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王靜，是六八屆初中畢業生，土生土長的西安人。可能是年齡的關係，最近總愛回憶以前的事情，特別是下鄉插隊的那段知青歲月，就像放電影一樣，總是浮現在我的腦海里。
知青歲月為什麼會讓我魂牽夢繞？那段知青經歷我為什麼念念不忘？因為我們插隊落戶的那個地方，鄉親們太淳樸太善良了，我一輩子都要感激第二故鄉的鄉親們。還有一位淳樸善良又帥氣的男知青也深深打動過我，他成了我一輩子都忘不掉的人。
1968年12月26日，是我終生難忘的日子。就是在那個寒冷的冬季，我和我的同學們一起離開了古都西安，開啟了下鄉插隊的知青生涯。那年我十六歲，在我父母眼中，我還是一個未長大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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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我們插隊落戶的那個小山村叫郭家坡大隊，郭家坡地處乾縣西北山區，全大隊共有五個生產小隊。當時有這麼一段順口溜：一隊富，二隊窮，三隊穿條絨。四隊光棍多，五隊住高坡。當年我們四名女知青和五名男知青就被分派在郭家坡五隊，居住在了山坡上那兩孔破爛的土窯里。十名男知青分在了一隊插隊落戶，分在四隊的九名插隊知青全都是女性。據說這是大隊書記特意安排的，他這樣安排的目的不言而喻。
郭家坡大隊雖然不是全公社最窮的地方，可那裡溝壑縱橫，丘陵起伏，耕地多為坡地，平坦的川地很少。人均耕地雖然不少，可貧瘠的土地大都是廣種薄收，鄉親們的日子都不富裕，勉強能解決溫飽問題。
一隊和三隊之所以富裕一些，主要是一隊和三隊的耕地平坦一些，相對來說就能多打糧食，糧食多了自然生活就富裕。二隊、四隊和五隊的情況差不多，幾乎沒有平坦的川地，收的糧食少，鄉親們的日子也就不好過。
我們插隊落戶的第五生產小隊是地勢最高的地方，隊里一塊平坦的川地也沒有，自然條件最差，鄉親們的日子也最苦。當時大家都知道陝北苦，我們插隊落戶的郭家坡大隊比陝北也好不了多少。
鄉親們的日子雖然很苦，可我們插隊知青的生活還算可以，第一年插隊吃的是供應糧，吃糧問題基本上有保障。當地的鄉親們不光是吃糧困難，他們還面臨著燒柴短缺的難題。我們插隊知青不光是吃糧沒問題，燒柴也沒問題。我們來到郭家坡五隊插隊落戶的第二天，淳樸善良的郭慶良隊長就為我們挑來了一擔柴，他還吩咐社員們，每戶社員都要為我們省城來的知青打一擔燒柴。
看看鄉親們的生活都不容易，等安頓好吃住的地方，我們在大隊部開會學習了兩天，又到隊里的飼養室起了一天牛糞，然後也扛起扁擔，拿起钁頭，跟着鄉親們到十里路以外的山溝里打柴去了。
一直到了臘月二十三，也就是陰曆的小年那天，大家才不去打柴了，因為院子里的燒柴足夠燒半年了。當然，除了郭隊長挑來的那擔柴以外，我們也沒讓鄉親們給我們打柴。
剛來到郭家坡的那段時間，我們的吃菜問題基本上都是靠鄉親們幫忙，東家半筐洋芋，西家兩棵白菜，張家半筐蘿蔔，王家一碗鹹菜。鄉親們的慷慨和熱情確確實實讓我們感動，我們也發自內心地感激鄉親們。
老鄉家裡都沒有儲存多少秋菜，快過年的時候，有的家基本就沒菜吃了。不說別人家，就說郭隊長家吧，他婆姨說家裡一共還有三棵白菜和幾個蘿蔔，再就是一點洋芋和一點胡蘿蔔了，這點菜他家平時根本就捨不得吃，說是要留着過年吃。
我們不上山打柴了，就跟着郭隊長去馮家溝趕了一趟集，買來了一筐水蘿蔔和十多棵白菜，眼看着要過年了，我們也該準備一下過年的年貨了。
在郭家坡過的第一個春節雖然很艱苦，可我們真真切切感受到了鄉親們的淳樸和熱情。除夕那天下午，好多老鄉給我們送好吃的，有油炸糕，有棗糕，還粉條豆腐，郭隊長還把他家一隻大公雞給我們送來了。在郭家坡度過的第一個春節，我終生難忘。
春節過後，天氣逐漸轉暖，郭隊長就開始帶領知青們跟着社員們一起出山勞動，往地里送糞，刨挖陽坡上的小塊耕地，等背陰處的土地全部解凍了，郭隊長就親自使喚牲口，開始犁地耙地了。
經歷了第一個春耕春播生產的繁重勞動，我們真正體會到了農民的不容易，也理解了粒粒皆辛苦的深刻含義。當時隊里給我們評工分的時候，好多社員都說我們不會幹農活，要求隊長給我們評最低的工分。郭隊長卻笑着說：「人家是城裡來的娃娃，是來接受再教育的，看看他們手上磨起的水泡，咱咋忍心給人家評最低工分哩。」
我們剛開始參加生產勞動，郭隊長就給我們插隊知青評了高工分，只比正常的勞動力低一分工，隊里一天給我們女知青記六分工。
老話說苦難的日子就會顯得很漫長，我們的插隊生活雖然也很艱苦，可苦難的日子並沒有讓時間停留，似乎就在轉眼間，我們在郭家坡大隊插隊落戶已經四個年頭了。那年縣裡要在我們插隊知青中招聘一名女幹部，因為我年年都是模範知青，有幸被公社知青辦給推薦上報到縣裡。
順利通過了各項考核，也通過了體檢，我卻沒能通過政審，原因是我祖父解放前開過車行，是資本家。可惜的是我連我祖父的面都沒見過，卻受到了他老人家的連累。
一直到了1975年秋後，在郭家坡五隊插隊落戶的九名知青還剩下了兩個人，我還是不能招干更不能推薦上大學，還是因為我是資本家的孫女。公社知青辦看我們一男一女兩名知青不方便生活在一個知青點，就決定把我倆合併到其他生產隊落戶。
當時四隊還有四名女知青，知青辦主任想讓我轉戶到四隊插隊落戶。我嫌四隊的光棍太多，就拒絕去四隊。因為在四隊插隊落戶的九名女知青，已經有兩人嫁給了四隊的兩個光棍。
公社知青辦的王主任看我不願去四隊插隊落戶，就對我說：「王靜，咱倆是本家，旁的忙我幫不上，這點小忙還是能幫的，你說吧，你想去哪，我滿足你。」
說句實話，當時我也不知道去哪，聽別人說，去哪都比留在郭家坡強，我就說除了郭家坡，哪都行。王主任沒有食言，他滿足了我的要求，讓我轉戶去了王家大隊，插隊落戶在王家一隊。
王家大隊是公社知青辦王主任的老家，王主任就是在王家大隊出生長大的。說句實話，王家大隊的自然條件要比郭家坡大隊好很多，據在王家大隊插隊落戶的西安知青說，他們每年都能分到七八十塊錢的紅利，比我們在郭家坡插隊落戶的知青多一倍還多。
當時王家一隊還有五名插隊知青，四男一女，都是西安知青，但我一個人也不熟悉。幸虧有一名女知青為伴，不然的話，我一準會後悔轉戶到王家大隊。
我們一隊知青點的小組長叫劉長安，和我同歲，我倆雖是同鄉，但不在同一個區生活，更沒在同一個學校讀過書，相互之間一點都不了解。劉長安很熱情，人也很隨和，我初來乍到，他不讓我去挑水，也不讓我燒火做飯，該我做的事情，他都替我承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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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點那位叫趙香玉的女知青還偷偷對我說：「劉組長肯定是喜歡上你了，什麼活他都替你干，還要求大家都要多關心你哩。」
之後的日子裏，劉長安一直非常關心我，他的手電筒也借給我，說晚上起夜用得着。剛參加生產勞動時，隊里的年輕後生經常跟我開玩笑，弄得我不知如何應對，劉長安怕我尷尬，經常替我解圍。
經過一段時間的接觸和了解，我發現我慢慢喜歡上了淳樸善良又帥氣的劉長安，我特意跑到公社供銷社給他買了鋼筆和日記本。
我轉戶到王家一隊的第五個月，趙香玉被招工了，她沒有去縣城，而是直接回了省城，還去了一家大型國營企業。我們都猜測她家肯定托關係了，但沒有依據，只是猜測而已。
趙香玉回城後，劉長安似乎對我冷淡了一些。有一次我倆一起去磨坊磨面，我問他為啥疏遠我，他紅着臉說：「咱們知青點就你一名女生了，和你走得太近，我怕對你影響不好……」
聽了劉長安的回答，我心裏暖暖，對他的好感又增加了許多。
1976年臘月的一天，我不小心感冒了，半夜的時候突然發起了高燒，當時村醫那裡沒有退燒藥了，更沒有退燒針劑，知青點的同學們也都沒有退燒藥，劉長安只好跑到三隊知青點，跟他同學要來了退燒藥。看看劉長安跑得臉上直冒熱氣，我心裏很溫暖也很感動，更是心疼他。
第二年夏天，王家大隊又得到了一個招工名額，聽說是西北國棉三廠的招工名額，那可是人人羨慕的國營企業啊。那次招工是論資排輩，誰的貢獻大，誰是王家大隊的模範知青，誰就有資格去省城當工人。
那時我剛轉戶到王家大隊插隊落戶一年多，沒有什麼特殊貢獻，更不是模範知青，何況我的祖父還是資本家。那個招工名額很快就落實了，大隊書記決定讓劉長安去省城當工人，因為劉長安為王家大隊做的事情最多。
劉長安拿到招工審批表後，第一時間就找到我，笑着說：「王靜，咱一隊知青點就你一個女知青了，還是你先回城吧，要是我走了，誰來照顧你呀。」「不行不行，這可不行，應該你先回城，我沒這個資格。再說了，我祖父是資本家，我也無法通過政審。」我嘴上雖是這麼說，可我心裏非常想得到這次回城的機會。
劉長安笑了笑說：「企業招工又不是招干，這個不需要政審。你跟我走，咱現在就去找大隊書記。」劉長安說完，拉着我就走。認識那麼久，劉長安是第一次牽我的手。
大隊書記很和善，他笑着對劉長安說：「長安，能回省城的機會可不多，你可要想好了。這個名額既然給了你，你就有決定權。你要是同意把名額讓給王靜，我也沒意見，但以後再有招工名額，你就得往後排了。」「書記，我想好了，就讓王靜走吧，以後再有招工名額，我絕對不會和旁人爭。」劉長安說完，掏出鋼筆，就在招工審批表上填上了我王靜的名字。
當時我也覺得這樣有點不妥，可想阻止劉長安已經來不及了，審批表就一份，上面寫了我的名字，就不能更改了。大隊書記也說，如果我不去當工人，這個名額也就作廢了。就這樣，我只好完善了那份招工審批表，詳細填寫了我的個人信息。
1977年初秋，我回到了西安，成了國棉三廠的工人。離開王家大隊的時候，我握住劉長安的手，深情地對他說：「劉長安，我在西安等你。」
回到西安不久，我得到了恢復高考的消息，第一時間，我把這個天大的好消息寫信告訴劉長安。那年冬季，劉長安也報名參加了高考，可惜他名落孫山了，我考上了一所衛生學校（中專）。
劉長安落榜了，我怕他失落，就寫信鼓勵他，不要氣餒，爭取下一次能考出好成績。可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收到劉長安的回信。
1979年的暑假，我去了一趟王家大隊，王家大隊的知青點已經成了王家大隊的大隊部，在王家大隊插隊落戶的知青全部回城了。我在公社知青辦查到了劉長安的家庭住址，回到西安我就拿着地址去找劉長安。到了那裡才知道，劉長安家搬家了，具體搬到了哪裡，誰也不知道。
衛校畢業後，我到醫院當了一名護士。每個休息日，我都四處打聽劉長安的消息，可一直到了198年春天，我也沒打聽到劉長安的消息。當時我都三十周歲了，我父母都為我的婚事着急。
1983年初冬的一個上午，我所在的兒科門診來了患者，一個男人抱着一個啼哭不止的嬰兒，他身後跟着一個女人，懷裡也抱着一個女嬰。
那個男人不是旁人，正是讓我苦苦尋找了多年的劉長安，當時他已經是兩個娃娃的父親了，他的一對雙胞胎女兒兒剛出生三個半月。
那次相見，沒有久別重逢的喜悅，劉長安的女兒得了肺炎，他很焦急，我倆幾乎沒有任何交談，他忙着交款，我幫他辦理住院手續。辦好住院手續，他就急着回單位了，有關劉長安的情況，都是聽他妻子說的。
第二年夏天，我和單位的一名同事結為夫妻，劉長安從此深深埋藏在了我的心底。因為他的妻子特別敏感多疑，我再也沒有和劉長安聯繫過。不能重續前緣，我也不想打擾了他平靜的生活。
2008年12月26日，我去了一趟我插隊落戶的第二故鄉，令我萬萬沒想到的是，在我們插隊落戶的第二故鄉，我竟然見到了幾十年沒見面的劉長安。那次相見，我看到了劉長安眼裡滾動的淚花，他說他常在夢裡回到這裡，當年我送給他的那支鋼筆和日記本，他還保留着。
那次重返第二故鄉，我和劉長安看望了鄉親們，給村裡的老人送了錢物，劉長安還陪我去了一趟郭家坡。鄉親們的那份熱情，令我倍感親切和溫暖，第二故鄉，是我一生難以割捨的牽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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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荏苒，日月如梭，時隔半個世紀，當年下鄉插隊的生活經歷方佛就在昨天，只可惜再也不能回到從前。
時隔這麼多年，當年的知青時光已漸行漸遠，多少往事已經淡忘，唯獨第二故鄉的鄉親們和我的那個心上人，將深深鐫刻在我的記憶里，直到永遠。
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我的知青歲月，我的鄉親們，還有我一輩子也忘不掉的那個人，都將成為我記憶中的永恆。
作者：草根作家（根據王靜女士講述整理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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