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冷峻良心」
是如何煉成的？
文 | 修佳明
來源 | 《新京報》2016年6月29日
警察埃里克：拒絕蛻化與清除野蠻
1903年6月25日，一個名叫埃里克·布萊爾的英國男孩出生在印度北部殖民地比哈爾邦一幢粉刷過的磚結構平房裡。他不知道在印度當警察的父親，工作是保障鴉片向中國的運輸。16年後，埃里克畢業於貴族名校伊頓公學，與他同屆的14名畢業生，11名進入牛津和劍橋，2名從事家族生意，唯有他選擇加入了緬甸警察。
以反極權主義為世人銘記的奧威爾，原生於一個父子兩代服務英國殖民制度的家庭，因為叛逆、甘於冒險和對大英帝國的熱愛而來到緬甸，他卻在這裡發現了帝國主義的謊言和自己潔癖一般的良心。
1927年，22歲的埃里克在帶薪休假期間回到老家，在正式休假結束前辭去了副警察長職務，因此犧牲了140鎊薪水，只是為了表明自己的堅定。
在緬甸的五年，他和所有殖民地警察一樣，表現出縱容暴行和回歸野蠻的傾向。可他為蛻化的帝國主義者角色感到後悔，覺得這份「大英帝國的骯髒工作」讓自己受到了玷污。
辭職後，埃里克轉向寫作，開始了復原及清除自己內在野蠻人一面的漫長過程，他也正是以《絞刑》和《殺象記》兩篇回憶緬甸警察經歷的隨筆，完成了當年未曾做到的事：與殖民制度脫離關係，為他認為是自己罪咎的事贖過。
奧威爾誕生：貶低自我與折磨讀者
奧威爾河源於伊普斯威奇，流進北海，也是劍橋附近一個村莊的名字。
1933年1月，在埃里克全身心地投入寫作的第6年，他的第一本書終於出版。推翻一系列方案後，他選定「奧威爾」為筆名，理由是「聽來有力」。之所以用筆名發表，一方面是怕家人蒙羞，另一方面是對自己的作品不甚滿意。
奧威爾的作家生活難以獲得家人的諒解。他放棄大好的職業前途，在巴黎當洗碗工，在倫敦做流浪漢，只是為了在《巴黎倫敦落魄記》書前心安理得地引用喬叟的警句：「貧窮之境況，害人真不淺。」他對底層的生活超出「同情」，近乎「同感」，當時便有評論者稱讚他有敏銳的社會良心。
戈爾曼注意到奧威爾樂於受虐的特點，說他「很喜歡過窮困潦倒的生活」。這種苦行僧式的生活和寫作狀態，貫穿了他的一生。
1934年，他出版第一部小說《緬甸歲月》，利用國外經歷揭露帝國主義的罪惡，隨後又出版小說《牧師的女兒》和《保持葉蘭繁茂》。對於前者，他「不認為它是一部佳作……請確保以筆名出版，因為我並不為它感到自豪」；對於後者，他拒絕再版重印。
奧威爾看自己的作品過於苛刻，某種程度上表現出自我懲罰的本能。他把這種本能帶到生活中，在與心上人愛琳結婚後，住進一間簡陋的房屋，過上了與外界隔絕的艱苦生活。對於文學的苦求，卻讓他逐漸找到一條把個性和政治結合起來的有效途徑，並寫出影響較大的《通往威岡碼頭之路》，從一個二流小說家向前跨出巨大一步，成為了一個重要的社會評論家。
兩個戰場：將政治性寫作變成藝術
1937年5月20日，奧威爾被狙擊手射出的子彈打中喉嚨，僥倖保住一條性命。
與那顆子彈在他脖子上留下的傷口比起來，西班牙內戰在奧威爾精神上留下的傷口要大得多。內戰中的種種政治惡行加深了他對極權主義的惡意。
在西班牙內戰中獲得的受傷戰士身份，為奧威爾在英國的知識分子圈確立了名聲，成了一個有鮮明特色的人物。英國傳記作家諾埃爾·安南說奧威爾「保持着一個處於尖刻、冷峻、嚴格律己、抱有克己理想主義的左派人士的形象。」
在參戰後所著小說《上來透口氣》中，奧威爾開始主張反戰主義；可當英德戰爭於小說出版後3個月爆發時，他又改變了主意。在他看來，保衛危難之中祖國的愛國舉動比戰前所持的原則更重要。這一次，奧威爾投入了另一戰場，在後方展開一系列政治論爭，磨鍊出更加適合自己的寫作風格。
冰冷的最終章：《動物農場》與《1984》
妻子愛琳去世後，奧威爾的生活陷入窘境。他的身體每況愈下，急於覓得一個新的伴侶，卻始終無功。在給求偶對象之一安妮的信中，奧威爾坦言自己時日無多，而且不育…… 就在這個最為慘淡的時間，《動物農場》突如其來，獲得成功。
《動物農場》寫於1943年11月到1944年2月間，在戰爭結束前揭露了最受歡迎的蘇聯的蛻化本質，面世前被5家出版社退稿。對出版商而言，這部寓言中的「豬」最為棘手，因為它象徵著擁有權勢的統治階級。書中最著名的一句就由豬宣布：「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為平等。」它恰好是奧威爾最討厭的動物。
在這部諷刺寓言中，奧威爾將藝術和政治巧妙融合在一起，但燕卜蓀提醒說：「這種完美的危險是在不同人眼裡，其寓意相去甚遠。」果然，1945年8月出版時，奧威爾忙着跑去一家又一家書店，將其從兒童讀物搬到成人讀物那邊。直到其在美國被每月讀書會接受為每月一書後，才獲得銷量上的成功。
奧威爾一生的主要興趣集中於兩種酷愛之事——文學和政治。《動物農場》成功後，他隱居離蘇格蘭海岸外16英里的朱拉島，在艱苦的生活條件下投入更為冷酷的寫作，以自己最熟悉的「自虐」方式，在與死亡的競走中趕出了《1984》。
《1984》總結了奧威爾一生對於政治的思考，寫得凄涼而且悲慘。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作為最後一個在思考的人，當覺悟達到最高點時，卻被逮捕、關押、折磨，洗去了最後的良心。小說的結尾是完全凄涼的，正如奧威爾自己一樣。
在《窮人的死法》中，奧威爾說人人希望死在自己的床上，親人們陪在身邊；但他卻死在一家醫院的床上，無人在旁。在一個人心浮動、信仰不再的時代里寫作，用46年的時間，孤獨地煉成了一顆冷峻的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