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首批18名博士之一於秀源。（南方周末記者翟星理/圖）
博士檔案
於秀源，1942年2月出生於山東省章丘區。
1959-1964年，就讀于山東大學數學系，1964年考取杭州大學研究生。
1964-1966年，杭州大學數學系研究生，師從陳建功先生，學習函數論。
1966-1968年，受「文革」影響學業中斷。
1969-1970年，在杭州人民中學任教。
1970-1978年，在杭州第四中學校辦工廠整流管廠工作。
1978年秋，考取山東大學數學系研究生，學習解析數論。
1980年5月，提前畢業，任教於山東大學數學系。
1981年，赴英國劍橋大學，進行超越數論的研究。
1983年5月，獲山東大學理學博士學位（基礎數學專業），留校任教。
1984年起，歷任山東大學數學系副主任、副教授。
1987年起任教授，在杭州師範學院工作，歷任杭州師範學院數學系主任、副院長、副院級巡視員。
1991年，獲國家教委、國務院學位辦公室授予的「做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榮譽稱號。2002-2008年，衢州職業技術學院（籌）院長，衢州職業技術學院院長。
2021年，退休。
「我從小就喜歡數學，講不出什麼理由，也許這就是命運吧。」談及選擇數學的緣由，原本講求邏輯的於秀源，選擇將命運當作這個問題的答案。
從10歲時一個人離家到濟南讀初中開始，杭州和濟南兩個城市記錄了於秀源七十餘年的全部人生。數學，則是持久不變的主題。
1964年，於秀源考取杭州大學的研究生。那一年，他帶着簡單的行李，第一次離開故土山東，來到杭州，在陳建功指導下學習函數逼近論，並開展學術研究。「文革」中斷了他的研究生學業。他先後在杭州市人民中學和杭州四中做過教師，先後做過校辦工廠（杭州整流管廠）工人、車間主任。在這動蕩紛亂的十年里，他從未放下過對數學的牽掛。
1977年，報紙刊發國家恢復研究生招生的消息。已經在杭州整流管廠工作8年的於秀源再次走進考場。
36歲再讀研究生，於秀源深知困難重重，他要比別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在導師潘承洞教授的指導和建議下， 他選定超越數論和密碼學研究。1980年5月，入學一年半後，他就通過了研究生畢業論文答辯，並提前畢業。1983年5月，於秀源作為新中國首批18名博士之一在人民大會堂接過博士學位證書，這也是山東省的第一頂新中國博士帽。
回憶這段歷程，他笑稱：「我讀了一年半研究生沒拿到研究生畢業證書，沒有做過博士研究生，卻成了博士。」
於秀源先後在山東大學、杭州師範學院擔任教職。在進行數論和密碼學研究的同時，他還開展數學教育的研究，培養了多名數學教育專業碩士，他用另一種方式延續着對數學的熱愛。
在於秀源看來，數學是一門吃「青春飯」的學科，需要天賦與靈感。耄耋之年的於秀源說，他現在已經很少再做數學理論研究。但在他杭州的家中，潘承洞所著的《哥德巴赫猜想》還是被擺在書柜上最醒目的位置。
「天生就是喜歡數學」
南方周末：從本科到博士，雖然有細分領域上的變動，但你一直以數學作為自己的研究方向，你是如何對數學產生興趣的？
於秀源：我從小就對數學感興趣。我覺得人的「聰明」是天生的。我絕算不上聰明，但是，我好像天生就是喜歡數學，數學是我成績比較好的一門課，但是我做不來需要動手能力的工作。
這個問題我曾經也和一個研究生同學聊起過，他也是學數學的。我說你為什麼學數學呀，他說就是喜歡。我覺得他說得很對，我也是因為喜歡。
我是農村出生的孩子，家庭條件比較差。父母都是農民，但是他們很重視文化知識，經常教育我和姐姐說，一個人沒有文化不行，有文化、有知識，才有前途。
10歲高小畢業，我就一個人去濟南讀初中。讀高中的時候，幾乎每個星期天，我都是早上從食堂買幾個饅頭帶着當午飯，走差不多一個小時的路，去山東省圖書館，一待就是一整天。那裡有一套從日本翻譯過來的數學大辭典。三年高中讀下來，我也基本上讀完了代數學、幾何學、三角學這三本詞典。
南方周末：10歲的時候一個人去濟南學習？
於秀源：當時我們村以及鄰村有幾個人都在濟南上學，我們就一起租一間房，睡的是大通鋪。從初中開始，到後來讀高中，大學本科、研究生，再到後來參加工作，可以說，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十七八年都是在濟南度過的。
南方周末：高考的時候，山東大學數學系是你的第一選擇嗎？
於秀源：是的。我總共參加了兩次高考，1958年那次沒考上，接着就在黃台電廠建築工地做了一年臨時工。第二年考上了。當時，我曾經買了一本小冊子《微積分初步》自學。回頭來看，當時看微積分，我就算是真的入了學數學的門了。
南方周末：當時山大數學系的情況怎麼樣？
於秀源：山大數學系也是比較強的，有一批老師搞數學很厲害，李先正教授是數學界的老前輩，謝力同先生搞概率論，張學銘先生搞微分方程和控制論，莫葉先生搞複變函數，他是美國哈佛大學的博士。
南方周末：在當時本科畢業就可以分配工作的社會環境下，你為什麼會選擇繼續攻讀研究生？
於秀源：當時也沒想這麼多，就是想多學一點東西。那時有位老師對我說，你要當教授就必須考研究生。家裏面也沒給我什麼壓力，二話不說都支持我繼續讀研。
1963那年，研究生招生方式變成了自主報考，在此之前都是推薦加考試，但是我們那屆報考研究生的同學還是少數，我所在的年級中，包括我在內，只有4個人參加了研究生考試，3個被錄取。
兩次讀研
南方周末：能介紹一下你在杭州大學第一次讀研的經歷嗎？
於秀源：我是1964年到杭州大學讀研究生。1966年受「文革」影響，學業中斷，1968年被分配工作，相當於只讀了一年半的研究生。
當時的研究生都是很用功的。老師指導研究生不像今天這樣細緻，上課之外，基本上都靠我們自主學習，可以說是「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了。
陳建功先生指導研究生主要用兩個方法：一是每周給我們上一次論文報告課，給我們講解最近發表的論文，介紹文章的背景和相關研究的發展方向，特別是哪些問題還沒有解決，並且告訴我們哪些方向是可以進行探索的。
第二就是讀書彙報。陳先生要求我們去讀《函數逼近論》，這本書是我們研究方向的一本基礎理論書。1964年，陳先生招收了兩名研究生，我們兩個人就每個星期輪流做讀書報告，因為陳先生工作很忙，所以另外請一位謝庭藩老師參加我們的讀書報告，一個學期讀完一本書，這對我們後來的學習與研究影響很大。
南方周末：你剛才提到在杭州大學只讀了一年半的研究生，其後從1968年畢業到1978年考取山東大學研究生又隔了十年，能為我們介紹下期間的經歷嗎？
於秀源：受「文革」影響，我的學業就徹底中斷了。1968年，根據文件要求，所有在校大學生和研究生都要分配工作。當時，在分配前的體檢中，查出來我有結核病，處於吸收期，但不影響分配。於是，在我的要求下，我被分配到山東省。但是，去了兩次山東，都因為肺病複發，而被「退回」杭大。第二次回杭大後，杭大的分配小組建議我就暫時留在杭大養病，待病情完全穩定後，再做分配。研究生在當時還比較少，杭州還是很珍惜我們這些研究生的。1969年開始，我先是在杭州市人民中學教書，後面又到杭州第四中學的校辦工廠即杭州整流管廠工作。
南方周末：你為什麼會選擇二次報考研究生？
於秀源：1977年，我從報紙上了解到國家恢復研究生招生，當時就很糾結，因為我在整流管廠幹了那麼長時間，工作已經很穩定了，另外我已經成家，有兩個孩子，一個孩子剛剛出生，另一個孩子才兩歲，家庭的牽絆是比較重的。
後來我的父母和姐姐也知道了這個消息，他們都紛紛寫信，力勸我再次報考研究生。潘承洞先生也從山東給我來信，加上我本人還是喜歡數學，想繼續學習，就決定再次報考研究生。
南方周末：第二次讀研，你在山東大學僅花費一年半就取得了碩士學位，這是如何做到的呢？
於秀源：我當時已經有第一次讀研的基礎，所以比較順利就通過碩士論文答辯，取得了研究生學位，我的畢業證書上還特別標註了「提前畢業」。
事實上，我剛到山大讀研的時候，因為已經有近十年沒有系統接觸數學研究了，潘承洞先生對我還很不放心。我當時提出想寫一本書，列出了大致寫作提綱交給潘先生，潘先生看了之後，讓我自己寫下去，這才對我放下心來。這本叫《階的估計》，是我寫的第一本書，也是我比較喜歡的一本。
改革開放帶來數學科學的春天
南方周末：公開報道稱，你本可以成為新中國授予學位的首位博士畢業生，從1980年研究生提前畢業到1983年獲得博士學位，期間經歷了什麼？
於秀源：1980年，我國的學位條例還沒有公布，博士學位的授予沒有相關標準，所以就無從談起授予我博士學位。
直到學位制度出台，學校對這件事也比較重視，組織我在1983年3月完成博士論文答辯。當時參加我論文答辯的是鄧從豪院士（時任山東大學校長）、柯召院士、王元院士、莫葉教授，以及我的導師潘承洞院士。我的博士論文在研究生論文的基礎上增添了一些新的內容。期間的研究成果，大多數是已經發表的論文，所以答辯的過程總的來說是很順利的，最後獲得了答辯委員會的一致通過。
南方周末：你是新中國首批18名博士（這18名博士中理科博士佔了17個,其中「基礎數學」和「概率統計」兩個數學相關專業的博士有12人）之一，你如何看待這樣一種獨特性？這種頭銜對你後來的研究和生活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於秀源：這個頭銜的確讓我受到了一些特別的關注。當大家談到18名博士的時候，總能想起我，這好像是我們吃不完的本錢。但是對於我個人而言，這個頭銜的意義不大，我還是比較平常心的。事實上，這個頭銜不是賦予我們個人的，而是賦予整個中國學位制度發展史的。不管從什麼角度看，「十八博士」都是中國學位制度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說來也是怪事，我在杭州大學讀了研究生但是沒有拿到碩士學位，而我沒讀過博士研究生，卻拿到了博士學位，這可以說是時代給予的機遇了。
南方周末：2010年，在你的組織下，新中國首批18名博士在杭州師範大學完成了真正意義上的首次聚會，你為什麼想到組織這樣一場聚會？
於秀源：我這個人性格里就喜歡牽頭搞些事情。2002年我到衢州籌辦衢州職業技術學院的時候就有搞個聚會的想法，想組織當年的18名博士聚一聚，當時，聚會經費也有了着落，但受到非典疫情的影響，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2010年的時候我又想起來這個事情，杭師大領導非常支持這個想法，就着手去辦。當時，在聯繫17名博士時，比較棘手的是聯繫不上定居國外的徐功巧，我花了差不多一天半的時間，通過各種渠道包括在網上查找她的信息，希望與她聯繫，均無果。最後是找到了她與國內學者合作的一篇論文，通過這位合作者，才輾轉聯繫上她。
南方周末：改革開放對你的個人命運產生了什麼影響？
於秀源：沒有改革開放，就不會有首批18博士，我也不會有今天，可能就是在家務農，或者一直是整流管廠的一名工人。
改革開放對於數學研究也是意義很重大的，是數學科學的春天。我想，改革開放成為了整個國家以及很多個體發展道路上一個非常重要的錨點，是不論在任何時候都應當大書特書的一章。
數學存在的意義
南方周末：你之前一直從事解析數論、超越數論等理論數學的研究，為什麼後來轉向了密碼學？
於秀源：在山大讀研期間，一位老師推薦我閱讀一篇文章，標題就是「千年難破的密碼」，講的主要就是運用數論進行加密。在此之前，很多人，包括我，都一直以為數論是沒有應用的。這篇文章就為我拓展了這方面的思路。我同潘承洞先生交流後，他也很支持，於是就轉向了密碼學的研究。
南方周末：在你看來，數學的重要性在於什麼？
於秀源：數學是工具，它存在的意義就在於大家都使用它，在使用的過程中又產生新的需求，這就需要進一步發展數學理論以滿足這些需求。如果沒有外在的需要，數學的發展也會缺乏動力。
另外，數學構成了其他學科的重要基礎，當其他學科發展到一定的瓶頸期時，數學能及時為它們遞上一把梯子，幫助它們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對於個人來說，數學的最大的好處就是培養和鍛煉人的邏輯思維能力。
南方周末：你現在還關注數學研究嗎？
於秀源：年紀大了，我就不太做數學了，寫不出好文章了。以前有個說法，是說45歲以後就搞不動數學了，我覺得有道理。你看數學菲爾茲獎的獲得者都是很年輕的，和諾貝爾獎的情況就很不一樣。最近幾年，應出版社的建議，我把以前出版的幾本書做了修訂，重新出版。
搞數學除了動腦子就沒有別的事了，它不需要做實驗，一支筆一張紙就可以做數學研究。數學研究要出成果，很大程度上不依靠積累，而是一種靈感的迸發。年紀大了以後，思維速度跟不上，雖然在論文的布局和措辭上有進步和積累，但是在實際的研究成果上是很難有突破和創新的。
南方周末：在從事數學研究之外，你還長期投身數學教育的第一線，先後任教於山東大學、杭州師範學院等院校，曾獲浙江省優秀教師等榮譽稱號，你為什麼會選擇投身數學教育？
於秀源：在我博士畢業的那個時候，選擇是很少的，很自然地就留校當老師了。我本人也喜歡當老師，上初中的時候就在家鄉的夜校掃盲班上過課，教人識字。後來在杭州人民中學教書，也跟學生相處得不錯。老師的「產品」是學生。我覺得，我的學生寫出好論文，或者取得大大小小的成績，我就很高興。
南方周末：你關注近年來的高考數學題嗎？你覺得難度如何？
於秀源：說老實話，有些高考題你拿來叫我做，我也不見得馬上能做出來。大學高等數學裏的微積分、概率論、組合數學，等等知識都進入高考了，有些甚至進入小學了。
高考數學難度提升，有利於將選拔人才的標準向邏輯思維能力強的方向傾斜，以配合當下科學技術發展的需要，但問題是現在有些傾斜已經過度了，這是沒有必要的。
南方周末：有什麼想對當代大學生分享的？
於秀源：我個人有8個字的座右銘：正直做人，勤奮做事。在學生畢業的時候，我給他們題詞，一般都是這兩句話。為人正直是基本要求，一個人不能做到正直，那做事情也談不上會有什麼成就。算不上寄語，和大家共勉吧。
南方周末記者 翟星理 南方周末實習生 楊昕
責編 錢昊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