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廣州大學發佈校園管理公告，宣布對公眾開放，個人和團體均可掃碼入校，開放時間為學校工作日上班時段。
該消息給人的第一反應是苦笑，甚至有一點悲哀。原因有二：其一，對於疫情後高校開放這一話題，其實教育部、部分省市的教育廳或教育局此前都已表達了開放或盡量開放的立場，但各高校似乎並不領情，觀望，觀望，再觀望。特別是，部分高校對外宣稱開放校園，但只是小範圍開放，比如把開放的對象限定於校友及家屬。
其二，廣州大學第一個對外開放了，作為身處其中的人，很多老師的第一反應是「吾校榮光」，問題是這真的值得自豪與驕傲嗎？回想四年前，哪所學校不是對社會公眾開放？
事實上，我們只是回歸了常態，回歸到高校正常的或應有的樣子而已。這不由使人想起「母雞下蛋了，我們得狠狠誇它一番」，本是做了一件分內事，現在卻被眾人唱讚歌，不可謂不尷尬。
其他高校對上面的文件精神視而不見，或選擇性執行，打折扣地執行，為何？無非就是不想增加管理成本，不想因為公眾湧入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煩，降低學校師生對學校資源使用的舒適度。因為不想惹麻煩，就簡單粗暴地一關了之，說白了就是迴避與逃避，就是沿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種消極思維的懶政做法。
大學應當具有何種功能？除了教育學生、培養人才外，恐怕還需在服務地方、聯結社區、彰顯城市精神與底蘊、增加城市文化厚度與質感等方面有所作為。
換言之，大學應當被當作一種准公共產品來理解，在增進、彰顯城市或區域公共價值方面，大學有着無可替代的作用。從學校歸屬看，大學不應只是大學領導的大學，不應只是在校師生的大學，還是所在社區及所在城市的大學，和普通民眾的大學。
眾所周知，務實、開放、包容、創新一直是廣州精神的重要內核，作為廣州這座城市文化高地的大學，對於開放校園這一問題還在「猶抱琵琶半遮面」，讓人匪夷所思。
據了解，早在上世紀50年代，中山大學的社會學系、教育學系、農學系和地理學系等相關人文與自然科學的師生就把附近的康樂村（城中村）等社區作為夜校和相關教學與研究基地，通過專業知識的植入、相關活動的舉辦和先進意識的傳播，豐富了社區居民的業餘文化娛樂生活，搞活了社區居民的社區氛圍，增進了社區認同感和凝聚力。
2008年筆者入職廣州大學的時候，每天從早到晚，都看到學校（桂花崗校區）里的報刊亭人頭攢動，熙熙攘攘，他們都是來自學校附近甚至從其他地方專程趕來閱讀報刊的鄰居與街坊。
很顯然，學校報刊資源很好地滿足了周邊群眾的閱讀需求，報刊亭成為聯結學校與社區及城市的重要紐帶。年長的同事告訴我，報刊亭自設立之日起，就一直熱鬧歡騰，迄今已有二十餘年。
不難看出，兩者的共同點是開放校園，成功塑造了校園與社區的良好互動關係。時過境遷，我們沒有理由割裂和疏離學校與社區及城市的關係，更沒有必要沿襲疫情時期的思維與方式管理當下的校園。
當然了，開放後對學校管理等方面造成的壓力與衝擊也是必須考慮的因素，但不能據此就貿然關閉大學校門，相關管理方法與措施可以做得更細一些。
文｜姚華松 廣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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