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董局中局》是由郭子健導演，雷佳音、李現、辛芷蕾、葛優等實力派演員共同主演的鑒寶冒險片，改編自馬伯庸同名小說。馬伯庸是當代文壇上頗受關注的作家，有「文字鬼才」之譽。馬伯庸被認為沿襲了五四以來歷史文學創作的「譜系」，擅長寫作具有實驗性質的當代歷史小說，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下，去講述一段類型化的故事，包括歷史、武俠、諜戰、冒險等，具有極高的影視改編價值。
如2019年熱播的網劇《長安十二時辰》，小說文本在在對特定歷史時期的民俗風情的描寫的基礎上進行了合理的文學想像，講述了在長安城的十二個時辰內發生的保衛家園故事。有學者認為，「這種略顯含混或多重的類型歸屬，已經顯示出該部小說在文學想像層面的雜糅特質，而這種雜糅特質主要由類型小說的組合、影視資源的借鑒、現代時尚的融入三個部分構成」，《古董局中局》亦是如此。
《古董局中局》是馬伯庸於2012年至2015年間發表的系列小說，共有四本，講述了北京琉璃廠一家古董店店主許願被捲入一樁樁與古董有關的大案，並在此過程中保護國寶、與造假帝國老朝奉抗爭的故事。許願是為古董界掌眼的神秘組織「梅花五脈」中白門的第三代傳人，他的爺爺許一城因為曾將國寶武則天明堂佛頭送給日本人而被槍斃，也讓許家背上了漢奸的名聲。
許願在鑒寶冒險的故事中，背負的是洗刷家族冤屈和文物保護這兩個重擔，在人物身上承載了歷史文化的厚度，故事的可看性極高。2018年，由夏雨、喬振宇主演的36集電視劇《古董局中局》在網絡平台播出，也是該文本的首次跨媒介改編。電影版《古董局中局》在此基礎之上，再次進行了銀幕重塑與IP改編。本文將對比這三個媒介文本，來分析電影版《古董局中局》的「新復古主義」改編策略與電影美學。
基於文學想像的類型雜糅
2006年，天下霸唱開始在天涯連載《鬼吹燈》系列小說，同年，南派三叔的《盜墓筆記》系列也開始在網絡上連載。隨着盜墓系列IP的爆紅，尋寶、盜墓、文物類敘事題材開始進入觀眾的視野，並以其具有沉浸感的探險歷程和充滿異域情調的審美想像吸引了大批受眾。可以說，馬伯庸的《古董局中局》誕生在冒險尋寶類IP正值市場熱潮的時期，但與前人之作不同的是，《古董局中局》更加註重歷史細節，在以奇幻想像填補歷史空白之處的基礎之上，雜糅了多種類型元素，使影片的商業性更強。
為了配合影片的類型化改編，電影將書中的人物角色進行了類型化的處理並加入了新的角色。整體來看，該片在「奪寶奇兵」式的敘事過程中，更加註重對「局」的設定，層層反轉的線索之下不斷地呼應「局中局」的概念，讓各種類型的元素有了更加融洽與合理的融合空間。
首先是歷史元素，這是整部影片賴以敘事的基礎。影片中各派勢力爭奪的國寶古董是來自唐朝的武則天明堂佛頭。武則天明堂是武則天統治時期的象徵，明堂建成後，武則天命寵臣薛懷義鑄佛像，據傳佛像巨大，高於明堂，為了容納佛像，又在明堂北側修建天堂。薛懷義失寵後，火燒明堂，後被賜死。
《古董局中局》中的明堂佛頭便是取材自這一段真實歷史，並在此基礎之上進行了合理改編。此外，影片對漢代灌注法鑄印、茅拓法造假等文物製作工藝與鑒別方式進行了科普性解讀，並提到了觀音、濟公等中國民間文化中為人所熟知的人物形象，藉以體現影片「陰在陽之內，不在陽之對」的題眼和假中有真、真中有假的反轉性敘事。
通過這樣帶有民間傳說色彩的故事，《古董局中局》為觀眾提供了獲取獵奇性知識的樂趣，同時又將影片與朝代歷史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影片在濃厚的歷史氛圍之下，塑造了許願、黃煙煙、葯不然等虛擬人物；在對文物辨偽知識的科普下，以文學想像的手法虛擬了「梅花五脈」、老朝奉、鄭家村等文物界的正邪多派；在寄託於北京潘家園文物市場這一真實城市地理與文化空間的基礎上，虛構了沈爺這一地下拍賣行幕後大佬。換句話說，正是影片所營造的真實可信的歷史環境為影片提供了藝術想像的空間，也使在此空間內發生的故事具有了假定的真實性。這其中的真真假假，留待觀眾去解謎的過程便也充滿了趣味性。
其次是喜劇與武俠元素。將這二者一同論述的原因是，影片以葛優飾演的付貴這個改編化人物將這兩種元素有機地融入了整體敘事當中。付貴不僅僅是一個關鍵的線索性人物，也為影片提供了情感的厚度。原著小說中的付貴是北京城的探長，也是親手逮捕許一城的人。多年後，付貴是黑白兩道都在尋找的人物，而他一直東躲西藏，直到被許願找到。他給了許願當年許一城交給自己的半面銅鏡和一張照片，揭開了尋找佛頭的序幕。而在電影中，付貴的身份模糊化了，影片只表明他是許一城舊友，在付貴的自述中他曾救過許一城一命。
影片對付貴的性格做了複雜化的影視改編。在敘事前期，付貴的身份是亦正亦邪的，他是一個貪財好色的市井小人，卻獲得了許一城的信任，將重要線索交給了他。這二者之間的矛盾形成了人物張力，讓付貴成為「局」的一部分。
從許願和黃煙煙走進男浴室尋找付貴開始，影片便呈現出了輕鬆的喜劇氛圍，而後付貴設局將許願交給沈爺，用銅鏡大賺了一筆，又在醫院拿走了銅鏡中藏有的字條，登上火車，影片的敘事城市空間也隨之轉移。到鄭家村後，付貴、許願、黃煙煙一行三人逐漸形成了一個團隊，共同尋找許和平留下的線索，付貴也逐漸展現出了人物弧光，他阻礙許願查佛頭是出於一種保護，他最終也以自己的生命實現了對許和平的諾言。
許願追查佛頭的過程，實際上是與父親和解的過程，逐漸理解父親的選擇背後所承擔的歷史與家族使命。許願和付貴在鄭家村扮演父子的情節，在幽默性表達之外，也再次呼應了父子情這一情感線索。最終在密室中的槍戰情節、付貴如神般的雙槍槍法都體現了武俠類型元素，而通過這個人物形象所體現出的江湖情義與自我犧牲精神，也讓《古董局中局》增添了武俠類型元素的審美趣味。
最後是偵探與諜戰元素。影片以「找到真正的佛頭」為由將各方勢力串聯起來，老朝奉和鄭國渠是為了錢，葯不然是為了揭露真相與家族權力，黃煙煙是為了證明自己，許願是為了「去偽存真」的古董鑒定精神和為家族洗刷冤屈的使命。許、黃、葯都是「五脈」的後代，他們的共同特徵是都追求「真相」。
在尋找真相的過程中，影片加入了偵探與諜戰元素，如許和平留給許願的線索是以古董的真假代表的摩斯密碼、以古代字畫為線索的十二星宿和圍棋棋局中的象徵性符號。事實上，在馬伯庸的小說中常常出現類似的密碼解讀。如《長安十二時辰》中的望樓系統、《風起洛陽》中的聯昉等情報信息搜集組織和《長安十二時辰》中的古代人工「數據庫」大案牘術等，都具有鮮明的諜戰元素，也為敘事增添了一層神秘色彩。
《古董局中局》原著有四部，電影雖然僅取材自第一部中的「武則天明堂佛頭失竊案」這一個故事，但仍面臨著龐大的敘事體量。影片挑選出了最具衝突性與改編價值的情節，大刀闊斧地刪掉了大部分情感線索，如葯不然與許願的兄弟情、木戶加奈和許願之間的曖昧情愫等，讓整體敘事更加精簡、集中。
奇觀化場景下的文物保護意識
正如上文所說，在盜墓小說成為當今中國文學市場最熱門的IP後，大眾文化市場上掀起了一陣「文物熱」，2017年，文博探索類綜藝節目《國家寶藏》在中央電視台熱播，該節目在介紹九個省級博物館所收藏的「鎮館之寶」的前世今生的過程中呈現它們的歷史價值，《國家寶藏》的誕生與熱播再次證明了大眾對於「文物」的熱情與其巨大的市場價值。「大眾對文物的熱情和興緻在閱讀結構上的反映，即是召喚着新的能夠將『文物』作為『主物』得到展示和表現的文學表達」，《古董局中局》便是在這種語境下誕生的作品，電影作品則更以其視聽結合的藝術特徵將文物進行了奇觀化的展現，更具感染力。
法國思想家居伊·德波在《奇觀社會》一書中表明了「在現代生產條件蔓延的社會中其整個的生活都表現為一種巨大的奇觀積聚」的批判性觀點。人們對於未知事物的探索慾望也讓創作者開始探索更多的奇觀化敘事元素。在盜墓類小說改編的影視作品中，往往以充滿異域色彩的地理空間和尋寶過程中人物所遭遇的機關陷阱及玄幻法力來進行奇觀化敘事，更偏獵奇與靈異風格，免不了面對「華而不實」的批判之語。馬伯庸的作品始終依託於真實的歷史背景與文物知識，致力於拆除學術與大眾間的藩籬。影視改編後的《古董局中局》更遵循了這一原則，在奇觀化的呈現中，開創了一條「新復古主義」敘事路徑。
《古董局中局》橫跨了三代人的歷史跨度，從許一城所在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到許和平所在的六七十年代，再到許願所在的八九十年代，正是中國社會劇烈變動的五十年。許一城的時代，時值日寇入侵，外有對我國文物虎視眈眈的侵略者，內有老朝奉和各方軍閥勢力的爭搶，許一城選擇了將真佛頭隱藏在假佛頭內送給日本文物愛好者木戶有三。
一方面不惜背上漢奸的罪名被槍斃，讓木戶認為佛頭是真，一方面在木戶有三的後人歸還佛頭後，能夠讓老朝奉鑒定佛頭為假。許一城的選擇體現了在內憂外患的特殊歷史時期文物保護者的家國大義，許和平則繼承了這種精神，十幾年來隱姓埋名，設下了假佛頭還在國內的煙幕彈。
從《古董局中局》中升華出的民族情緒讓整部影片的共鳴性更強。進入20世紀90年代初期，在祖國日益強大的背景下，木戶加奈歸還佛頭的舉動更體現出了當下中國社會的文化語境。影片採用的是內聚焦模式，開篇即以許願的口吻去描述家族的現狀與歷史的表象，以日常化的語言迅速拉近了與受眾的距離，讓受眾能夠儘快進入影片所構建的古董世界中。
在內聚焦視角下，受眾與人物的視角是平齊的，我們跟隨許願一點點深入歷史核心，最終得出在歷史長河中被埋沒的真相。這個過程更能讓觀眾體會到，無論是許一城的「局」，還是許和平的「局」，都凝聚了怎樣的苦心與抱負，他們最終選擇了什麼，放棄了什麼，又背負了什麼，保護了什麼，一種民族責任感油然而生。
鑒寶與尋寶是影片的兩大看點，影片也在這兩處進行了奇觀化的呈現，一是鑒寶過程的奇觀化，二是對尋寶場景的奇觀化。前者讓文物「活」了起來，生動形象地表明了文物的歷史價值與文化意義，後者則以「密室逃脫」的形式讓劇情更加一波三折、驚心動魄。在開篇古董交易市場上，許願設局鑒定飛熊金印的真假，運用了「懸絲診脈，隔空斷金」的鑒定技術，以耍棍式的手法較為誇張地呈現了鑒定過程，迅速地吸引了觀眾的眼球；在許願和葯不然鑒寶對決的一場戲中，影片運用了大量推拉搖移等鏡頭調度，讓靜態的文物動了起來，極具視覺觀賞性。
爾後許願、黃煙煙與葯不然、老朝奉形成了兩路尋寶小隊，會集在暗藏玄機的古廟中，在密閉空間中進行對戰。封閉空間在具有空間擠壓感與緊迫感的同時，也具有情緒上的緊張感。機關與暗道的設定，在不至於喧賓奪主的情況下增強了影片的觀賞感。奇觀化的影像表達很容易落入獵奇好異的窠臼，《古董局中局》把握了敘事的尺度，在緊張驚險的元素表達之外，牢牢地抓住了情感表達的內核，在對原著IP的改編上實現了不錯的完成度。
從家族到個體：影片人物形象改編
馬伯庸認為2005年出版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風起隴西》是他探索並形成主要創作特徵的起點：「一是注重古代生活細節的精確；二是根植現有史實，注入現代思維，渲染塗色，尋隙補白，做出全新的解讀。」在十餘年的寫作歷程中，馬伯庸延續了這兩點創作特徵，並逐漸形成了「馬伯庸宇宙」的獨特風格。一方面具有歷史寫實性，另一方面又融入了現代元素，可讀性極強。在本次電影化改編中，影片基本遵循了原著的創作風格，在寫實的基礎上進行了符合當下電影市場審美的人物形象改編。
在電影中，許願的出場身份從古玩店老闆變成了家電維修店老闆，整日醉酒，不學無術，給人一種強烈的「混日子」的感覺。影片這樣設定的目的是為了在短時間內讓許願這個人物形象出現強烈的反差，以人物的成長實現影片內置的反轉性。因此，影片將許願塑造成了一個看似渾渾噩噩，實則一身鑒寶功夫的人物。他的頹廢是由於家族的歷史，祖父是「漢奸」，父親又無故消失，許願心中有着強烈的對家族與古董界的抵觸情緒，所以，他追回佛頭的過程，也是與家族和解的過程。
我們可以看出，影片將整個敘事的重心都放在了許願的身上，對於家族背景只以閃回的方式進行了簡單的交代。但在原著小說中，許一城才是整個《古董局中局》故事的靈魂，是他在五十年前設的「局」將三代古董界中人都聯繫到了一起。影片的另一條「尋寶」支線是「五脈」另一支玄門葯家的葯不然。葯不然的太爺爺葯慎行曾與許一城一起發現佛頭，也為保護國寶犧牲了自己。葯不然這個角色在原著中是亦正亦邪的，投靠老朝奉是為了尋找真相的權宜之計，他與許願之間是敵也是友。
但影片將葯不然這個角色簡單化了，將其刻畫成了一個執意尋找佛頭真相、想要恢復葯家地位的海歸精英形象。在對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影片淡化了整個古董界的家族背景，而將重點敘事集中在了個體人物的身上。依託許願「頹廢度日—參與追查—解開父親留下的謎—克服重重阻礙—理解父親—找到佛頭」的心路歷程，從人物自身的情感波動輻射開去，回望整個許家為了保護國寶的堅守與犧牲。
《古董局中局》的表層是鑒寶，內層反映的是人性的複雜。許家人世代恪守「去偽存真」，而「梅花五脈」卻早已將這四個字拋棄。許願追查佛頭，是對家族精神的傳承，也是對古董界秩序重建的呼喚。這種改編方式能夠讓整個敘事過程的重點更加突出，同時削弱了故事的歷史厚度，也引起了受眾對於許一城送出「假包真」佛頭的合理性的討論。如果影片能夠對許一城這個人物在戰亂年代所做出的選擇進行更多的心理刻畫與困境書寫，或許可以讓影片的主旨性更加明確，民族情感的表達也更加深厚。
近日，改編自馬伯庸尚未出版小說《洛陽》的電視劇《風起洛陽》與《古董局中局》同步面世，在網絡平台熱播。而馬伯庸已被買下版權，等待與觀眾見面的作品多達十餘部。馬伯庸的作品用一個個個性鮮明的人物讓歷史變得生動起來，拉近了受眾與歷史的距離。「文學首先是一種社會政治實踐，人們總是或鮮明或隱蔽地用文學來表達對社會的期待、關懷和批判。」馬伯庸在《古董局中局》中呼喚社會對文物保護的關注，也深刻表明了文物的歷史價值，它們跨越了千百年的時光，最終呈現在我們眼前的不僅僅是曾經流逝的時間，還有無數愛國人士在困境之中的堅守。
影片的改編牢牢把握住了這一情感內核，不論是我們回望許願所在的年代，還是許願回望祖父的年代，都能看到守護國寶、去偽存真的精神傳遞。影片抓住了精神的傳承脈絡，在歷史真實中進行藝術虛構，「新復古主義」不是回歸歷史，而是在現代思維下，在虛虛實實之間讓歷史在不失真實的基礎上更加鮮活。而在屏幕之外，若能有更多的人想要走進博物館了解文物背後的歷史故事，也便是這部影片最大的意義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