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論壇】明清兩代《榮昌縣誌》纂修考 ‖滕新才 張財霖

 滕新才 張財霖

榮昌縣誌的編纂，肇始於明代。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四川布政使司行政建制趨於完備，歷任長官積極修纂省志，先後問世了明正德十三年（1518）《四川志》、明嘉靖二十年（1541）《四川總志》、明萬曆九年（1581）《四川總志》、明萬曆四十七年（1619）《四川總志》，極大促進了各府州縣的修志熱情。但明末清初數十年戰亂後，多數散佚，目前僅存明嘉靖《雲陽縣誌》、明嘉靖《青神縣誌》、明嘉靖《洪雅縣誌》、明隆慶《銅梁縣誌》、明萬曆《重修營山縣誌》5部。榮昌縣誌究竟修撰於明代具體什麼時間，現已無法詳考，筆者推測當在明嘉靖時期（1522—1566）。明嘉靖《四川總志》敘山川形勝，引《榮昌志》曰：「山環繞而蜿蜒，地寬廣而爽塏。」敘風俗禮儀，又引《榮昌志》云：「習俗淳厚，男耕女織。」說明至少在明嘉靖二十年（1541）《四川總志》成書以前，已有相當成熟的《榮昌縣誌》，與上述明嘉靖《雲陽縣誌》等應屬於同一批次，是四川省最早啟動並成書的方誌之一。

清同治《榮昌縣誌》敘正德時高僧妙福事迹，有「明萬曆丁丑重修縣誌，核其事實，書曰『高僧』」之句，引用「舊志」文獻多達471字。明萬曆丁丑為萬曆五年（1577），已是「重修縣誌」，則邑乘之初創，當在此前數十年，光陰荏苒，人事變遷，需重新補輯，方稱其實。限於資料奇缺，丁丑志已不得其詳，但3年後卻實實在在問世了縣學訓導曠昂霄纂修的《榮昌縣誌》：「曠昂霄《榮昌縣誌》，萬曆庚辰修，訓導。」萬曆庚辰即明萬曆八年（1580），或即丁丑重修的成果，曠昂霄主其筆。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邑人喻思恂在中進士之前，曾讀書城南的北宋古剎壁雲寺（後更名碧雲寺），歷久坯壞，有感於僧廣文「修理培補之功」，特撰《壁雲寺記》，文中「原剎相傳為元豐間西江耆臘名曩劫者入蜀所建，傾複不常，見《縣誌》」數語，透露明朝後期士人嘗得見此書，可隨意徵引。

成書於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的《重慶府志》敘榮昌形勝，引舊志云：「曬袍山北炫其奇，飛鳳巒東拔其萃。錦屏交岫於西，玉盤雄峙於南。環溪左旋而西泝，小河九畔而南繞。」「山皆平伏而清奇，水多曲纏而秀麗，襟山帶溪，形勝比他邑稱最。」敘榮昌風俗，又引縣誌云：「士質而靜，以詩書為業；民儉且淳，以廉恥為尚。男深耕足歲，女勤績杼織。」「冠帶縉紳，退老居鄉，以入儀門為恥，無郊外逸游酣飲之狎。」「士崇敬先師，彬彬禮義。」凡此種種，均表明明代《榮昌縣誌》頗有條理，門目齊具，行文簡雅，惜已不存，僅於省志、府志中聊窺蛛絲馬跡。

清朝是古代修志的鼎盛時期，從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至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先後撰成康熙《大清一統志》、乾隆《大清一統志》、嘉慶《重修一統志》3部全國地理總志。每次纂修前都詔令各省編纂通志，限期完成。清康熙十一年（1672）七月，保和殿大學士衛周祚上疏，稱「各省通志宜修，如天下山川、形勢、戶口、丁徭、地畝、錢糧、風俗、人物、疆域、險要，宜彙集成帙，名曰『通志』，誠一代之文獻也」，清聖祖敕令「直省各督撫聘集夙儒名賢，接古續今，纂輯成書，總發翰林院，匯為《大清一統志》」。清代修志是一種嚴肅的政府行為，仿歷史上宰相監修國史的慣例，「通志皆以總督、巡撫董其事」，省會知府、耆紳鴻儒執其筆，書成付梓，組織管理者題名曰「修」，具體寫作者署名曰「纂」。清世宗有一個明確的指導思想，「朕惟志書與史傳相表裡，其登載一代名宦人物，較之山川風土，尤為緊要」，故於清雍正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728年12月28日）發佈上諭，「著各省督撫，將本省通志重加修輯，務期考據詳明，摭採精當，既無闕略，亦無冒濫，以成完美之書」，「方足以勵俗維風，信今傳後」。各省接受任務後，如法炮製，將編寫工作下達府、州、縣，由知府、知州、知縣領銜，地方名彥握管，黽勉同心，共襄其成。《榮昌縣誌》就是在此背景下蹣跚起步的。

清康熙二十年（1681），清朝平定以平西親王吳三桂為首的「三藩之亂」，除海上鄭成功、鄭經抗清勢力外，大陸局勢算是穩定下來，經濟逐漸復蘇。與明朝相比，無論國家疆域、民族成分、行政區劃，還是職官、戶口、土地、物產、賦稅，都有了很大變化，於是醞釀編纂《大清一統志》，諭令天下普遍修志。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八月，直隸天津衛（今天津市）監生史彰出任榮昌知縣，兼攝大足縣事，曲體上峰意圖，着手創修兩邑縣誌。當時條件非常艱難，榮昌雖號稱劇邑，城市喧囂，然自明末戰亂以來，人煙斷絕30餘載，清康熙六年（1667）才正式設署開治。又因路沖差繁、人口稀少、土地荒蕪，不到十年再成榛莽。史彰履任時，縣城東門外仍是竹樹蓊蔽，行人手分枝幹、腳踏泥淖佝僂而過，南門一里許即積水成渠，城內僅破屋六七間，縣衙上漏下淤，萿麻環生如林。夜幕低垂，更夫即擊柝以驚走虎鹿，梆子聲徹夜不息。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史彰又兼攝永川、壁山（今重慶市璧山區）二縣事，欽遵諭旨，購求民間藏書以修縣誌。召集吏民諮詢，答曰：「兵燹之餘，即衣物亦鮮存矣，誰復藏典籍？」又召耆老叩問名人勝跡，豈料這些人「年幼即逃避遠地，都不復記憶」。四縣「皆接壤荒區，人與書茫無可據」，而重慶府的公函頻頻催促纂修進度，「不容少緩其時」。史彰太難了！「網羅舊籍，概消滅於剩水殘山；參考遺文，悉沈淪於金戈鐵馬。即有一二父老追述舊聞，及細叩其詳，終屬虛而鮮據」，他真的面臨山窮水盡的困境。與史彰同事9年的邛州（今四川省邛崍市）儒學訓導喻豐年，深知其中的艱難苦楚，感慨說：「嗟乎！為志於蜀難矣，為志於昌元不更難哉？」所幸史彰「以簪組名家，學富二酉」，既有一顆熱愛公益的忳摯之心，也不乏盡忠職守的奉獻精神，撫治四邑，日理萬機，公務之暇，猶探奇尋古，窮極遐幽，「遇斷石殘碑，留題不倦；逢茂林嘉樹，入浦忘歸。耳目所經，悉成掌故」。又布置人手，多方採集資料，令縣學諸生遍查學宮題名碑錄，全縣寺廟遺存的各種碑碣，不論完整還是殘缺，只要有文字可以辨識，即就近著錄進呈。前朝歷任職官及其政績，懇請父老鄉親仔細回憶，按年記錄，投置竹笥中，史彰政務之餘親自檢視，詳加甄別，以備參考。經多方努力，數易其稿，「時近兩月始成書」。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史彰差旅途中，將榮昌、大足兩縣誌「刪訂成集」，為避免日後散失，「泯滅無聞」，不顧囊中羞澀，「措資鏤版，以為久遠計」。

這是清代歷史上第一部《榮昌縣誌》，「凡夫山川之壯麗，風俗之醇漓，土物之靈奇，生齒之多寡，至於歷朝慷慨文章之士，疇其節義嶙峋，疇其功業炳耀，疇其白鳳口吐，疇其丹篆夢吞。若乃屹屹琳宮，仙客游於何地；巍巍梵宇，聖僧來自何年，名媛烈女之堪傳，逸民隱士之當錄，出其聞見，輯為一書，燦若列眉，了如指掌，筆削所至，游夏何容贊一辭哉」！⑥由是觀之，書中山川志、風俗志、物產志、戶口志、人物誌、選舉志、寺觀志、仙釋志、列女志、隱逸志等篇目已具，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創始之功，厥乎偉哉！誠如喻豐年感慨：「噫！此書廢缺者數十年而成於一日，成於一人，所謂松竹無言，藉清音而結響；雲林寡色，資彩筆以揚輝。」史彰自己卻很低調，不事張揚，惟願此書與他捐俸倡修的文廟大成殿、譙樓及招徠流民數、增報田糧冊共垂不朽，「則斯縣之規制猶存，餘六年之職守庶無遺誚矣」。他也深知縣誌草創，篇帙闕略，體例不全、內容不周之處甚多，「若夫昌明風化以復舊觀，博採遺文以合舊志」，則期待後任榮昌賢令踵事增華，發揚光大。很遺憾清康熙《榮昌縣誌》至今未見傳本，後世各種志書均無著錄。

清乾隆五年（1740），常州武進（今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附監生許元基蒞任榮昌知縣，熱心地方事務，建樹良多。清乾隆六年（1741）修葺文廟，清乾隆九年（1744）倡捐重修文昌宮、城隍廟、關帝廟，清乾隆十年（1745）補修縣衙二堂、三堂，改建奎閣於文昌宮後，清乾隆十一年（1746）捐建玉屏書院。清乾隆十年（1745）五月，奉四川巡撫紀山公文：「川省自明末兵燹之後，州縣誌書，每多殘缺。幸值聖朝深仁厚澤，休養涵濡，久享昇平之福，載籍悉皆明備，若不乘時纂輯，殊非整頓地方之道。果能旁搜博採，自可件系條分，積累既多，裒然成集，非守土者之責歟？」許元基聞命，歡欣鼓舞，躍躍欲試。此前剛上任，即留心訪問遺迹，搜尋殘碑斷碣，已稍補前所未備。在史彰已成縣誌的基礎上，發篋中積儲的資料，公務之餘，加意編纂，又跋山涉水，廣詢博訪，「事必稽其真，數必核其確」，凡稍有疑似者，寧缺毋濫，「期月而始克成焉」，於清乾隆十一年（1746）付梓刊行。

本書是現存最早的《榮昌縣誌》，凡4卷、首1卷，分為10門，細目如下：卷首《序志》《圖考》，卷1《星野》《建置沿革》《疆域》《形勢》《城池》《公署》《倉廩》《田賦》《戶口》《鹽政》《驛站》《鋪遞》《壇廟》《寺觀》《古迹》《山川》《關梁》《風俗》，卷2《職官》《選舉》，卷3《名宦》《人物》《忠義》《孝友》《節烈》《仙釋》，卷4《藝文》。全書近4萬字，內容「雖不甚詳核，而體段粗具」。清乾隆十一年（1746）初刻本已失傳；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增刻本，中國國家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四川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增刻本，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年（1797）增補重印本，復旦大學圖書館、瀘州市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傳抄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傳抄本，上海圖書館藏。日本藏有民國二十二年（1933）鈔本。

清同治二年（1863），漢軍鑲紅旗監生文康蒞任榮昌知縣。其時清朝板蕩政局有所緩和，特別是清同治三年（1864）鎮壓太平天國後，一度出現「同治中興」的氣象，「寰宇肅清，年穀順成，士中樂業，訟獄日稀」，為新一輪修志創造了安穩的社會環境。史彰創修、許元基續修的縣誌，自清乾隆十一年（1746）刻印以來，歷嘉慶、道光、咸豐三朝，已過去120年，「其間隨時酌更、因事制宜者，則無籍可稽，詢諸父老，已不能詳百之一二」，「忠孝節義、文物典章，又復湮沒不少」，若不及時踵繼前賢，重新輯撰，不僅未纂事迹終於闕略，無以信今傳後，資觀感而寓勸誡，即如史、許二令艱苦卓絕付出的努力，也將日漸散佚而不可復得，以後縱有良史之才，又何以濫觴？於是文康召集縣學教諭謝金元及邑中耆紳商議，謀為續修之舉，得到一致贊同。乃聘敘州榮縣（今四川省自貢市榮縣）進士、前翰林院庶吉士廖朝翼纂修，本縣副榜舉人敖京友協修，縣學教諭謝金元監修，並遴選各里紳士，分理採訪、謄錄、編輯、校勘、雕版、督印諸務。文康、謝金元公務之暇，必親自披閱裁定。又取《四川通志》《重慶府志》《大足縣誌》《隆昌縣誌》《富順縣誌》等書，逐一參鑒考訂，「將舊志雜者汰之，誤者正之，缺者補之，新者增之」，務期無遺無濫。從清同治三年（1864）九月中旬開局，至清同治四年（1865）四月下旬竣工，歷時7個多月，成書22卷，詳分44門附5門，約25萬字，「其詞約而賅，其義嚴而密，邑乘也，而幾於信史矣」。文康特撰《重修榮昌縣誌序》以示慎重，草書，清秀俊朗，筆力遒勁，翩若驚鴻，矯似游龍，行雲流水，一氣呵成，很有書法功底，成為同治《榮昌縣誌》的一大亮點。

清同治《榮昌縣誌》是榮昌歷史上第一部體例完備、內容詳實的地方志乘，較之乾隆志不啻是脫胎換骨的飛躍，破繭成蝶的新生，化腐朽為神奇，變璞石為美玉。惜版本流傳不廣，僅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中國科學院南京地理與湖泊研究所圖書館、台灣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有藏。另外，成都圖書館藏有卷1至卷2、卷15至卷19殘本。

15年後，清光緒六年（1880）冬，正值順天府大興縣（今北京市大興區）監生施學煌署榮昌知縣，奉四川總督丁寶楨公文，「飭新縣誌，以資採擇」，為纂修《四川通志》做準備。時施學煌即將離任，惴惴不安，以不遑克其事為憂，接受縣學教諭謝金元的建議，在同治《榮昌縣誌》的基礎上，「惟採錄幽佚，補苴掇拾，備掌故而已」。聘刑部江蘇司郎中敖冊賢擔綱，「而以筆削之責寄焉」，因「期迫景促」，經費不敷，明確交代僅「補廢彌闕而已」。中經滿洲正藍旗拔貢鳴謙光緒七年（1881）署任，至光緒十年（1884）濟南府長山縣（今山東省鄒平市長山鎮）監生袁傑署理榮昌知縣任上，將增修的《榮昌縣誌》付刻，仍分44門附5門，約28萬字，新增內容並不多，主要是職官後任、科舉延續、人物新出、藝文增輯者近3萬字。是書為清修《榮昌縣誌》通行本，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天津圖書館、吉林省圖書館、吉林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南京大學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四川省圖書館、四川大學圖書館等多家圖書館有藏。清光緒二十年（1894）又出再增刻本，補充清光緒十年（1884）以後事迹，僅上海圖書館、重慶圖書館、北碚圖書館珍藏。

         清光緒《榮昌縣誌》施學煌序（滕新才/供圖）

相對於同治重修志而言，光緒增修志體例上無所創新，不能出其規範，內容上略有補綴，稍事後續而已，故各書著錄皆題「文康原本」，或「廖朝翼原本」，充分肯定了清同治《榮昌縣誌》的集大成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