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有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和佛教，其中佛教在中國的影響是最深遠的。自西漢絲綢之路傳入，東漢明帝時的政府開始倡導。期間佛教受到很多封建統治者推崇，但是也曾面臨滅頂之災。誅僧尼、封寺院、毀佛經，這就是歷史上非常有名的三武滅佛——分別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朝的唐武宗滅佛。
鞏固統治，魏太武帝滅佛
自從佛教傳入中國後，就逐漸被統治者和人民接受。其宣揚的「因果報應」、「苦樂輪迴」，既讓統治者找到駕馭民眾的工具，也讓苦難民眾找到精神的慰藉。因此，佛教迅速在國內傳播開來。他們修建寺院、發展僧眾，甚至掌握武裝、侵佔田產，隨着佛教勢力的壯大，封建統治者們也開始感覺到危機。
北魏太武帝拓跋燾首先向佛教亮劍。本是鮮卑出身的北魏君主，對於「五胡」的身份很是介意，雖說胡人進入中原後學習漢文化，各民族間不斷交融，但是人們根深蒂固的「夷狄觀念」是無法輕易改變的。為此，北魏太武帝總想着要用漢人的儒學、道教包裝自己，反而蔑視讖緯學說的佛教，甚至稱之為「胡神」、「胡經」，要與之劃清界限。
更為重要的是，伴隨佛教盛行而來的是，沙彌可以免除租稅、徭役。國家缺乏足夠的財政來源和兵力補充，只能向普通民眾徵收，進一步削弱了北魏的實力，更激化了社會矛盾。與此同時，北魏太武帝在鎮壓蓋吳起義時發現，關中地區的佛寺內竟然藏有大量的武器，這不禁讓君王懷疑，「佛門是否與起義軍相勾結」。
此時，一個人物的出現更加堅定了太武帝的滅佛信念。崔浩，出身於世家大族，歷經魏道武帝、明元帝和太武帝三朝，不僅博覽群書，更是精通陰陽五行之學。在崔浩的一番陳詞後，北魏太武帝決定信奉道教，並且自封太平真君，轉而開啟滅佛行動。焚毀佛像和佛經，僧眾五十歲以下要還俗、服役，更是嚴禁王公貴族豢養僧眾，違者重懲。
政策靈活，北周武帝滅佛
如果說北魏太武帝的滅佛是雷霆萬鈞，那麼到了北周武帝時期的滅佛，就帶有很大的靈活性。同樣是胡人出身，同樣要明正朔，北周武帝的滅佛就顯得溫和許多。他命令僧眾還俗，卻並不血腥屠殺，一切都是為國家機器服務。在北魏太武帝滅佛130年後，北周武帝再次把矛頭對準佛教。
與北魏的太武帝相比，北周武帝的滅佛還有政治鬥爭的色彩。這一切要從北周武帝的繼位說起。作為北周的奠基者，宇文泰臨死前託孤侄子宇文護，讓他幫忙輔佐少主。然而，野心勃勃的宇文護，先是擁立宇文覺上位，建立北周，後又毒死皇帝，再立宇文毓為新帝。然而，宇文毓不僅沒有想像中的懦弱無能，而且勵精圖治、精明能幹，宇文護再起殺心。
公元560年，宇文泰的第四子宇文邕被擁立，他就是周武帝。眼看着前面兩個帝王慘死宇文護之手，這一次宇文邕選擇蟄伏待機。終於，572年誅殺宇文護和同黨，周武帝奪取政權。為了徹底消除宇文護的影響，就連他重視的佛道也成為打擊目標。第二年的儒、佛、道和百官大會上，「「帝升高坐，辨釋三教先後，以儒為先，道教為次，佛教為後。」
把佛教放在最末端，這其中就已經透出某種信息。除了政治鬥爭的需要外，北周武帝滅佛的根本原因，還是佛教發展動搖了國家的根基。僧眾逃避租稅徭役、借荒年放高利貸，更有沙門起兵造反。574年，周武帝開始大舉滅佛。「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民。並禁諸淫祀，禮典所不載者，盡除之。」
與民爭利，唐武宗滅佛
北周吞併北齊後，又在更大範圍推行滅佛，一舉將佔有總人口十分之一的僧眾，納入到國家的編戶中。也正因為如此，時人稱讚北周武帝的滅佛是「強國富民之上策」。僅僅數年後，隋文帝楊堅取而代之，589年就完成全國的統一。這一切都離不開北周武帝的奠基，滅佛充盈國庫，這一點被唐武宗再次借鑒。
其實，早在唐憲宗時期，韓愈就曾經倡儒反佛，先後寫下了《原道》、《原性》和《原人》等文章，矛頭直指佛教妨礙國計民生。只是，當時正是唐憲宗崇佛的狂熱期，等待韓愈的就是流放、貶謫。等到唐武宗時期，為了整頓朝綱、大幹一番，唐武宗決定整頓佛教。將佛寺的一切財產充公，並且勒令僧眾還俗，補充人員、財政所缺。
唐武宗的滅佛，更多就是經濟原因。與普通民眾相比，僧眾不僅無需納稅、服役，還要吞併土地，擴充寺院經濟。這不僅引起民眾的反感，更是與世俗地主和國家機器為敵。這是封建統治者所不能容忍的。而且，唐武宗本身信封道教，在那個佛道非此即彼的年代，統治者的好惡也會決定宗教的命運。
把佛寺的經濟收歸國有，轉而用於中央政府的各項措施。唐武宗滅佛，是從世俗政府加強中央政權的角度出發，並不僅僅是宗教的狂熱，這幾乎成為所有中國君王的共性。也正因為如此，三武滅佛更像是統治者從自身利益出發，讓宗教為我所用，而不是「受制於宗教發展」。收放自如的宗教政策，形成了中國獨特的歷史現象。
後記
三武滅佛，只是佛教在中國發展史上的曲折。雖然佛教曾經受到儒家、道教的排擠，但是最終還是走向儒、道、佛的融合。而佛教與世俗政權的關係，也在一次次的博弈中找準定位——不得危及中央政權的統治。這也許就是三武滅佛的根本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