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離婚。＂
我把那張存摺重重地拍在茶几上，一抬頭，劉建國的臉色已由紅轉白。
＂十三萬，你好大的胃口啊。＂我冷笑一聲，眼前這個男人，再不是三年前那個滿口甜言蜜語的溫柔模樣。
1992年的春天，龍城正下着毛毛細雨。
我叫張麗華，那年三十八歲，在國營第二紡織廠做會計，每月工資一百七十八元六角，在當時已算不錯。
廠區後面是一排磚瓦結構的家屬樓，我和女兒小雨租住在三樓一間四十平的小屋裡，水泥地面，兩室一廳，廚房和鄰居共用。
屋內陳設簡單——一張黑白電視機，一張八成新的木床，牆角擺着小雨的書桌，桌上是她攢了兩個月津貼買的檯燈。
一切都很簡單，卻很踏實。
晚上七點，中央台《新聞聯播》的聲音透過紙糊的窗子傳來，混合著鄰居家孩子背英語單詞的聲音。
這就是我和女兒離婚後的生活，平淡如水，卻也安穩。
前夫是紡織廠的車間主任，為人木訥，但心善。
我們結婚八年，他從未對我大聲說過話，也從未在廠里給我爭過一點便宜，日子過得中規中矩。
直到他父親查出肺病，家裡急需一大筆醫藥費，他瞞着我借了高利貸，不想卻越欠越多。
最後，他提出離婚，說是不想連累我和孩子。
我至今記得他簽字那天的樣子，一夜白了半頭髮，眼睛布滿血絲。
＂麗華，對不起，我沒用。＂他低着頭，聲音嘶啞如秋風中的落葉。
後來，他調去了外地的一個小廠，每月按時寄來小雨的撫養費，從未間斷。
日子雖然清苦，但我和女兒小雨，一個工作，一個讀書，也算安穩。
在那個＂萬元戶＂還是新聞的年代，我們這樣的小家庭，並不起眼，可日子雖苦，卻也有着屬於我們的幸福。
直到三年前，經紡織廠退休老會計王阿姨介紹，我認識了劉建國。
那年春天，廠里組織職工去郊區植樹，正趕上下大雨，我忘了帶傘，一個烏黑的雨傘從身後撐起。
＂王阿姨讓我來接您，我是建築公司的劉建國。＂轉頭見是個三十多歲的男人，穿着深藍西裝，打着紅領帶，風度翩翩。
他比我小三歲，在市建築公司當工程師，戴着金邊眼鏡，說話文縐縐的，一看就是個知識分子。
第一次見面，他就帶了本書，是莫泊桑的《項鏈》。
＂你看，你的玉墜像極了書里描述的那樣美。＂他指着我脖子上戴的那塊玉墜說。
那是我母親留給我的唯一遺物，陪伴我二十多年，陪我走過人生的每一步，見證我所有的苦樂悲歡。
我哪懂什麼莫泊桑，但聽他這麼一說，心中不由一暖。
在這個到處都是糙漢子的紡織廠，突然出現這樣一位談吐不凡的男子，就像舊電影里走出來的人物，讓人忍不住多看兩眼。
＂你這人，凈說些不着邊際的話。＂我嗔怪道，卻忍不住捏了捏那塊溫潤的玉墜。
劉建國時不時來接我下班，有時還帶着一小束野花，說是路邊採的。
廠區大院里的閑言碎語多了起來，大家都說我命好，年近四十還能找到這樣體面的男人。
戀愛半年後，我們領了證。
婚後，劉建國對小雨也很好，常幫她補習功課，還給她買了一個收音機，讓她聽英語廣播。
小雨漸漸接受了這個繼父，有時還撒嬌地喊他＂劉爸爸＂。
我以為，這就是我這輩子該有的幸福了。
可老話說得好，天上不會掉餡餅，掉下來的往往是陷阱。
婚後第三年，也就是今年初春，劉建國突然向我提出借錢的請求。
那天，他回家比平時晚了兩個小時，神色慌張，眼圈發紅。
＂麗華，我媽身體不好，需要做手術，醫院要交一萬三的押金。＂他低着頭，搓着手，連看都不敢看我。
＂這麼多？＂我心裏咯噔一下，這可不是一個小數目。
九十年代初的國營醫院，普通手術費用在幾百到一兩千之間，一萬三的押金實在是太多了。
＂是啊，現在醫療費漲得厲害。＂他嘆氣道，＂我手頭緊，工資卡又在單位財務那兒扣着，這不是急事嘛。＂
我不是不明事理的人，婆婆雖然一直住在老家安徽，但過年時我們也去看望過。
老人家住在縣城邊上的一間磚瓦房裡，確實有高血壓和糖尿病，需要定期吃藥。
房子四周是黃土小路，院子里種着幾棵柿子樹和石榴樹，雖然簡陋，但老人家收拾得乾乾淨淨。
每次去，婆婆都會拉着我的手，叮囑劉建國好好對我。
想到婆婆慈祥的面容，我心軟了。
於是第二天，我頂着春雨去銀行取了一萬三，交給了劉建國。
櫃檯小姐用驗鈔機一張張點着錢，我的心也跟着一顫一顫。
那是我和小雨多年省吃儉用攢下的血汗錢，原本打算給小雨上大學用的。
＂放心，下個月發獎金就還你。＂臨走時劉建國拍着胸脯保證，還特意在我額頭親了一下。
可一個月過去了，兩個月過去了，劉建國隻字不提還錢的事。
那段時間，他的行為有些反常——回家越來越晚，常常說單位加班；電話打到辦公室，總是不在；身上開始有了煙味和酒味，有時還夾雜着一種香水味，說是同事的。
五月的一個夜晚，窗外蟬鳴聲聲，我坐在昏黃的燈光下算着這個月的家用賬本。
九十年代初，物價開始上漲，工資卻漲得慢，每個月算賬都是個難題。
小雨高二了，學習緊，需要補課，又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我小心翼翼地問劉建國借錢的事，他臉色一變：＂怎麼，你連這點錢都捨不得？我媽還在醫院躺着呢！＂
我不好再說什麼，但心裏卻犯了嘀咕。
有天晚上，他喝得醉醺醺地回來，一進門就倒在沙發上呼呼大睡。
我幫他脫鞋時，口袋裡掉出一張紙片。
我悄悄拾起，是一張麻將館的小票，上面寫着：＂今日輸贏 -3800元＂，日期正是我給他錢後的第三天。
我的心涼了半截。
這個時候，我才開始認真觀察劉建國的一舉一動。
我發現他的工作證上班年月日和他告訴我的不符，他說是1985年參加工作，證件上卻是1988年；他說媽媽在省城住院，可寄去的匯款回執上地址卻在縣城；他說單位年底要發雙薪，可我偷偷去打聽，根本沒這回事。
一個念頭在我心裏成形：劉建國在騙我。
有一天，我趁他洗澡，鼓起勇氣打開了他的皮夾。
裏面有一張照片，是他和一個濃妝艷抹的女人的合影，那女人穿着緊身花衣，塗著大紅唇膏，正對着鏡頭撒嬌似的做鬼臉。
照片背面寫着＂永遠的小雨＂，落款是＂你的春春＂，還畫了個桃心。
我幾乎窒息——他竟用我女兒的名字稱呼另一個女人！
這樣的背叛，比金錢欺騙更讓人心痛。
我把照片夾在《玉堂春》的第三十八頁，這是我們新婚時他送我的戲曲集，他曾說這是他最愛的一齣戲。
現在看來，他的＂玉堂春＂另有其人。
第二天早上，我裝作若無其事，給他煮了碗雞蛋面。
自從走進這段婚姻，我就學會了偽裝。
女人啊，總是習慣在傷口上縫縫補補，寧可欺騙自己也要維持表面的平靜。
這還不是最糟的。
六月末，劉建國又開口了：＂麗華，單位有個小工程，需要投標保證金，領導看中我了，想讓我做項目經理。但要交十二萬的押金，過後肯定雙倍返還。＂
＂十二萬？＂我嚇了一跳，那可是天文數字，＂我哪有這麼多錢？＂
＂你不是有存款嗎？廠里不是發了拆遷補貼？再說你前夫不是每月都給撫養費？＂他的眼神閃爍不定，像是在探尋什麼。
說起拆遷補貼，那是因為廠區要擴建，我那間小屋在拆遷範圍內，廠里給了五萬元補償，其餘的是我們母女多年來積攢的血汗錢。
＂那是小雨的學費和生活費啊。＂我心疼地說。
＂怎麼，你不信任我？我什麼時候騙過你？這可是我升職的好機會！你就這麼不支持我的事業？＂他一連串的質問，聲音提高了八度，眼中閃過一絲我從未見過的兇狠。
晚上，小雨寫完作業回房間睡了，劉建國又開始軟磨硬泡。
他說做成這個項目，就能評上副總工程師，工資能翻一番；他說單位領導很賞識他，這次投標十拿九穩；他說項目完工後，除了還我錢，還會給小雨買一台電腦。
九十年代初，電腦還是稀罕物，廠里只有一台286電腦，平時鎖在專門機房，連摸都不讓摸。
＂小雨不是想學電腦嗎？這不正好？＂他循循善誘。
看着他殷切的目光，我心裏天人交戰。
＂你不是怕我亂花錢嗎？咱們約好，你陪我去，錢直接交到項目部。＂他又補充道。
最終，我妥協了。
一方面是不想撕破臉，另一方面，確實希望他能事業有成，家裡條件能好起來。
第二天一早，我從存摺上取了十二萬，那是我和小雨多年來的全部積蓄，包括前夫按約定每月給的撫養費。
把錢給他前，我特地去銀行複印了存摺記錄，讓他寫下了借條。
＂老婆，你還真是不相信我。＂他接過借條時嘲諷地說，尾音上揚，帶着幾分輕蔑。
但我已經打定主意：不管他是不是騙我，總要留個證據。
錢交給他後，劉建國開始整日不着家。
說是項目緊張，要在工地蹲着，半夜回來也是一身酒氣，有時襯衫領子上還有口紅印，說是同事聚餐，女同事喝多了蹭上的。
我假裝相信，心裏卻開始盤算退路。
一天下午，廠里開完生產例會，我回到宿舍，電話鈴聲突兀地響起。
＂喂，請問是劉工的愛人嗎？＂聽筒那端傳來一個甜膩的女聲，像是抹了蜜的刀子，甜中帶着寒光。
＂我是，你是哪位？＂我努力讓自己的聲音平靜。
＂哦，我是江景花園的售樓員。劉工說您過幾天要去看房子，所以讓我先聯繫您，看您什麼時候有空過來。＂
我一頭霧水：＂什麼房子？＂
＂就是劉工新買的那套，在江景花園的。首付都交了，就等您去看看滿不滿意，滿意的話咱們就簽正式合同了。＂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手指不由得抓緊了話筒的塑料外殼。
＂江景花園在哪兒？＂我強壓怒火，繼續套話。
＂就在市中心啊，靠近江邊的新小區，環境可好了，樓下就是商場，小區里還有游泳池呢！＂女人的聲音里透着幾分得意，彷彿在炫耀什麼。
九十年代初，龍城的房價開始上漲，江邊的樓盤更是寸土寸金。
什麼項目投標，什麼雙倍返還，全是騙局！
我強忍着怒火，繼續問道：＂這房子登記在誰名下？＂
＂劉工和您啊，他說是送給您的結婚三周年禮物，想給您一個驚喜呢。＂女人的聲音甜得發膩。
＂哦，是這樣啊。＂我冷靜地說，＂麻煩你把房子的具體地址和合同複印件發到我單位好嗎？我想提前看看。＂
＂您單位是？＂
＂紡織廠財務科，張麗華收。＂
對方爽快地答應了。
掛了電話，我的手指還在顫抖，一種被愚弄的感覺湧上心頭。
兩小時後，廠里的傳達室老李把一個大信封送到了我辦公室。
我迫不及待地拆開，裏面是一份《商品房買賣合同》的複印件。
江景花園，120平米，三室兩廳，首付十二萬，總價二十六萬。
我的眼睛牢牢盯住了合同上的購買人一欄：劉建國、廖春春。
一陣天旋地轉襲來，我扶住桌子才沒有跌倒。
那一刻，所有的疑雲都撥開了——＂春春＂就是照片上的那個女人，而我給的十二萬，成了他們的婚房首付。
我立刻撥通售樓部電話，對方告訴我，劉建國定期來看房進度，每次都帶着那位廖小姐，兩人親密得很，大家都以為是新婚夫妻。
＂您是劉先生的......＂電話那頭的聲音充滿疑惑。
＂我是他妻子。＂我冷冷地說完，掛斷了電話。
我驅車前往江景花園，遠遠地就看見劉建國摟着一個身材婀娜的年輕女子走進售樓處。
女子穿着粉色套裙，頭髮燙得卷卷的，完全是照片中的模樣。
他們有說有笑，親密得像真正的伴侶。
我躲在車裡，看着這一幕，心如刀絞。
不是因為愛情，而是因為被欺騙的憤怒和對未來的恐懼。
十三萬啊，我和女兒多少年的心血，就這樣被他騙走了！
我在車裡哭了整整一個下午，直到天色漸暗。
回到家，我調整好情緒，開始整理證據：銀行轉賬記錄、借條、房產證複印件、那張照片，還有我偷偷錄下的售樓員電話錄音。
晚上，小雨放學回來，看我眼睛紅腫，關切地問：＂媽，你怎麼了？＂
我強顏歡笑：＂沒事，就是工作累了，眼睛有點不舒服。＂
小雨像個小大人似的安慰我：＂媽，你太辛苦了，我明年就考大學，以後掙錢給你養老。＂
聽着女兒稚嫩的承諾，我心裏更加堅定了討回公道的決心。
第二天，我請了假，去諮詢了律師。
律師說，有借條和轉賬記錄，再加上房產合同上有我的錢，勝訴幾率很大。
但他也提醒我，現在的法律對於婚內財產糾紛還不夠完善，需要做好長期打官司的準備。
我點點頭，心裏已有了主意。
晚上劉建國回來時，我已經冷靜下來。
我把那張存摺重重地拍在茶几上：＂我要離婚。十三萬，你好大的胃口啊，劉建國。＂
他先是一愣，隨後慌亂地說：＂你聽我解釋，那房子是公司的項目房，領導讓我先過戶的...＂
＂夠了！＂我打斷他，語氣出奇地平靜，＂房產證上寫的是你和廖春春的名字，你還要狡辭嗎？＂
他臉色大變：＂你調查我？＂
＂十三萬不是小數目，我有權知道錢的去向。＂我把證據一樣樣攤開在茶几上，＂項目投標？醫療費？全是謊言！＂
＂你......你......＂他一時語塞，額頭上冒出細密的汗珠。
＂劉建國，我給你兩條路：要麼立刻還錢，要麼我們法庭上見。＂我斬釘截鐵地說。
他沉默了半晌，突然跪了下來，抱住我的雙腿：＂麗華，我錯了，我就是一時鬼迷心竅。那女人已經甩了，房子我馬上加上你的名字...＂
對一個騙子，我早已失去了信任。
＂不必了。＂我冷冷地說，＂你把錢還給我，我們就兩清了。＂
＂我...我現在沒有那麼多錢。＂他支支吾吾。
＂那房子賣了，還我錢。＂我寸步不讓。
＂不行！＂他慌張地說，＂那房子首付是借的高利貸，現在賣了也不夠還...＂
我這才明白，他不但騙了我的錢，還陷入了高利貸的泥潭。
為了買房，他借了本地一個有名的高利貸主＂胖五＂的錢。
＂胖五＂在龍城是出了名的狠角色，借他的錢不還，後果不堪設想。
我只覺得一陣天旋地轉，癱坐在沙發上。
小雨正好放學回來，看到這一幕，嚇得書包掉在地上：＂媽，發生什麼事了？＂
劉建國立刻換上一副笑臉：＂沒事沒事，我和你媽媽開玩笑呢。＂
我強撐着對女兒笑了笑：＂沒事，媽媽和你劉叔叔有點小矛盾，你先去寫作業吧。＂
等小雨回房間，劉建國一把抓住我的手：＂麗華，求你再信我一次，我一定把錢還給你。＂
我掙脫他的手：＂你已經沒有資格讓我相信你了。＂
那晚，我輾轉難眠。
窗外蛙聲一片，夏夜的風吹動紗簾，恍如夢境。
我想起了三年來的點點滴滴，從初見時的心動，到如今的心碎，恍若隔世。
小雨悄悄來到我房間：＂媽，你和劉叔叔怎麼了？＂
我不想讓女兒擔心，只說是些家庭瑣事。
但小雨卻說：＂媽，其實我早就發現劉叔叔不對勁了。上個月我放學早，看見他和一個年輕女人在學校附近的咖啡廳，那女人穿得很花哨，臉上塗了厚厚的粉，跟電視里外國女人似的。＂
原來，女兒比我更早看清了這個男人的真面目。
＂媽，我們不需要他。＂小雨堅定地說，眼神中透着超越年齡的成熟，＂我們以前不是也過得挺好的嗎？＂
我摟住女兒，淚水再也抑制不住。
是啊，我們本來就能過得很好，為什麼要把希望寄托在一個不值得信任的男人身上？
第二天，劉建國提出要用房子抵債，但需要我出面去銀行辦理過戶手續。
＂這麼多謊言，我憑什麼再相信你？＂
＂你不信我，總該信房產中介吧？我們一起去找中介，讓他證明房子是真的！＂他急了，額頭上的青筋暴起。
我同意了。
在中介處，我才知道劉建國借高利貸買房的真相。
房子首付確實是我的錢，但他還背着我借了七萬高利貸。
中介說，房子現在市值十八萬，扣除欠款和違約金後，大約能剩十一萬。
＂十一萬就十一萬。＂我說，＂我只要回錢，不想再和你有任何瓜葛。＂
辦理過戶手續時，劉建國欲言又止，最後嘆了口氣：＂麗華，我不是有意騙你，只是...＂
＂只是什麼？＂
＂我本想借錢做生意，賺大錢給你和小雨好日子過。可我投資失敗了，又碰上春春，她說可以幫我搞定項目，結果...＂他聲音哽咽，＂我對不起你們。＂
我不為所動：＂劉建國，婚姻不是賭場，我要的不是大富大貴，而是誠信和責任。你連這最基本的品質都沒有，我們沒什麼好說的了。＂
房子很快賣掉了，我拿回了十一萬。
離婚手續也很快辦完，劉建國沒有爭取任何財產，只在離婚協議上寫了一句：＂餘生定當償還所欠，無論如何。＂
簽字那天，他憔悴了許多，眼袋下垂，下巴上冒出了胡茬，整個人彷彿一下子老了十歲。
＂麗華，對不起。＂他說，聲音里滿是疲憊。
我沒有回答，靜靜地在離婚證上籤下了自己的名字。
走出民政局大門時，外面下起了小雨，我撐開雨傘，沒有回頭。
雨點打在傘面上，發出＂啪啪＂的聲響，像是在為這段錯誤的婚姻畫上句號。
我帶着小雨回到了原來的小屋。
廠區的梧桐樹又黃了一季，落葉鋪滿了小道。
廠里的廣播站里，播音員正用沙啞的嗓音念着下個月的生產指標。
一切彷彿回到了三年前，又好像什麼都變了。
夜裡，我和女兒坐在窗前，看着夕陽西下。
窗外，廠區廣場上的老人們擺開了象棋攤子，孩子們追逐打鬧，歡聲笑語在暮色中回蕩。
＂媽，你還會相信愛情嗎？＂小雨突然問。
我沉思片刻：＂相信，但不盲從。愛情需要經營，婚姻需要責任。沒有誠信作基礎，再美的愛情也會坍塌。＂
小雨點點頭：＂劉叔叔教會了我一件事。＂
＂什麼事？＂
＂人的價值不在於外表的光鮮，而在於內心的誠實和堅韌。＂
我撫摸着女兒的頭髮，突然發現她已經長大了，懂事了，不知不覺中已經到了我的肩膀。
她的眼神中有我年輕時不曾有過的堅定和清醒。
這場婚姻雖然失敗，但讓我和女兒都成長了。
1993年的春天，我收到一個快遞包裹，是從安徽寄來的。
打開一看，裏面是兩萬元現金和一張紙條：＂第一次還款，劉建國。＂
紙條背面還寫着：＂麗華，離開你後，我回了老家，照顧母親，也反省自己。這錢是我做小生意掙的，雖然不多，但會一直還下去，直到還清為止。＂
我把錢存進了銀行，作為小雨的大學基金。
小雨順利考入了省城的重點大學，學的是金融專業。
她說要學會保護自己和母親的財產，再也不讓人欺騙。
每年春天，我都會收到劉建國寄來的錢，金額從未間斷。
直到第五年，我收到最後一筆還款和一封信：
＂麗華：債已還清。這些年我想明白了，人這一生，最珍貴的不是金錢，而是誠信二字。我不求你原諒，只希望你和小雨過得好。我已經回老家照顧母親，這輩子不再來打擾你們。祝你們幸福。劉建國。＂
看完信，我沒有哭，也沒有恨。
時間帶走了怨恨，留下的是對生活的深刻理解。
我把信收好，繼續埋頭於賬本。
窗外，廠區的梧桐樹又開始抽出新芽，生活也在繼續。
1998年，工廠效益下滑，開始裁員，我從紡織廠調到了商業局，工資高了些，還評上了先進工作者。
小雨大學畢業後，留在了省城一家銀行工作，每月寄錢回來。
四十五歲那年，我認識了一位退休教師王大伯。
他是個質樸謙和的老人，每天晨練後給社區小花園澆水。
他不會甜言蜜語，卻懂得用行動表達關心。
一次我發燒，他端來一碗熬了三個小時的小米粥，那天窗外下着大雨，他的褲腳全濕了，卻笑着說：＂下雨天最適合喝熱粥了。＂
小雨回來看望我時，看到王大伯在廚房忙碌的身影，悄悄對我說：＂媽，他是個好人。＂
我笑了笑沒說話，但心裏早已有了答案。
人到中年，不再奢求轟轟烈烈，只願在平淡中有人相伴，在風雨中有人同行。
又是一年春天，我和王大伯在社區公園裡散步。
清晨的陽光灑在草地上，遠處的桃樹開出粉紅的花，社區廣播里播放着《春天的故事》，一切都是新的開始。
＂劉師傅，我有話想對你說...＂他突然說。
＂叫我麗華就好。＂我微笑着糾正他。即使認識三年，他還是習慣尊稱我為＂劉師傅＂。
＂麗華，我想和你一起搭夥過日子，不求轟轟烈烈，只願相互扶持，白頭偕老。＂他紅着臉說，手裡緊握着一個小絨盒。
我望着他誠懇的眼睛，看到的不是浮華的承諾，而是樸實的真心。
在這個歷經滄桑的春天，我終於明白：婚姻不是一場豪賭，而是一次深思熟慮的選擇；愛情不是盲目的迷戀，而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和誠信基礎上的深厚感情。
＂好啊。＂我輕聲回答，手指不自覺地摩挲着那枚普通的玉墜。
風輕輕地吹過，樹葉沙沙作響，彷彿在為這遲來的幸福鼓掌。
人生如同一幅拼圖，每段經歷都是不可或缺的碎片。
那些傷痛和欺騙，那些跌倒和爬起，都讓我看清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在這個普通的春日裏，我終於拼出了屬於自己的幸福圖景。
窗外，市場上的小販吆喝聲此起彼伏，街角的錄像廳正在放映《霸王別姬》，一切都那麼生機勃勃。
我想起了《玉堂春》里的那句唱詞：＂柳暗花明春又來，人間自有真情在。＂
是啊，風雨過後，總會有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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