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表達的主題是連接。記得二十多年前看過美國一份互聯網雜誌，就叫《WIRED》，中文是《連線》，Wired這個詞是計算機、網絡意義上的“連接”。
所以，連接真是這個時代的一個關鍵詞。吟詩做對子，與“連接”相對的是什麼呢？我想來想去只想出一個“隔離”；而“連線”反過來當然是“掉線”，連接出了“故障”。仔細斟酌這兩組詞，“連接”“連線”與“隔離”“故障”，你會覺得，前者是肯定性的，是常態，而後者包含着負面的否定性，是常態出了偏差。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文化和經驗里，我們已經習慣了常態、習慣了肯定性，我們一直以為我們正向著無遠弗屆、無孔不入的連接高歌猛進。但是，在2020年，經歷着新冠肺炎的全球流行，連“流行”這個詞都忽然暴露了它隱藏的否定性，我們發現，否定性並未消散，隔離和故障意外地袒露出來，好像它就是自然與生活的另一副面目、另一重根基。由此，我們不得不回到辯證法，回到對否定的再認識和對肯定的再認識。
我這幾天正在追一部諜戰劇，背景是上世紀40年代的上海，扣人心弦，欲罷不能。這個劇充滿緊張的懸念，種種陰差陽錯，種種千鈞一髮，但是，看着看着我忽然想到，這樣的一部電視劇，這樣一個漫長、精密的故事，它之所以能夠牽着我一路跑下來，有一個根本條件——那個時候沒有手機。幾乎每一處懸念、每一個關鍵時刻，如果人物手裡有一個手機，問題就不存在了，不必緊張了，平安無事月白風清。敵人在門外設下羅網，隨時可能衝進去，必須馬上通知屋裡的同志，我在街上狂奔，尋找一個公用電話亭，好不容易找到一個，裡邊的姑娘正在和閨蜜討論電影和口紅，簡直活活急死。這個時候如果掏出手機，問題就沒有了。
所以我這一夜一夜看的是什麼？是由於不連接，由於弱連接，由於連接的故障，造成的一個個否定性情境。在這個情境里，人面臨著龐大的偶然性，偶然性是什麼？偶然性是意外，是你的“意想”之外，你的意想是你的計劃你的主體性，但是你沒辦法和世界充分連接，信息不對稱，你是針尖，世界是風暴，於是，如果你是個足夠堅強和聰明和幸運的傢伙，你就會身在戲劇中，而你的戲劇完全繫於你以一己之力應對這四面八方呼嘯而來的偶然性的風暴，那些偶然性都在千方百計地否定你。——迄今為止，這構成了人類的大部分故事、大部分戲劇。
假設這個世界上早有手機，那麼昨天晚上那部電視劇就沒有了，很多劇很多小說都不會有。此外，我們還會失去很多其他的東西，比如杜甫的很多詩。杜甫的詩一千四百多首，如果他有手機的話，起碼有五分之一是不必寫的。“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寫的都是空間和時間上的阻隔、間斷，這種阻隔、間斷、不連接使杜甫成為了一個追憶、遙望、惦念和感嘆的詩人。王國維談“隔”與“不隔”，講的是心與景、詞與情之間，好的詩人要望盡天涯路、捅破窗戶紙，由隔抵達不隔，不隔方為高格。但如果沒有對“隔”的深刻感受，又何來“不隔”。對杜甫來說， “隔”就是一個精神空間，一個抒情場域，他的追憶和遙望，使不可及的人和事和物返回和構成他的世界。
我們都知道杜甫和李白關係很好，至少杜甫終其一生都熱烈地仰慕李白。但實際上他們在一起的時間很短，初次相見是在洛陽，那時候李白四十四歲、杜甫三十三歲，然後他們一起在河南轉了一圈，又到山東轉了一圈，此後便是“渭北春天樹，江南垂暮雲”，天南地北，無復相見。也就是因為這不相見，在漫長歲月里杜甫寫了二十多首詩想念李白、懷念李白、歌唱李白。我想如果他有手機，如果他和李白隨時都可以通電話、刷微信，那麼，這些詩不必寫了，而且他們的友誼、他們的感情很可能維持不了那麼長時間。天天話來話去，緊密連接，他們的個性如此不同，世界觀人生觀也很不相同，又生當天崩地裂、意見紛紜的大時代，不知道哪一天一言不合，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
所以幸虧不連接，不僅人間有好詩而且人間還值得。
我現在的工作包括管理一家博物館：中國現代文學館——做個廣告，這是世界最大的一座文學博物館，其中收藏着現代以來大量的作家手稿和信函。當然我們面臨一個問題，現在的作家手稿沒有了，信也不寫了，以後我們收藏什麼？以後治文學史的學者研究什麼？總不會是作家把畢生的聊天記錄和微信截屏捐給我們吧。寫信這種行為，連同那些信札，現在都已經被安放在博物館中，今年我們辦了一個巴金和他的朋友們往來信札的展覽，我仔細看了那些信，忽然想到，這種書寫、這種連接不僅僅是為了通消息、傳信息，也不僅是為了交流思想和感情，除此之外，它有一種類似於本雅明在談論老照片時所說的那種“靈氛”“靈暈”，你能感到，通信的這兩個人，他們被空間和時勢所“隔”，他們以書寫、以遙望克服這種阻隔，但是，在他們的“不隔”中又內在地存留着“隔”，一種“不隔”之“隔”，一種由“隔”而生的珍惜、珍重，和柔情和溫暖。
中國現代文學館，成立於1985年，現任館長李敬澤
由於沒有手機，由於連接不暢或見面不易，人與人之間形成了一個距離，這個距離或許是否定性的、險惡莫測的荒原，由此孳生隔膜和敵意。但是，這個距離、這個空間也提醒和召喚着人們，小心翼翼，懷着珍重和耐心去跨越荒原，認識、理解、甚至愛上那個“他”或“她”。也就是說，這種“隔”使我們清晰地意識到我是“我”，他是“他”，我們已經預備下足夠的耐心與一個不同的“他”相處。
這樣下去，我很快就會端出一碗糨糊了。直截了當地說，連接是人的天性，我們的天性一定要追求“不隔”，同時另一方面，“隔”或者不連接也是我們的天性，甚至我認為某種程度上是我們更深的天性、更深的精神根基。人就是這樣，與他人連接是困難的，我們甚至和自己都不連接，不用學過弗洛伊德也知道，我們每個人恐怕都不能說我完全了解自己。而且我們每個人還面對着一個絕對的不連接，就是與死亡不連接，我們無法連接我們的死亡。也就是說在這裡存在着一個絕對的否定性，人必須像黑格爾所說的那樣在這個絕對的否定性的身邊出發，才能開始精神上的遠行和肯定。
也就是說，人先要把自己從世界裡區別出來，把自己變成一個不透明的存在，然後才能談得上和其他人、和這個世界的連接。在我們這個時代，為什麼我們所有的人都那麼在意自己的這點隱私？在高度連接的互聯網、大數據之下，為什麼保護個人信息構成了普遍焦慮？問題的實質肯定不是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可告人之密，實質在於，我必須有什麼東西是不可連接的，如果我把不可連接的區域全部敞開，那麼我還是“我”嗎？如果“我”都沒有了，每個“我”都成了一個被連接之物，那麼這個連接的意義又在哪裡？這不是“細思恐極”嗎？這不是事關人的生存之根基嗎？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特別喜歡“流動的邊界”這個概念。“流動”暗示着連接，暗示着我們這個時代技術上無所不及的連接能力，但與此同時，我們必須面對 “流動的邊界”，必須思考這個“邊界”在哪裡，這恰恰是科技需要和人文對話的地方，是科技需要和人性和社會對話的地方。
在近日舉行的2020騰雲峰會圓桌論壇上，作者李敬澤拋出問題：如果杜甫有手機，他的詩作還會被創作嗎？該問題引起廣泛討論。
2020年，在全球性疫情及由此而來的震蕩中，我們更渴望超越阻隔去實現連接和理解。但同樣在2020年，我們也強烈地意識到，作為一個人，我必須確認我是誰，我和別人不一樣，正是意識到“隔”，意識到連接的困難，我們也更明確地意識到必須從“我是我”這個地方出發才能開始連接他人。推而廣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種文明，也同樣必須確認自己的邊界何在，何以“我是我”，一種不能自信地為自己確立文化和精神邊界的文明，幾乎就沒有什麼存在的理由，它只能被連接，它不可能成為連接的主體。當我們創造、塑造未來時，除了技術，這個內在的邊界應該是一種更為根本的力量。
所以，我相信，儘管有了手機，有了大數據，激勵着人類去探索和創造去遠行去戰鬥的，依然是那些算法之外的偶然和意外，當黑天鵝升起，當灰犀牛站起，偶然和意外激發著人的恐懼震驚、人的意志、想象和創造。同樣，儘管我們現在通過手機零散地、無時無刻地相互連接和敞開，但是我也相信，那個手持手機的杜甫依然會為自己保持一種與他人、與世界的距離，以便於他的遙望、回想、追憶和愛。沒有這個距離，這些事關人之為人的根本價值可能就不復存在。
這就是我要說的：否定里有肯定，肯定里有否定，既要不隔，也要隔，為了更好的不隔，要更好地隔。
李敬澤，1964年出生，198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曾任《人民文學》雜誌主編，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曾獲中華文學基金會馮牧文學獎優秀青年批評家獎、第三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文學評論家獎、第十五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散文家獎、第四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評論獎等眾多獎項。著有《青鳥故事集》《詠而歸》《為文學申辯》《反遊記》《小春秋》《平心》《致理想讀者》等各種理論批評文集、散文隨筆集10餘種。2018年由中信出版集團和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分別推出《會議室與山丘》《會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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