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法顯帶你去旅行01

譯文：法顯以前在長安時，感嘆律藏殘缺不全，於是在公元三九九年，與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前往天竺尋求戒律。

佛國記①

原文：法顯昔在長安②，慨律藏③殘缺，於是遂以弘始元年④歲在己亥，與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同契⑤，至天竺⑥尋求戒律⑦。

①佛國記：傳世諸本及佛典、史籍著錄有幾種異稱，如《高僧法顯傳》、《佛游天竺記》、《歷游天竺記傳》等。「佛國記」一名初見於《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地理部〉著錄。法顯署名或作「沙門釋」、「東晉沙門」、「宋釋」、「道人」等，《隋書•經籍志》作〈沙門釋法顯傳〉。

②長安：中國古都之一。西漢、新（王莽）、東漢（獻帝初）、西晉（愍帝）、前趙、前秦、後秦都曾定都於此。法顯由長安啟程之時，正在後秦（公元三八四——四一六年）姚興統治時期（公元三九四——四一六年）。此後之西魏、北周、隋、唐也都以長安為都，長安還是東漢、三國魏、五代唐諸朝代的陪都。長安不僅是政治、經濟中心，而且還是佛教經典的翻譯、傳播中心。地在今陝西省省府西安市西北。

③律藏：梵文Vinayapitaka毘奈耶藏的意譯。「藏」（Pitaka)的原意是指盛放物品的竹篋，佛教借指所有佛典。佛教典籍總稱三藏（Tri-pitaka)，即經藏、律藏、論藏（Abhidharma-pitaka)。律藏指有關戒律方面的典籍。

④弘始元年：今傳世各本均作「弘始二年」。章巽先生說：「弘始為後秦姚興年號，其元年當東晉隆安三年，二年當隆安四年。據《出三藏記集》卷十五、《高僧傳》卷三、《歷代三寶紀》卷七、《大唐內典錄》卷三、《古今譯經圖記》卷二、《開元釋教錄》卷三等，皆謂法顯以東晉隆安三年自長安西行，隆安三年當公元三九九年，正為己亥歲，故此處『弘始二年』當為『弘始元年』之誤，今改正。」此從章校。又《高僧傳》卷十一〈慧嵬傳〉亦作隆安三年。

⑤同契：「契」意為投合，此「同契」意為志趣投合。《藝文類聚》卷二十六曹植〈玄暢賦〉：「上同契於稷、卨，降合穎於伊、望。」

⑥天竺：我國古代對印度半島的稱呼。天竺一名最初見於《後漢書•西域傳》，《漢書•西域傳》作「天篤」，篤、竺音同。此前，《史記·大宛列傳》、《史記·西南夷列傳》稱印度半島為「身毒」。天竺、賢豆、印度諸名均為後起。據認為，身毒是從大月氏人得知的印度名稱，天竺、賢豆是由安息、康居僧人傳入的印度名稱，二名均為伊朗語Hindu或Hinduka的譯音。而印度則來源於龜茲語lndak(a)以上名稱均起源於梵文Sindhu一詞，此字本義為河流，後又專指今印度河。公元前六世紀，操伊朗語的波斯人從西北方侵入印度，首遇此大河，便以該河名Sindhu命名其所在此，後又進而成為次大陸以外的民族對整個印度次大陸的稱呼。因為梵文與古伊朗語同屬於印歐語系同一分支，在其讀音中存在。s-h相替的現象，而且由於古伊朗語中沒有dh一類的送氣濁輔音，所以梵語Sindhu一詞在伊朗語中被讀為Hindu，後來Hindu一詞的h弱化，就又成了Indu。參見季羨林等校注玄奘、辯機《大唐西域記》卷二之注釋①。

⑦戒律：梵文Sila（屍羅，戒）與Vinaya(毘那耶，律)的意譯。「戒」的意思是指習慣性的行為，「律」的意思是調伏。戒律泛指佛教徒應該恪守的一切戒規。從其內容來說，戒律可分為止持戒與作持戒兩大類。止持戒包括止非防惡諸戒，教人「諸惡莫作」，如五戒、八戒、十戒等。而作持戒則教人「眾善奉行」，「惡既已離，事須修善」。

公元399年，法顯領着他的四個同學，從長安城出發，穿越了河西走廊，穿越了塔里木盆地，然後翻越大雪山，進入古天竺國，完成了佛教史上稱為「顯法師則創辟荒途」的西行求法之旅。

二百多年後玄奘，就是我們說的唐僧，「奘法師乃中開王路」，就是說玄奘法師又從中開闢了一條王者之路，進入西域，進入古印度，進入天竺八十六國。

長安是絲路的起點，幾千年來無數前輩從這裡踏出追逐夢想的步伐。

西安古稱長安，位於關中平原中部，北瀕渭河、南依秦嶺，八水圍繞，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定的「世界歷史名城」，是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重要發祥地之一，歷史上先後有十三個王朝在此建都，垂範華夏、引領世界。作為絲綢之路起點的古長安，如今再以具有歷史文化特色的國際化大都市形象，屹立在世界東方。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流程中，世界的東方首都是長安城，西方首都是羅馬城。在兩城之間，遼闊的歐亞大草原，橫亘着一條數萬公里長的貿易物流大通道。人們叫它絲綢之路。

長安城是一個怎樣的地理概念呢？我們把它放在世界地理大格局來說：在長達一千多年的時間流程中，世界的東方首都是長安城，世界的西方首都是羅馬城。在羅馬城和長安城中間有一個遼闊的兩萬多公里的一個平原地區或者草原地區。地理學家把它叫歐亞大草原。

歐洲和亞洲沒有明顯的地理分界。有可能就是流經土耳其君士坦丁堡的一條河，或者說就是裏海。就在這遼闊的歐亞大草原上，生活着二百多個古游牧民族。這些古游牧民族以八十年為一個周期，或者湧向世界的東方首都長安，或者湧向世界的西方首都羅馬，向定居文明、農耕文明、城郭文明索要生存空間。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因為在這八十年中一定或者有大瘟疫發生，或者旱災發生，或者蝗災發生，或者戰爭發生，或者饑荒發生。所以這些游牧民族為了生存，向東他們就越過長城線，然後進入農耕文明地區，向西的話，他們湧向羅馬城。

法國有個小說家叫格魯塞，他在《草原帝國》一書中，這樣寫道：我們站在亞細亞的高原上，看見兩面的丘陵，像小旗幟一樣飄揚，這邊飄向亞細亞，那邊飄向歐羅巴。如果我們選擇站在游牧民族的角度考慮，我們就會明白任何發生的都是應該發生的，他們索要生存空間，索要能夠活下去的地方。人類行為從來就是環境的產物，而不可能是別的。

中國的古人不明白這個道理，過去年間我們的視野有限，我們總感覺到每過一些年就有游牧民族越過長城線，呼嘯而來，我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要對農耕文明地區侵掠。我們是站在一個比較狹窄的地域來看，如果我們能夠把整個東方歷史和西方歷史貫通起來看，就明白了像格魯塞說的那樣，這二百多個游牧民族，讓整個歐亞大草原就像開了鍋的水一樣，沸騰起來，向左右的富庶地區索要食物。

所有從草原過來的游牧民族，我們不知道他們是些什麼人，也不屑於探究他們是些什麼民族。我們只知道他們長着長鬍子，騎着馬，就從我們的家門口，就從我們的莊稼地里風一樣地過去了，他們呼嘯而來，剽悍好戰。在中國歷史上，他們只有一個和「東夷、南蠻、北狄」並列的、略含貶義的稱呼——「西戎」，對他們的民族我們不甚了了，後來又統稱之為「胡人」。

長安城在漫長的時間過程中，有周秦漢唐等十三個王朝在這裡建都，一部長安城的歷史，就是半部中國古代史。尤其是中國歷史上強盛的漢朝、唐朝，它們強盛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有絲綢之路。有擁擁不退、源源不斷的財富通過絲綢之路輸送到長安，令它成為當時世界上唯我獨大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