突下，完成安置戰爭流民的使命以後，香港製造業不過是無關緊要的陳舊腐朽。
經歷繁榮與掙扎、北上珠三角、數碼城淪落之後，香港製造跟這片土地的年輕人一樣，存在過，但是還沒來得及成長，就被這片土地那些樹大根深的陰影扼殺了。
今日落幕
2020年9月25日，世間不再香港製造。
按美國海關要求，這一天起，香港出口到美國貨物必須標明來源地是「中國」，而不能再貼「香港製造」標籤。
8月11日，美國海關發佈公告：「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因此不再保證繼續享有與中國不同的特殊待遇」。也就是說，由香港製造、出口到美國的貨物將不再能貼「香港製造」標籤，而必須標明來源地是「中國」。
對此，香港特區政府和中國外交部都表示強烈反對。
這個事，影響不大，但是意義重大。
香港一直有自己獨立的關稅地位，也可以貼自己「香港製造」的產原地標籤。說到底，就是美國在對香港的貿易中，想要通過否認香港獨立關稅地位的手段，來給中國和香港施壓。
香港，依然沒有跳脫成為中美大國博弈的棋子的命運。
說「影響不大」，是因為原本香港本地製造、貼着「香港製造」出口的產品，佔了香港經濟總量不到1%。這裏面，出口到美國的就更少之又少。無論其他國家怎麼對貼着「香港製造」的產品貿易進行制裁、限制，對於香港整體經濟而言，無關緊要。
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透露，2019年香港出口到美國的「香港製造」貨品總值約37億港元，佔香港整體出口少於0.1%，受影響的行業包括食品、珠寶、藥品、鋁材等，並不廣泛。
但當美方以此為由行動起來的時候，香港也從此喪失獨立關稅地位，也讓實質上早已落幕的香港製造，徹底畫上一個句號。
看到新聞，很多人有疑問，香港有製造業嗎？
不僅有，而且製造業還曾在香港有過一段光輝歲月。「香港製造」的標籤，正是那段光輝歲月留下的歷史產物，是這片土地上一枚光榮的勳章。只是，不管這枚勳章如何耀眼，終究會因為一些掙脫不開的力量，歸於暗淡。這就是香港製造，乃至整個香港的宿命。這樣的命運，早在幾十年前便已註定。
勳章，如今只能被裝進了歷史博物館——2020年6月，香港歷史博物館組織了一場關於香港製造的展覽。
曾經我們在《香港碼頭空了》一文中，探討過香港200多年的開埠歷史中，在中英、中日、中美之間作為伶仃洋里的浮萍不斷被不同的力量拉扯、撕裂的地位，寫過香港作為中國與全球各地貿易中轉站的重要地位。這種地位，給了香港數十年的發展窗口期。從2018年開始，中美貿易摩擦不斷，香港地也不甚安寧。
但是，香港的遭遇並非全然是外力影響。
那個不被全球經濟動蕩、不被貿易摩擦所左右，走出一條完全不那麼受制於人、不那麼被動的道路，在世界產業鏈條中為自己爭一個不可撼動地位的機會，被香港自己硬生生錯過了。
我們回頭去看，「香港製造」從興起、繁榮、到逐漸衰落的歷史，便會發現，香港土地上，今天發生的一切，在1980年，這個沒什麼特別的年份早已有了答案。
就像明朝的萬曆十五年一樣，從水面上看，這一年沒什麼大的波瀾。但是，後來發生在這裡的撕裂、動蕩、扭曲、破敗，都能從其中窺見端倪。
香港在那一年，做了一個選擇。
有選擇就會有代價。選擇權被控制在那些住在山頂豪墅的人手上，山下那些沒有選擇權的人，就成了代價。
香港製造 製造香港
1971年，電影《唐山大兄》上映後風靡全球。
電影里，李小龍穿着一款白色帶三顆扣子的功夫線衫，也就是香港人口中的「阿伯底衫」。隨着電影和李小龍的爆紅，同款功夫線衫流行至歐美市場，價格昂貴，一衫難求。
李小龍是香港功夫片黃金時代的代表人物，而「阿伯底衫」，則是香港製造黃金時代的代表產品之一。
1931年至1949年前後，香港是人才、資金，乃至產業的最佳「避風塘」，形形色色的人從香港各個碼頭登上香港島，構造香港的底色。
所有的移民裏面，上海移民對香港影響最深，那時，大半個上海的精、氣、神、魂，都跟隨輪船漂洋過海，從碼頭上了岸。人才、勞動力、技術、資本、生產機器甚至工廠訂單，都可以現成從上海搬過來的。
香港不費吹灰之力就獲得了優厚的製造業發展基礎。
要知道，1949年以前，上海這一個城市的工業產值就佔了全國總量的三分之一。輕紡工業是上海規模最大、產值最高的行業。由此，香港也具備了發展輕紡工業的基礎。
香港製造業的起點，足夠高。
尤其1937年，淞滬會戰上海淪陷後，形勢更是大好——當時國內規模最大的紡織廠上海申新，將原紗、機器外遷到香港，開辦了大元、南洋和偉倫紗廠；陳廷驊在荃灣創立南豐紡織；趙安中設立嘉豐紗廠；查濟民創立新界紡織廠......
製造業快速崛起，一部分原因是為了安置流民。
從1937年開始，大量魚龍混雜的人湧入香港，他們需要維持生活。大量沒有找到營生的人慢慢投靠幫派，惹是生非，向前的新義安，葛肇煌的14K都在內戰時期先後在香港成立。
在香港製造走向繁榮的那些年，分別在57年、62年、72年、78年發生了五次人口湧入香港的浪潮，每次浪潮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都不斷地給香港補充着低廉勞動力。
大量的流民、逃港人員聚集在九龍城寨這樣的貧民窟。
九龍城寨，是那個年代香港最邪惡的地方，警察連白天也不敢進入的「三不管」地帶，黃賭毒的天堂，被稱為「人間魔窟」。很多港匪片的素材都來自這裡，例如，周星馳《功夫》電影中的豬籠城寨原型就是這裡。
二戰之後，香港重新歸入港英政府治下。為了不讓這些流民和幫派鬧事，當時的港英政府把工業用地的租金降到了利率以下，鼓勵那些還有資本的企業家快點開廠招工，吸納大量勞動力。
從上海過來的工業基礎加上政策刺激，讓香港製造業在五六十年代快速發展起來。
那時的國際環境，也在利好、呼喚香港製造。
戰後，歐美日等大國元氣大傷，物資消耗過度。同時，也面臨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工業轉型升級的問題；美國曾經短暫地因為中國內地，連帶對香港進行經濟封鎖，但很快就恢復了香港的自由貿易，允許香港製造的產品進入美國，以填補美國輕工業產品的需求；同時，東南亞各國在二戰後都有短暫的自我封閉限制國際貿易的過程......
人力、資金、技術、勞動力、政策、國際環境等種種因素都具備的香港，理所當然地成為勞動力密集型產業轉移的目的地。
那時候，東莞人陳瑞球在深水埗的長沙灣創立了長江制衣。幾年後，長江制衣的「博士牌」襯衫暢銷東南亞。後來因李小龍風靡海外的阿伯底衫，在1940至1950年代售價約10元，相當於那時普通工人的月薪，但產品依然熱銷。
到了1960年，香港的產紗總量達到50萬錠，是1947年的80倍，同時紡織業也在這一年成為香港最大的製造業，紡紗廠突破到1萬家。有了發達紡織業，與其相關的制衣業也得到了迅速發展。
紡紗業、制衣業都是技術門檻比較低的行業，而香港有大量背井離鄉的人需要生活，因此形成了眾多小規模的手工家庭作坊。
這些家庭小作坊的另一個主要業務，是」穿膠花」，用粵語表示，叫做「黐膠花」——到塑膠注塑廠拿些花枝、塑膠葉片、塑膠花片、塑膠花芯等回家進行整體組裝。
隨着塑料技術的應用推廣，香港的塑料製品行業也開始興旺，許多如今的富豪家族，都和這個行業關係密切。比如李嘉誠，就是依靠塑料花起的家。
李嘉誠的塑料花工廠
依靠岳父的一大筆資助，李嘉誠在筲箕灣租了個百來平米的倉庫，創立長江塑料廠。當時，鮮花是比較昂貴的裝飾品，因此普遍會用塑料花替代鮮花，塑料花有非常大的市場。
後來，黐膠花在粵語里慢慢變成一句粗鄙的髒話。從一項製造業生產行為變成日常用語，可見「穿膠花」這個事，對這片地區的普遍、深刻的影響。
60年代中期，幾乎全球的塑料花都是MADE IN HK。長江塑膠廠成為世界最大的塑膠花生產廠家，李嘉誠被稱為「塑膠花大王」。
後來，李嘉誠比香港的塑料花走得更高，被譽為「獅子山下」精神的化身，成為香港一代代年輕人奮鬥的偶像。事實是，李嘉誠也許曾經在獅子山下奮鬥，但他終究住在山上。
塑料花浪潮過去後，很多塑料工廠開始轉做塑料玩具。80年代，香港超越日本、德國和美國，成為世界玩具主要出口地 。其中，最出名的玩具就是椰菜娃娃，跟日本生產的芭比娃娃一樣成為風靡全球的玩具。1983年聖誕節，香港每周生產椰菜娃娃20萬個，第二年有2000萬個香港製造的椰菜娃娃銷售一空，刷新當時世界玩具製造史的記錄。
面對着巨量的市場，香港製造業當時完全不愁銷路：美國、英國、歐洲各國、日本、東南亞、內地以及香港本地人，都對香港製造的商品有需求，這些市場需求，支撐香港的製造業。
二十世紀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這二十年，香港GDP年複合增長10.5%，本港產品出口額年複合增長高達15.1%。40年代末，香港登記在冊的製造業企業不足1000家，到了1970年，企業達到25000家以上。
香港早年依靠鴉片貿易發家，支柱產業轉口貿易行業，造船一度成為當地最大的製造業。而在1959年，香港本地製造的產品出口值超過了轉口貿易值，第二年，香港的最大製造業就從造船業變成了紡織業，「香港製造」的時代真正來臨。
做了百年轉口貿易的城市，香港只用短短二十年就變成了一個輕工業城市。
香港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比後來被並稱為「亞洲四小龍」的韓國、新加坡、台灣都早，大約早了5-15年。原本，有很大的先發優勢——當紡織業成為香港第一大製造業的時候，距離新加坡建國還有6年，李光耀還遠遠沒有確立出口導向性的發展戰略。
隨着其他三小龍也開始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開始確立出口導向性的經濟發展路線，香港的競爭壓力加大。
1970年到1979年，雖然香港製造的優勢還在延續，但是紡織、塑料製造、制衣、玩具、油漆這些低門檻的生意，四小龍都在做，香港製造的優勢逐漸消失。
全球漸漸興起的電子行業，讓香港製造又度過了繁榮的十年。電子業這時正處於剛剛起步，各國沒有貿易保護政策階段。
在紡織、制衣、玩具這三個支柱產業輸給三小龍後，香港製造依靠電子製造業依然維持繁榮的表象。
這10年間，香港的電子類加工廠從230家增加到1300家，當時的高科技產品BB CALL（傳呼機）在香港產銷兩旺，電子產品出口從10億港元增加到134億港元，成為香港僅次於制衣業的第二大製造業。
紡織塑料制衣等行業體量依舊，電子業迅猛發展，香港製造迎來最輝煌的10年。一批「大王」趁着浪潮湧現，皮革大王田家炳、皮帶大王曾憲梓、電飯煲大王蒙民偉、鋼鐵大王龐鼎元......
在出口的所有產品裏面，香港製造的產品佔比從1947年的10%提升到1970年的69%，超過大半出口的產品都有「香港製造」的烙印。
1970年香港製造業佔GDP的比例高達30.9%。30.9%，記住這個比例，這是香港製造業歷史上的峰值。
同年，香港製造的產品佔比達到出口產品總量也達到了頂峰，此後數十年，香港製造再沒有超越69%佔比這個高度。
香港製造用了30年從無到有，再破滅於一夕之間。
迷失於1980
1978年7月，內地開始允許部分省市發展對外加工裝配業務。
文件出台半個月後，一個拿着手提袋樣板的香港老闆來到東莞太平服裝廠要求做一個一模一樣的產品，後來這成為東莞記載中第一家來料加工企業。
關於「第一家港資合作建廠」的記錄有很多，究竟珠海的香洲毛紡廠、順德的大進制衣或者太平手袋廠誰才是第一廠，其實也不那麼要緊。
1978年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了，臨近香港的珠三角地區，成為香港製造業商人首選的掘金之地，皮革、五金、紡織、塑料加工等各個門類都來到內地建廠。
康佳、美的、朗福鞋業，後來這些從珠三角開始走向全世界的企業，都離不開港商的身影。當然，這些製造業港商裏面，也有後來那個佐丹奴的老闆黎智英，他退出服裝業，創辦《壹周刊》和《蘋果日報》。
1979年，廣東華僑農場管理局和港商合資開辦光明華僑電子廠，這是康佳電視前身。
港商利用香港作為海外貿易窗口的優勢，承接產品訂單，作為一個對外貿易的「展示商店」，而珠三角充足低廉的勞動力進行產品的加工裝配和製造，扮演「工廠」的角色。「前店後廠」，配合無間。
其實，港商做的事情，沒有什麼難度。港商最初從香港帶來的都是技術門檻極低的輕工業。只要有點本錢，找到訂單，都能做。文化上，香港跟珠三角本來就文化同根，交互甚多。港商只要稍微有點本錢，誰都能做這種合資建廠的生意。港人身份又給了他們一腳站在免稅港上，一腳享受着稅收優惠和低廉的勞動力租金的優勢。
只要北上1公里，把之前做過的事情以極低的成本再做一遍，就能更容易地賺錢，把臟活苦活丟給內地廉價的勞動力，成本和風險還能從內地優惠的稅收補貼中賺回來。
內地勞動力和租金低廉、稅收優惠、「三來一補」的靈活模式讓香港製造業加速轉移到內地。
到了80年代初，香港的小企業主在內地建起數萬家工廠。內地數千萬計的「打工仔」、「打工妹」浩浩蕩蕩湧向珠三角，開啟了近三十年的人口流動風潮。
留給香港本地的，更多是公司管理、銷售、財務這些崗位，製造業空心化的苗頭開始顯現。香港本地的製造業比重快速下降，1979年到1982年的短短3年，製造業比重下降了6個百分點。
GDP倒是漲個不停。
1985年，香港GDP比五年前增長59%，再一次創造經濟奇蹟。香港的轉口貿易超過出口製造業的佔比，香港的經濟支柱又變成1959年之前的轉口貿易行業。這一年，內地再次成為香港最大的貿易夥伴。
表面上看，都是出口，但轉口貿易是屬於第三產業的商業服務，而出口製造業是實實在在做事的第二產業，兩者雲泥之別。
轉口貿易帶動了運輸業、貿易業、零售業、旅遊業等所有相關行業，騰出了手，又有了錢，香港的娛樂行業開始走向黃金時代，留下走向迷失的「香港製造」。
迷失開始於1980年。
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全球經濟衰退，貿易衝突和保護主義抬頭，80年代的前5年，除了美國以外的世界各國均被受石油危機的困擾。
亞洲四小龍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出口貿易導向型經濟戰略這條路上，一抬頭就能看到天花板，於是韓國、新加坡、台灣紛紛進入產業升級轉型階段。
原本在製造業上比香港落後15年的新加坡，在李光耀政府的干預下，走上了完全不同於香港的道路——用不自由政策（「積極、直接干預」）推進轉型，提出「自動化、機械化、電腦化」生產，並「建立起軟件發展中心和電腦製造中心」。
台灣制定了「十年經濟發展計劃」，推動能源、高科技工業、資訊、自動化、生物工程、電視技術、食品、醫藥8大行業發展。1980年，新竹科學工業園落成。在信息工業浪潮中，台灣因為這次產業升級，找到了自己在未來的位置。
四小龍中，韓國的體量是最大的，韓國政府在這時候主導了「半導體工業扶持/育成/振興計劃」。1982年，三星建立半導體研究與開發實驗室，研發64K存儲器。
唯獨香港，只是把製造業簡單地轉移進內地，卻賺到更多更輕鬆的錢。畢竟，對香港和製造業港商來說，到內地投資建廠是來錢更快、更輕鬆的生意。
必須說明的是，香港後來那聞名的幾大家族，沒有參與這波製造業的轉移潮。
80年代初，幾大家族還沒有控制香港命脈，港英政府是這片土地的「主宰」，也是香港在製造業轉型失敗根源。
當時，英國已經全球經濟霸主的地位，對於這片遲早要還給中國的土地，對於一個殖民地，港英政府沒有產業升級、變革的積極性，用英國人、當時的財政司長夏鼎基的原話就是在「極其重大的不利影響」下才能干預。
換句話說，只有出租地皮，賣配額，控制公共事業這些能夠及時給英國帶來好處的生意，港英政府才有干預的積極性。反正殖民不了多少年，在稅務上撈不到油水，不如乾脆出租土地和售賣出口配額賺錢。
這才是香港後來發展成「李家的城」這種財閥國度的關鍵所在。
英國對香港這種任其自生自滅的態度，後來被解讀成為所謂的「自由經濟」政策，還有人認為這些政策給了香港商人發展空間，才造就香港自由貿易港的地位，造就香港的經濟傳奇。
至於製造業轉型升級、產業發展這些長遠的經濟問題，港英政府在民意沸騰下也曾經探索過，但最終讓香港錯過了信息科技產業發展的浪潮。香港與英國的關係，讓這個結果，成為了必然。
由於只是暫管香港，沒有名正言順的理由要求香港商人給英國繳稅，香港的稅收很多都只能用於本地城市民生建設。香港商人的稅負很低，管制鬆弛。直到回歸以前，50年的時間裏，香港只有8年出現過財政赤字，其餘都有大量盈餘。
這個特殊的因素讓當時香港的企業所得稅遠遠低於同期的其他三小龍，當時，韓國企業所得稅高於50%；新加坡和台灣在40%左右，而香港的企業所得稅大約只有16%。
這也是後來香港成為亞洲的避稅、洗錢天堂以及低關稅的自由貿易港的重要原因。
基於特殊歷史原因和與眾不同的稅收政策，香港成為「自由市場」的飛地，吸引了大量國際知名企業到香港投資，引來了大量的資金、人才，為香港成為全球性的金融中心和貿易中心打下基礎。
19世紀鴉片戰爭後，英國正式割據香港島後就宣布所有土地歸英國皇室所有，政府獲得盈利的方式就是以一定的時限拍賣土地的租約。出租地皮是港英政府最主要的非稅收收入。
此外，英國規定英資企業要直接給英國貢獻稅收，因此港英政府聯合來自英國的怡和、會德豐、和黃、太古、滙豐、渣打、嘉道理、英之傑7大洋行，控制了香港最值錢的資產——地皮、配額權和公共事業。
配額，就是政府利用手上的權力劃定一定的專營權、出口量、電台和電視台開設權等等。早些年，港英政府甚至出售毒品銷售特許和糧油銷售特許。
香港製衣業是最大的製造業，但當時的制衣業四大家族，主要收入都是靠賣出口權暴富的。而其他兢兢業業生產的制衣工廠，辛辛苦苦30年也沒有別人賣出口配額賺得多。
公共事業，就是水電交通石油燃氣高速通訊港口這些行業，雖然沒有暴利，但是盈利適中，是人人嚮往的「現金奶牛」。
在很早之前，英國的幾大洋行幾乎就把香港值錢的地段都瓜分了。例如，最早進入香港的、原來主要做鴉片貿易的怡和洋行，佔據了九龍倉附近大量地皮，後來的主要業務是地產，航運，建築和零售；而會德豐經營油輪，油輪業務收縮後，以地產為主業。
太古洋行原來從事航運和貿易，當時的主營業務已經變成地產和航運，後來的國泰航空，就是太古洋行旗下產業；滙豐和渣打壟斷了香港金融業；嘉道理主營地產，酒店，電力公司等；英之傑在香港經營汽車銷售和船塢。
香港製造業轟轟烈烈發展的30年里，港英政府聯合7大洋行把最容易賺錢的金融、公共事業、地產三大行業壟斷，控制，這基本上決定了整個香港日後幾十年的走向。
上行下效，港英政府和洋行「指導」下，香港商人更鐘愛金融、地產、公共事業這些行業，卻對製造業升級興緻缺缺。
香港商人在其他行業積累了原始資本後，幾乎都大踏步進入房地產行業。1955年，霍英東在蟾宮大廈上開發了「賣樓花」的銷售方式，李嘉誠則更進一步，發明了「公攤面積」的概念把成本轉嫁到買房者身上。當時，來內地建廠的香港商人也是賺了錢就回去香港搶樓花。
霍英東在樓盤開發過程中開創性地發明了樓盤編寫說明書和按揭買房的模式，讓整個房屋交易的過程變得規範，保障了買賣雙方的利益，推動行業的發展，也讓有住房需求的人能夠撬動金融槓桿，讓部分有能力的人提前安居樂業。
相比之下，李嘉誠開創的「公攤面積」模式能讓地產商賺更多錢，但也顯得投機鑽營。
言歸正傳，到了80年代，地產商已經開始常年霸榜富豪榜。1982年的《福布斯》榜，全球擁有10億美元財富的141個人中，香港有6個，主業都是房地產。
順着「自由經濟」的路，大部分原本在製造業辛苦經營積累的香港商人走上了別的道路，從企業家，變成資本家。沒有人願意在產業升級上費錢和費心思，怎樣弄到更多的地皮，怎樣控制更多的現金奶牛，才是他們極力鑽營的問題。
1984年，《中英聯合公報》發出，中國決定收回香港。
港英政府和英國洋行退出前，需要找到資產的「接盤俠」。英國洋行控制的那些資產，誰都垂涎欲滴，但是，英國人要選個「聽話的」。
在那場著名的九龍倉收購戰中，李嘉誠、包玉剛同時看好怡和繫上市公司九龍倉。英國人感到左右為難。最後，李嘉誠成全了包玉剛，並且在滙豐的幫助下助包玉剛鯨吞了九龍倉，而包玉剛後來也幫助李嘉誠以小博大，在1980年得到了碼頭貨櫃、零售、地產的綜合業務集團和黃集團。後來，和黃集團又收購了香港四大洋行之一的會德豐。
1981年，深受賞識的李嘉誠成為香港首位英資洋行華人大班。「超人」之名，由此而來。
1985年，包玉剛成功控股了旗下有海港城、天星小輪、香港電車的九龍倉，得到了香港島黃金地段那些土地。
依靠洋行和港英政府的幫襯，幾大家族接手了他們在香港的所有公共事業、房地產、金融等資產。不管是李家的城還是包家的港，反正，香港的命運就這麼被攥在幾大家族手中。
所以，後來香港才會出現幾大家族控制了香港的公共事業的局面。每用一度電，香港人都在給李嘉誠繳稅。
1982年，東方航運負債200億，一直堅守航運業的「船王」董浩雲病逝，同樣有「船王」之稱的包玉剛卻是山頂那邊風景獨好。
香港這些大家族進入內地後，做的也是同樣的生意，喜歡在地產、金融和公共事業上下手。
上海的官方資料顯示，投資房地產建築業的港商從 1990 年的 5 家，上漲到 1994 年 327 家，僅次於商貿服務業的 379 家，且「超億美元的特大項目多數為房地產投資。」到 1995 年，陸家嘴金融貿易區的樓盤項目半數來自中外合資和外商獨資。而外商參與的 37 個項目，有 2/3 為中港合資或香港獨資。
我們熟知的港商低價囤地、炒地皮，只是他們的手段之一。這些人是不是真正地開發建設，歷史會記錄真相。
1978年，李嘉誠就曾經被邀請到北京觀禮國慶大典，不久，袁庚邀請李嘉誠等港商考察深圳鹽田港的時候，李嘉誠問，能不能讓港商也入股？袁庚沒有回答。
1978年到1993年這15年裏面，李嘉誠一直在觀望，在內地投資的動作不大。直到1993年和記黃埔被允許入股深圳鹽田港，才真正開始大舉在內地投資。不久，他又和鹽田港共同注資梧桐山隧道，成立隧道公司，收取高額過路費。
後來，為了收回梧桐山隧道，深圳市政府和隧道公司展開了38輪艱苦談判。一直談判不成的原因在於，隧道公司給出的價格畸高，售價跟新建一條隧道的價格幾乎一樣。
要知道，鹽田港本身是國企，沒有向深圳政府漫天要價的立場。
房地產成為香港最賺錢的行業，當然也有客觀原因。
從50年代開始，香港因為人口激增，不少人住進了「籠屋」。
到了70年代，第一代「嬰兒潮」的孩子長大，所以香港人的房屋需求劇烈膨脹。但是，在港英政府和幾大家族的交替控制下，香港的房屋供需問題一直沒有解決。
50年代已經出現的「籠民」一直持續到現在，期間一直沒被解決。1976年，曾經爆發了大規模的反英行動，為此，港英政府提出了「居者有其屋」計劃。但也只停留在口頭計劃。
1992年，由Beyond樂隊主唱黃家駒主演的電影《籠民》上映，這也是黃家駒最後一部電影作品，跟他的音樂作品有一脈相承的悲憫和思考。
2016年，全港約有超過9萬間劏房，住着超過20萬人。至今，香港房屋供需不平衡的現象還在持續，棺材大小的劏房和籠屋一直被擠在香港的底層隱秘的焦爐。3%的人口居住在籠屋或棺材房裡，人均住房面積不足2平米。
有的人住山頂豪墅，有人生前就住進了棺材房，他們都有光明的未來。
住在籠屋裡的人，每一個為了生存的努力，都要給住在山頂的人「納貢」。逐漸摺疊的香港，越來越讓讓底層人感到逼仄、窒息。
原來，在港英政府的控制下，香港底層青年已經缺乏上升通道；現在，在地產商的控制下，底層的香港人在生前就住進了棺材劏房，畢竟死後，墓地是奢侈品。
那些希望家族財富永遠保值增值萬世流傳的家族，早就給普通人準備好了墳墓。
陰影不僅吞噬年輕人，香港製造也走不出這種陰影。
承載了香港製造轉型升級重任的數碼港，也是在被那幾大財閥聯手扼殺的。
被絞殺的未來
香港製造曾經掙扎過，但利益集團的陰影籠罩下，它沒有活下來的機會。
1997年，這一年，世界上發生很多大事。其中最重要的、對香港影響至深的是這兩件事——香港回歸和亞洲金融危機。
7月1日，董浩雲的長子董建華成為香港第一任行政長官。
7月2日，在後續一兩年席捲全亞洲的金融危機的導火索在泰國被點燃。
還有一些不太起眼的小事。
這一年，一張神奇的「八達通」出現在香港，這是領先全球、取代現金的電子支付系統。很多年以後，微信支付和支付寶引領全球電子支付風騷多年，而香港還在充卡、刷卡。
這一年，以色列的高科技出口總值便接近700億港元，佔全國出口總值的三分之二。
剛剛上任的董建華有一個美麗的夢，把香港打造成美國硅谷和以色列那樣的科技創新城市的夢。他在施政報告中說：「……從增加附加值着眼……新的發明，新科技的應用，新興行業的發展，對香港都十分重要。」
但這終究只能是個夢。
香港怎麼走，最終要看那些接盤了洋行資產、控制着香港衣食住行的幾大家族的意思，其中也包括董浩雲的老對手包玉剛家族。
錢在別人手上，不得不低頭叫爸。
在特首這件事上，董建華贏了包玉剛的女婿吳光正，卻還是輸給了被所有大家族籠罩下的勢力。
李嘉誠的二兒子有「小超人」之稱的李澤楷也登場了。1999年，李澤楷說服政府開發數碼港，用一個計劃書換得24公頃土地。
數碼港原本是政府支持、李澤楷的盈科集團主持管理的合作項目，希望通過數碼港吸引國際IT界一級大企業來港成立科技園。由於香港政府受亞洲金融危機衝擊，財政難以大力支持，數碼港開發運營沒有達到預期效果，陷入困局。
接着，名場面來了。
李澤楷提議把數碼港部分土地開發成住宅項目，把房子賣掉以後用來支持數碼港的發展。香港政府缺錢，原則上同意了。
畢竟，香港地只有地是最貴的，最缺的就是房子，所以，開發住宅能夠快速得到一大筆資金。這樣的思路本來也沒什麼問題。
2000年，在數碼港第一期工程撥款前夕，十大地產商——新鴻基地產、恆基、恆隆、新世界發展、太古地產、九龍倉等房地產商，聯合發表題為《數碼港私人批地：給商界錯誤的信息》的文章，指責政府允許盈科集團借發展信息科技的名義低價拿地。
土地、房子，最能觸動所有香港人神經的敏感話題，這下，數碼港的開發建設就開始受到諸多質疑和阻撓。
2001年後，數碼港的開發陷入停滯，後來，只有零星關於配套地產項目落成的新聞出來。
數碼港雖然沒有成功，但盈科集團在這個過程中，接着數碼港的「東風」，順利借殼上市，李澤楷獲益40億港元。
隨後接踵而至的2001年科技股泡沫，讓香港人徹底失去了投資、投入到高科技行業去的勇氣。
所以，當中芯國際的張汝京去香港考察的時候，香港人害怕他會成為第二個李澤楷，借發展科技的名義低價囤地，就把他趕跑了，把中芯國際趕到了上海。
香港人的科技夢，董建華的施政宏圖，就此落空，而着手改善香港住房環境的舉措，又給他招來更惡劣的罵名。
董建華認為，香港在科技創新浪潮中失去活力，跟香港住房成本、生活成本高有直接關係，於是他加大土地與住宅供應同時改革教育、增加科技投資。
於是一上任，他就推出了「八萬五」大計：每年興建的公營和私營房屋單位不少於八萬五千個；在十年內，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以及把輪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時間縮短至三年。
香港房價高，說到底是供需失衡問題。加大土地和房屋供應確實在解決本質問題。但是，房屋供應加大，價格就下降，這比數碼港更直接動了幾大家族的蛋糕。
如果說數碼港的低價拿地是動了他們蛋糕周邊的碎屑，"八萬五"計劃，可以說是直接拿到去切幾大家族手中的蛋糕。
香港變成兩種力量的角力場，最後，董建華一方完敗。
"八萬五"計劃實行不久，恰逢金融風暴，香港樓市凄風慘雨。
根據當時的報道，香港有60萬個負資產者，賬面損失達6000億港元。輿論紛紛把這一切算到董建華頭上，要求取消「八萬五」目標的呼聲趁勢而起。2002年，他不得不放棄。
直到今天，不少人仍在抨擊董建華當年的計劃。
其實，金融風暴只是外因，真正原因在於香港人的資產、城市的財富，大部分都凝結在高房價上，如果房價跌了，城市居民的財富就會「蒸發」，這就是香港高房價不能降的原因。
一句「房價不能跌」，說盡兩個階級不可能調和的矛盾。這樣的矛盾，在國內也開始顯現苗頭。
香港錯過了製造業轉型，錯過了信息科技這些高端製造業的發展機會，更沒有實現「居者有其屋」的宏願。香港的製造業，和香港社會的問題，環環相扣，息息相關。
1980年，那是香港的「萬曆十五年」。90年代乃至後來的一切，在這一年已經註定。
後來，香港可以繼續吃內地開放的紅利，貿易、旅遊、金融......吃得香，睡得好，只是再也沒有人提起香港製造。
今年年初，因為一場比非典更嚴峻的疫情，港人在尋找口罩、嘗試回複本地口罩生產的過程中，想起了在角落塵封已久的「香港製造」。
然後他們驚覺，香港連口罩都生產不了，看來香港製造真的沒剩下什麼了。
到了疫情沒那麼嚴重的6月，香港歷史博物館辦了一場工業展覽：『工』不可沒──香港工業傳奇，試圖通過展示一系列經典的香港工業製品、製作用具等，尋覓港人在那些年的集體回憶。
曾經的「香港製造」對於那幾代人來說，是生活日常，也刻骨銘心。因此經常被可以在香港電影裏面看到「香港製造」的痕迹。在林正英的殭屍電影裏面，土裡挖出來的古玩，香港製造。
當年出演中秋的香港演員李燦森，也在這時候透露了《香港製造2020》的拍攝計劃，他身後，香港製造業商人、專家、政府也在努力讓香港製造回歸。
但是，錯過的真的還能回來嗎？
電影《香港製造》的結局，一架飛機飛走了。那是1997年，飛機飛走是某種暗示。然後主角中秋說出了那句著名的台詞：「我最討厭成年人一方面說教導你，另一方面又害你」。
有的人坐飛機飛走就可以開始新的生活，有的人，活在香港摺疊的縫隙里，飛不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