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離婚。"
我把那張存摺重重地拍在茶几上,一抬頭,劉建國的臉色已由紅轉白。
"十三萬,你好大的胃口啊。"我冷笑一聲,眼前這個男人,再不是三年前那個滿口甜言蜜語的溫柔模樣。
1992年的春天,龍城正下着毛毛細雨。
我叫張麗華,那年三十八歲,在國營第二紡織廠做會計,每月工資一百七十八元六角,在當時已算不錯。
廠區後面是一排磚瓦結構的家屬樓,我和女兒小雨租住在三樓一間四十平的小屋裡,水泥地面,兩室一廳,廚房和鄰居共用。
屋內陳設簡單——一張黑白電視機,一張八成新的木床,牆角擺着小雨的書桌,桌上是她攢了兩個月津貼買的檯燈。
一切都很簡單,卻很踏實。
晚上七點,中央台《新聞聯播》的聲音透過紙糊的窗子傳來,混合著鄰居家孩子背英語單詞的聲音。
這就是我和女兒離婚後的生活,平淡如水,卻也安穩。
前夫是紡織廠的車間主任,為人木訥,但心善。
我們結婚八年,他從未對我大聲說過話,也從未在廠里給我爭過一點便宜,日子過得中規中矩。
直到他父親查出肺病,家裡急需一大筆醫藥費,他瞞着我借了高利貸,不想卻越欠越多。
最後,他提出離婚,說是不想連累我和孩子。
我至今記得他簽字那天的樣子,一夜白了半頭髮,眼睛布滿血絲。
"麗華,對不起,我沒用。"他低着頭,聲音嘶啞如秋風中的落葉。
後來,他調去了外地的一個小廠,每月按時寄來小雨的撫養費,從未間斷。
日子雖然清苦,但我和女兒小雨,一個工作,一個讀書,也算安穩。
在那個"萬元戶"還是新聞的年代,我們這樣的小家庭,並不起眼,可日子雖苦,卻也有着屬於我們的幸福。
直到三年前,經紡織廠退休老會計王阿姨介紹,我認識了劉建國。
那年春天,廠里組織職工去郊區植樹,正趕上下大雨,我忘了帶傘,一個烏黑的雨傘從身後撐起。
"王阿姨讓我來接您,我是建築公司的劉建國。"轉頭見是個三十多歲的男人,穿着深藍西裝,打着紅領帶,風度翩翩。
他比我小三歲,在市建築公司當工程師,戴着金邊眼鏡,說話文縐縐的,一看就是個知識分子。
第一次見面,他就帶了本書,是莫泊桑的《項鏈》。
"你看,你的玉墜像極了書里描述的那樣美。"他指着我脖子上戴的那塊玉墜說。
那是我母親留給我的唯一遺物,陪伴我二十多年,陪我走過人生的每一步,見證我所有的苦樂悲歡。
我哪懂什麼莫泊桑,但聽他這麼一說,心中不由一暖。
在這個到處都是糙漢子的紡織廠,突然出現這樣一位談吐不凡的男子,就像舊電影里走出來的人物,讓人忍不住多看兩眼。
"你這人,凈說些不着邊際的話。"我嗔怪道,卻忍不住捏了捏那塊溫潤的玉墜。
劉建國時不時來接我下班,有時還帶着一小束野花,說是路邊採的。
廠區大院里的閑言碎語多了起來,大家都說我命好,年近四十還能找到這樣體面的男人。
戀愛半年後,我們領了證。
婚後,劉建國對小雨也很好,常幫她補習功課,還給她買了一個收音機,讓她聽英語廣播。
小雨漸漸接受了這個繼父,有時還撒嬌地喊他"劉爸爸"。
我以為,這就是我這輩子該有的幸福了。
可老話說得好,天上不會掉餡餅,掉下來的往往是陷阱。
婚後第三年,也就是今年初春,劉建國突然向我提出借錢的請求。
那天,他回家比平時晚了兩個小時,神色慌張,眼圈發紅。
"麗華,我媽身體不好,需要做手術,醫院要交一萬三的押金。"他低着頭,搓着手,連看都不敢看我。
"這麼多?"我心裏咯噔一下,這可不是一個小數目。
九十年代初的國營醫院,普通手術費用在幾百到一兩千之間,一萬三的押金實在是太多了。
"是啊,現在醫療費漲得厲害。"他嘆氣道,"我手頭緊,工資卡又在單位財務那兒扣着,這不是急事嘛。"
我不是不明事理的人,婆婆雖然一直住在老家安徽,但過年時我們也去看望過。
老人家住在縣城邊上的一間磚瓦房裡,確實有高血壓和糖尿病,需要定期吃藥。
房子四周是黃土小路,院子里種着幾棵柿子樹和石榴樹,雖然簡陋,但老人家收拾得乾乾淨淨。
每次去,婆婆都會拉着我的手,叮囑劉建國好好對我。
想到婆婆慈祥的面容,我心軟了。
於是第二天,我頂着春雨去銀行取了一萬三,交給了劉建國。
櫃檯小姐用驗鈔機一張張點着錢,我的心也跟着一顫一顫。
那是我和小雨多年省吃儉用攢下的血汗錢,原本打算給小雨上大學用的。
"放心,下個月發獎金就還你。"臨走時劉建國拍着胸脯保證,還特意在我額頭親了一下。
可一個月過去了,兩個月過去了,劉建國隻字不提還錢的事。
那段時間,他的行為有些反常——回家越來越晚,常常說單位加班;電話打到辦公室,總是不在;身上開始有了煙味和酒味,有時還夾雜着一種香水味,說是同事的。
五月的一個夜晚,窗外蟬鳴聲聲,我坐在昏黃的燈光下算着這個月的家用賬本。
九十年代初,物價開始上漲,工資卻漲得慢,每個月算賬都是個難題。
小雨高二了,學習緊,需要補課,又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我小心翼翼地問劉建國借錢的事,他臉色一變:"怎麼,你連這點錢都捨不得?我媽還在醫院躺着呢!"
我不好再說什麼,但心裏卻犯了嘀咕。
有天晚上,他喝得醉醺醺地回來,一進門就倒在沙發上呼呼大睡。
我幫他脫鞋時,口袋裡掉出一張紙片。
我悄悄拾起,是一張麻將館的小票,上面寫着:"今日輸贏 -3800元",日期正是我給他錢後的第三天。
我的心涼了半截。
這個時候,我才開始認真觀察劉建國的一舉一動。
我發現他的工作證上班年月日和他告訴我的不符,他說是1985年參加工作,證件上卻是1988年;他說媽媽在省城住院,可寄去的匯款回執上地址卻在縣城;他說單位年底要發雙薪,可我偷偷去打聽,根本沒這回事。
一個念頭在我心裏成形:劉建國在騙我。
有一天,我趁他洗澡,鼓起勇氣打開了他的皮夾。
裏面有一張照片,是他和一個濃妝艷抹的女人的合影,那女人穿着緊身花衣,塗著大紅唇膏,正對着鏡頭撒嬌似的做鬼臉。
照片背面寫着"永遠的小雨",落款是"你的春春",還畫了個桃心。
我幾乎窒息——他竟用我女兒的名字稱呼另一個女人!
這樣的背叛,比金錢欺騙更讓人心痛。
我把照片夾在《玉堂春》的第三十八頁,這是我們新婚時他送我的戲曲集,他曾說這是他最愛的一齣戲。
現在看來,他的"玉堂春"另有其人。
第二天早上,我裝作若無其事,給他煮了碗雞蛋面。
自從走進這段婚姻,我就學會了偽裝。
女人啊,總是習慣在傷口上縫縫補補,寧可欺騙自己也要維持表面的平靜。
這還不是最糟的。
六月末,劉建國又開口了:"麗華,單位有個小工程,需要投標保證金,領導看中我了,想讓我做項目經理。但要交十二萬的押金,過後肯定雙倍返還。"
"十二萬?"我嚇了一跳,那可是天文數字,"我哪有這麼多錢?"
"你不是有存款嗎?廠里不是發了拆遷補貼?再說你前夫不是每月都給撫養費?"他的眼神閃爍不定,像是在探尋什麼。
說起拆遷補貼,那是因為廠區要擴建,我那間小屋在拆遷範圍內,廠里給了五萬元補償,其餘的是我們母女多年來積攢的血汗錢。
"那是小雨的學費和生活費啊。"我心疼地說。
"怎麼,你不信任我?我什麼時候騙過你?這可是我升職的好機會!你就這麼不支持我的事業?"他一連串的質問,聲音提高了八度,眼中閃過一絲我從未見過的兇狠。
晚上,小雨寫完作業回房間睡了,劉建國又開始軟磨硬泡。
他說做成這個項目,就能評上副總工程師,工資能翻一番;他說單位領導很賞識他,這次投標十拿九穩;他說項目完工後,除了還我錢,還會給小雨買一台電腦。
九十年代初,電腦還是稀罕物,廠里只有一台286電腦,平時鎖在專門機房,連摸都不讓摸。
"小雨不是想學電腦嗎?這不正好?"他循循善誘。
看着他殷切的目光,我心裏天人交戰。
"你不是怕我亂花錢嗎?咱們約好,你陪我去,錢直接交到項目部。"他又補充道。
最終,我妥協了。
一方面是不想撕破臉,另一方面,確實希望他能事業有成,家裡條件能好起來。
第二天一早,我從存摺上取了十二萬,那是我和小雨多年來的全部積蓄,包括前夫按約定每月給的撫養費。
把錢給他前,我特地去銀行複印了存摺記錄,讓他寫下了借條。
"老婆,你還真是不相信我。"他接過借條時嘲諷地說,尾音上揚,帶着幾分輕蔑。
但我已經打定主意:不管他是不是騙我,總要留個證據。
錢交給他後,劉建國開始整日不着家。
說是項目緊張,要在工地蹲着,半夜回來也是一身酒氣,有時襯衫領子上還有口紅印,說是同事聚餐,女同事喝多了蹭上的。
我假裝相信,心裏卻開始盤算退路。
一天下午,廠里開完生產例會,我回到宿舍,電話鈴聲突兀地響起。
"喂,請問是劉工的愛人嗎?"聽筒那端傳來一個甜膩的女聲,像是抹了蜜的刀子,甜中帶着寒光。
"我是,你是哪位?"我努力讓自己的聲音平靜。
"哦,我是江景花園的售樓員。劉工說您過幾天要去看房子,所以讓我先聯繫您,看您什麼時候有空過來。"
我一頭霧水:"什麼房子?"
"就是劉工新買的那套,在江景花園的。首付都交了,就等您去看看滿不滿意,滿意的話咱們就簽正式合同了。"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手指不由得抓緊了話筒的塑料外殼。
"江景花園在哪兒?"我強壓怒火,繼續套話。
"就在市中心啊,靠近江邊的新小區,環境可好了,樓下就是商場,小區里還有游泳池呢!"女人的聲音里透着幾分得意,彷彿在炫耀什麼。
九十年代初,龍城的房價開始上漲,江邊的樓盤更是寸土寸金。
什麼項目投標,什麼雙倍返還,全是騙局!
我強忍着怒火,繼續問道:"這房子登記在誰名下?"
"劉工和您啊,他說是送給您的結婚三周年禮物,想給您一個驚喜呢。"女人的聲音甜得發膩。
"哦,是這樣啊。"我冷靜地說,"麻煩你把房子的具體地址和合同複印件發到我單位好嗎?我想提前看看。"
"您單位是?"
"紡織廠財務科,張麗華收。"
對方爽快地答應了。
掛了電話,我的手指還在顫抖,一種被愚弄的感覺湧上心頭。
兩小時後,廠里的傳達室老李把一個大信封送到了我辦公室。
我迫不及待地拆開,裏面是一份《商品房買賣合同》的複印件。
江景花園,120平米,三室兩廳,首付十二萬,總價二十六萬。
我的眼睛牢牢盯住了合同上的購買人一欄:劉建國、廖春春。
一陣天旋地轉襲來,我扶住桌子才沒有跌倒。
那一刻,所有的疑雲都撥開了——"春春"就是照片上的那個女人,而我給的十二萬,成了他們的婚房首付。
我立刻撥通售樓部電話,對方告訴我,劉建國定期來看房進度,每次都帶着那位廖小姐,兩人親密得很,大家都以為是新婚夫妻。
"您是劉先生的......"電話那頭的聲音充滿疑惑。
"我是他妻子。"我冷冷地說完,掛斷了電話。
我驅車前往江景花園,遠遠地就看見劉建國摟着一個身材婀娜的年輕女子走進售樓處。
女子穿着粉色套裙,頭髮燙得卷卷的,完全是照片中的模樣。
他們有說有笑,親密得像真正的伴侶。
我躲在車裡,看着這一幕,心如刀絞。
不是因為愛情,而是因為被欺騙的憤怒和對未來的恐懼。
十三萬啊,我和女兒多少年的心血,就這樣被他騙走了!
我在車裡哭了整整一個下午,直到天色漸暗。
回到家,我調整好情緒,開始整理證據:銀行轉賬記錄、借條、房產證複印件、那張照片,還有我偷偷錄下的售樓員電話錄音。
晚上,小雨放學回來,看我眼睛紅腫,關切地問:"媽,你怎麼了?"
我強顏歡笑:"沒事,就是工作累了,眼睛有點不舒服。"
小雨像個小大人似的安慰我:"媽,你太辛苦了,我明年就考大學,以後掙錢給你養老。"
聽着女兒稚嫩的承諾,我心裏更加堅定了討回公道的決心。
第二天,我請了假,去諮詢了律師。
律師說,有借條和轉賬記錄,再加上房產合同上有我的錢,勝訴幾率很大。
但他也提醒我,現在的法律對於婚內財產糾紛還不夠完善,需要做好長期打官司的準備。
我點點頭,心裏已有了主意。
晚上劉建國回來時,我已經冷靜下來。
我把那張存摺重重地拍在茶几上:"我要離婚。十三萬,你好大的胃口啊,劉建國。"
他先是一愣,隨後慌亂地說:"你聽我解釋,那房子是公司的項目房,領導讓我先過戶的..."
"夠了!"我打斷他,語氣出奇地平靜,"房產證上寫的是你和廖春春的名字,你還要狡辭嗎?"
他臉色大變:"你調查我?"
"十三萬不是小數目,我有權知道錢的去向。"我把證據一樣樣攤開在茶几上,"項目投標?醫療費?全是謊言!"
"你......你......"他一時語塞,額頭上冒出細密的汗珠。
"劉建國,我給你兩條路:要麼立刻還錢,要麼我們法庭上見。"我斬釘截鐵地說。
他沉默了半晌,突然跪了下來,抱住我的雙腿:"麗華,我錯了,我就是一時鬼迷心竅。那女人已經甩了,房子我馬上加上你的名字..."
對一個騙子,我早已失去了信任。
"不必了。"我冷冷地說,"你把錢還給我,我們就兩清了。"
"我...我現在沒有那麼多錢。"他支支吾吾。
"那房子賣了,還我錢。"我寸步不讓。
"不行!"他慌張地說,"那房子首付是借的高利貸,現在賣了也不夠還..."
我這才明白,他不但騙了我的錢,還陷入了高利貸的泥潭。
為了買房,他借了本地一個有名的高利貸主"胖五"的錢。
"胖五"在龍城是出了名的狠角色,借他的錢不還,後果不堪設想。
我只覺得一陣天旋地轉,癱坐在沙發上。
小雨正好放學回來,看到這一幕,嚇得書包掉在地上:"媽,發生什麼事了?"
劉建國立刻換上一副笑臉:"沒事沒事,我和你媽媽開玩笑呢。"
我強撐着對女兒笑了笑:"沒事,媽媽和你劉叔叔有點小矛盾,你先去寫作業吧。"
等小雨回房間,劉建國一把抓住我的手:"麗華,求你再信我一次,我一定把錢還給你。"
我掙脫他的手:"你已經沒有資格讓我相信你了。"
那晚,我輾轉難眠。
窗外蛙聲一片,夏夜的風吹動紗簾,恍如夢境。
我想起了三年來的點點滴滴,從初見時的心動,到如今的心碎,恍若隔世。
小雨悄悄來到我房間:"媽,你和劉叔叔怎麼了?"
我不想讓女兒擔心,只說是些家庭瑣事。
但小雨卻說:"媽,其實我早就發現劉叔叔不對勁了。上個月我放學早,看見他和一個年輕女人在學校附近的咖啡廳,那女人穿得很花哨,臉上塗了厚厚的粉,跟電視里外國女人似的。"
原來,女兒比我更早看清了這個男人的真面目。
"媽,我們不需要他。"小雨堅定地說,眼神中透着超越年齡的成熟,"我們以前不是也過得挺好的嗎?"
我摟住女兒,淚水再也抑制不住。
是啊,我們本來就能過得很好,為什麼要把希望寄托在一個不值得信任的男人身上?
第二天,劉建國提出要用房子抵債,但需要我出面去銀行辦理過戶手續。
"這麼多謊言,我憑什麼再相信你?"
"你不信我,總該信房產中介吧?我們一起去找中介,讓他證明房子是真的!"他急了,額頭上的青筋暴起。
我同意了。
在中介處,我才知道劉建國借高利貸買房的真相。
房子首付確實是我的錢,但他還背着我借了七萬高利貸。
中介說,房子現在市值十八萬,扣除欠款和違約金後,大約能剩十一萬。
"十一萬就十一萬。"我說,"我只要回錢,不想再和你有任何瓜葛。"
辦理過戶手續時,劉建國欲言又止,最後嘆了口氣:"麗華,我不是有意騙你,只是..."
"只是什麼?"
"我本想借錢做生意,賺大錢給你和小雨好日子過。可我投資失敗了,又碰上春春,她說可以幫我搞定項目,結果..."他聲音哽咽,"我對不起你們。"
我不為所動:"劉建國,婚姻不是賭場,我要的不是大富大貴,而是誠信和責任。你連這最基本的品質都沒有,我們沒什麼好說的了。"
房子很快賣掉了,我拿回了十一萬。
離婚手續也很快辦完,劉建國沒有爭取任何財產,只在離婚協議上寫了一句:"餘生定當償還所欠,無論如何。"
簽字那天,他憔悴了許多,眼袋下垂,下巴上冒出了胡茬,整個人彷彿一下子老了十歲。
"麗華,對不起。"他說,聲音里滿是疲憊。
我沒有回答,靜靜地在離婚證上籤下了自己的名字。
走出民政局大門時,外面下起了小雨,我撐開雨傘,沒有回頭。
雨點打在傘面上,發出"啪啪"的聲響,像是在為這段錯誤的婚姻畫上句號。
我帶着小雨回到了原來的小屋。
廠區的梧桐樹又黃了一季,落葉鋪滿了小道。
廠里的廣播站里,播音員正用沙啞的嗓音念着下個月的生產指標。
一切彷彿回到了三年前,又好像什麼都變了。
夜裡,我和女兒坐在窗前,看着夕陽西下。
窗外,廠區廣場上的老人們擺開了象棋攤子,孩子們追逐打鬧,歡聲笑語在暮色中回蕩。
"媽,你還會相信愛情嗎?"小雨突然問。
我沉思片刻:"相信,但不盲從。愛情需要經營,婚姻需要責任。沒有誠信作基礎,再美的愛情也會坍塌。"
小雨點點頭:"劉叔叔教會了我一件事。"
"什麼事?"
"人的價值不在於外表的光鮮,而在於內心的誠實和堅韌。"
我撫摸着女兒的頭髮,突然發現她已經長大了,懂事了,不知不覺中已經到了我的肩膀。
她的眼神中有我年輕時不曾有過的堅定和清醒。
這場婚姻雖然失敗,但讓我和女兒都成長了。
1993年的春天,我收到一個快遞包裹,是從安徽寄來的。
打開一看,裏面是兩萬元現金和一張紙條:"第一次還款,劉建國。"
紙條背面還寫着:"麗華,離開你後,我回了老家,照顧母親,也反省自己。這錢是我做小生意掙的,雖然不多,但會一直還下去,直到還清為止。"
我把錢存進了銀行,作為小雨的大學基金。
小雨順利考入了省城的重點大學,學的是金融專業。
她說要學會保護自己和母親的財產,再也不讓人欺騙。
每年春天,我都會收到劉建國寄來的錢,金額從未間斷。
直到第五年,我收到最後一筆還款和一封信:
"麗華:債已還清。這些年我想明白了,人這一生,最珍貴的不是金錢,而是誠信二字。我不求你原諒,只希望你和小雨過得好。我已經回老家照顧母親,這輩子不再來打擾你們。祝你們幸福。劉建國。"
看完信,我沒有哭,也沒有恨。
時間帶走了怨恨,留下的是對生活的深刻理解。
我把信收好,繼續埋頭於賬本。
窗外,廠區的梧桐樹又開始抽出新芽,生活也在繼續。
1998年,工廠效益下滑,開始裁員,我從紡織廠調到了商業局,工資高了些,還評上了先進工作者。
小雨大學畢業後,留在了省城一家銀行工作,每月寄錢回來。
四十五歲那年,我認識了一位退休教師王大伯。
他是個質樸謙和的老人,每天晨練後給社區小花園澆水。
他不會甜言蜜語,卻懂得用行動表達關心。
一次我發燒,他端來一碗熬了三個小時的小米粥,那天窗外下着大雨,他的褲腳全濕了,卻笑着說:"下雨天最適合喝熱粥了。"
小雨回來看望我時,看到王大伯在廚房忙碌的身影,悄悄對我說:"媽,他是個好人。"
我笑了笑沒說話,但心裏早已有了答案。
人到中年,不再奢求轟轟烈烈,只願在平淡中有人相伴,在風雨中有人同行。
又是一年春天,我和王大伯在社區公園裡散步。
清晨的陽光灑在草地上,遠處的桃樹開出粉紅的花,社區廣播里播放着《春天的故事》,一切都是新的開始。
"劉師傅,我有話想對你說..."他突然說。
"叫我麗華就好。"我微笑着糾正他。即使認識三年,他還是習慣尊稱我為"劉師傅"。
"麗華,我想和你一起搭夥過日子,不求轟轟烈烈,只願相互扶持,白頭偕老。"他紅着臉說,手裡緊握着一個小絨盒。
我望着他誠懇的眼睛,看到的不是浮華的承諾,而是樸實的真心。
在這個歷經滄桑的春天,我終於明白:婚姻不是一場豪賭,而是一次深思熟慮的選擇;愛情不是盲目的迷戀,而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和誠信基礎上的深厚感情。
"好啊。"我輕聲回答,手指不自覺地摩挲着那枚普通的玉墜。
風輕輕地吹過,樹葉沙沙作響,彷彿在為這遲來的幸福鼓掌。
人生如同一幅拼圖,每段經歷都是不可或缺的碎片。
那些傷痛和欺騙,那些跌倒和爬起,都讓我看清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在這個普通的春日裏,我終於拼出了屬於自己的幸福圖景。
窗外,市場上的小販吆喝聲此起彼伏,街角的錄像廳正在放映《霸王別姬》,一切都那麼生機勃勃。
我想起了《玉堂春》里的那句唱詞:"柳暗花明春又來,人間自有真情在。"
是啊,風雨過後,總會有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