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亞當·弗蘭克（Adam Frank） 美國物理學家、天文學家、作家，哈勃研究員，曾獲得由美國天文學會頒發的卡爾·薩根獎章
馬塞洛·格雷斯（Marcelo Gleiser） 達特茅斯學院理論物理學家，自然哲學、物理學和天文學教授，鄧普頓獎獲得者
埃文·湯普森（Evan Thompson） 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哲學教授，加拿大皇家學會會員
從 17 世紀末到 19 世紀中葉，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等思想家發展了工業資本主義的基本思想，如生產、需求、市場、投資、風險和利潤。與此同時，工業的物質生產能力呈指數級增長，通過歐洲的殖民活動推動了整個歐洲大陸和世界範圍內的快速變化。為了應對這些變化所帶來的嚴重混亂和割裂，有人提出了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社會主義。最終，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種政治經濟學願景將主導世界的組織結構。它們是資源和能源密集型工業主義的思想基石，這種工業主義在改變人類文化並最終改變地球的動力系統方面始終是不屈不撓的。
《何為科學：科學是什麼，科學不是什麼》
[美] 亞當·弗蘭克 馬塞洛·格雷斯 [加] 埃文·湯普森 著
周程 廖新媛 楊軍潔 萬舒嬋 譯
中信出版集團
2025年4月
資本主義（以及後來的社會主義）的崛起與科學的發展相互重疊，這一現象並非偶然。科學及其衍生的技術所提供的知識，直接推動新的工業社會在生產能力方面呈現出驚人的增長。例如，牛頓物理學幫助工程師建造維持工廠運轉的機器，而化學的進步誕生了新一代的染料、發酵罐和肥料。儘管科學的進步和資本主義的發展顯然在時間上是重疊的，但科學發展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否有共同的原因，我們對此仍然不是十分清楚。科學史領域的學者以及研究資本主義史的學者往往傾向於將這兩者視為相關但相互獨立的事件。例如，美國經濟史學家羅斯托就認為科學和資本主義有着密切關聯，科學有助於解釋現代資本主義的興起。根據歷史學家盧卡斯·里佩爾、林郁沁和威廉·德林格的說法，羅斯托“認為現代科學和現代科學態度的逐漸演化，是將充滿活力的資本主義經濟體與羸弱的前身經濟體和替代經濟體區分開來的決定性因素”。然而，在這些經典的歷史討論中，科學仍然存在於一個獨立的空間中，是一種不為追求利益而墮落的純粹知識的探索。如果某些科學思想被證明能給工業企業帶來收益，這也會被人們視為科學帶來的衍生後果，與科學家真正關心的問題無關。羅伯特·默頓對科學共同體的著名論述尤其體現了這一點，他對科學共同體的描述是“其規範結構有效地將其成員與市場的需求區隔開來”。
這種科學與政治經濟學領域相分離的觀點已經被新一代學者所拋棄。最近，科學和工業政治經濟學相互糾纏的歷史，無論是在資本主義國家還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已經成為一個熱點研究主題。一些女性主義學者，特別是唐娜·哈拉維、桑德拉·哈丁和伊芙琳·凱勒，還有一些從事科學技術論（STS）研究的學者對這一主題的關注提供了後續研究的基礎。這些學者試圖理解，在當代科學興起以及工業文化全球化快速發展的進程中，觀念（知識）和物質是如何交織在一起的。《奧西里斯》（Osiris）雜誌曾出版過一卷主題為“科學與資本主義：相互糾纏的歷史”的論文集，編者里佩爾、德林格和林郁沁寫道：“我們認為，思考、計算、規劃、預測、組織和理論化不僅應在資本主義發展史中佔據核心位置，而且這些看似抽象且無實體的活動可以並且應該作為真正的實踐形式被加以研究，因為它們能夠在世界範圍內意想不到的偏遠地區產生深遠的影響。”地球進入人類世的事實似乎證明了這種說法的正確性。
從這個新角度來看，17世紀和18世紀興起的資本主義可以被視為一個認知系統，與科學中被構建和賦予價值的體系密不可分。正如歷史學家哈羅德·庫克所說，“我們可以說，經濟和科學就像身體和心靈一樣相伴而行”。在談到歐洲的科學革命時，庫克直言不諱地說：“在商人掌握權力的地方，他們也掌握着他們最看重的可測量的物質知識。”
因此，我們首先就要理解科學和工業政治經濟學之間錯綜複雜的歷史。鑒於科學與早期工業資本主義的緊密聯繫，我們應該認識到，科學的盲點及其對自然、物質、生命和經驗價值的有限視角，會與資本主義的思維、計算、規劃和價值體系密切交織在一起。此外，我們認為，工業社會政治經濟學中這些緊密交織的盲點，深刻地揭示了我們人類社會為什麼無法理解人類世的起源，為什麼無法理解人類世所帶來的生存危機、全球南方和北方國家之間的分歧以及殖民者與土著民族之間的不平等關係。
我們承認，科學與工業化背後的價值體系之間存在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對這種關係的揭示需要用到歷史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等學術工具，並且需要花費一整本書的篇幅來進行闡述。我們在這裡只提出幾點自己的主張。為了了解科學盲點是如何與工業政治經濟學的哲學根基交織在一起的，我們將回到盲點的觀念特徵清單，理解這些特徵是如何在工業世界觀的政治經濟學和文化中體現出來的。
我們從數學實體的物化開始。儘管在當下，完全數學化的經濟學理論是政治決策的標準工具，但直到牛頓之後，計算在經濟和政治政策中的應用才逐漸成為歐洲國家內部辯論的核心。威廉·德林格在《計算價值：金融、政治與量化時代》一書中寫道：“在英語世界，特別是在政治的背景之下，數字的計算作為一種思考和認知的方式受到了特別關照，這一觀念大約在 18 世紀初首次在英國紮根。在此之前，數字思維在政治事務中佔據着相當邊緣的地位。”正是在這一時期，一種關於政治理性的新理念出現了。以數字形式表達的辯論進入了政治意識，最終形成了一種數學框架。然而，在此之前，理性與數學之間的聯繫主要是受到了哲學家的關注，而在數學應用於自然現象的背景下，這一聯繫也受到了自然哲學家的關注。德林格寫道：“在 17 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量化的思維在政治實踐或公共文化中並沒有顯示出特別突出的地位。”
但是，隨着科學的成功，關於經濟決策的政治爭論開始用計算的量化語言來表達。國會議員、政治評論家威廉·普爾特尼在1727年寫道：“事實和數字是最牢不可破的證據。”在普爾特尼做出如此評論的幾年前，經濟學作家，同時也被人們指控為海盜的約翰·克魯克山更明確地指出了這一聯繫，他寫道：“真理和數字總是相同的。”到18世紀中葉，定量推理被賦予了新的權威。根據德林格的說法，這“標誌着英國人進行了一場決定性的、集體公民認識論層面的大轉變”。這一時期定量推理的興起不僅僅是一個關於會計核算的問題，而且是政治經濟學的本體論和認識論數學化的開端。什麼是已知的，以及我們如何得知，取決於將知識轉化為數學術語的能力，直到數學逐漸具備了獨立的本體論意義。
因此，政治經濟學的量化數學觀與這一時期取得了勝利的自然科學的定量數學觀一同出現。這種觀念對我們這個時代產生的下游效應是形成了一種完全數學化的經濟學。現代經濟理論家需要精通微積分，並能熟練地運用數學推理和建模工具。這種數學推理的使用本身並不一定是個問題。然而，當經濟學理論中的數學變量被用來表示獨立的“事物”，而不被視為經驗實在的還原抽象，並且從經驗實在到還原抽象的過渡過程被人們所遺忘時，我們就會發現這是另一個悄然替代、具體性誤置謬誤和經驗失憶症的案例。我們最終得到了一個功能強大的工具，但其功能十分有局限性，這會給我們帶來危險。
要理解這種危險及其與盲點形而上學的聯繫，我們可以考慮所謂的新古典經濟學的案例，即物理學家使用的標準模型在經濟學中呈現的版本。在新古典經濟學思想中有兩個重要組成部分，分別是理性行動者和有效市場假說（EMH）。個體被認為是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而做出理性行動的人，而市場價格被認為充分反映了所有的可用信息。新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當作為理性主體的個體聚集在一起時，個體會在擁有完全信息的背景下行動，並有效地對資本進行分配。通過這種方式，市場可以準確地對物品進行定價。當各種效用函數（例如供給和需求）之間出現平衡時，我們就可以實現有效的分配。這種均衡在數學上表示為特定價格點上幾個函數的交點。
有效市場假說及其對理性行動者的假設受到了強烈的批評，因為它以高度抽象和理想化的形式看待人類行為（和經驗），這與現實情況幾乎沒有任何相似之處。這些批評對我們的論點來說至關重要，因為這些批評反映了新古典經濟學盲點的還原主義、客觀主義和數學結構的物化。該理論假設了高度簡化的“經濟原子”，並假設我們可以從中推導出關於整個系統行為的數學規則。所有的理性行動者都是相同的，因為他們對於經濟效益最大化的願望是相同的，因此他們的行為也是相同的。有效市場假說將效用函數物化，在經濟學辯論中賦予它們實在的地位，並排除了一些現實世界的特徵，而這些特徵無法被效用函數捕捉到。這一概念在關於如何處理新古典經濟學的“外部性”的長期爭論中最為引人注目，由此成為一個長期以來備受經濟學家關注的話題。生物圈及其功能是我們關注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新古典主義模型甚至無法意識到生物圈的存在，這可以被視為其最大的盲點，由此也極大地推動了環境經濟學和生態經濟學等替代模型的出現。
當談到應對氣候變化的議題時，新古典主義觀點的局限性暴露無遺。威廉·諾德豪斯的工作通常被認為是新古典主義觀點在氣候變化方面的絕佳應用，他也因此獲得了 2018 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然而，諾德豪斯認為，全球氣溫上升 3.5 攝氏度對經濟來說是一種最佳選擇。這一結果源於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對不同經濟部門在氣溫升高情況下的反應所進行的模擬。然而，我們已經看到，全球氣溫在升高了1.1攝氏度後，不僅影響了經濟，也影響了社會秩序。這些經驗的實在讓諾德豪斯的計算看起來不僅是一種致命的錯誤，而且是一種“狄更斯式”的極端假設，即無論氣候變化造成多大的社會破壞，經濟都會照常運轉。
新古典經濟學及從中構建的政治經濟學體現了盲點的物質主義和自然兩分，它們除了作為生產的物質資源之外，並不知道如何賦予世界價值（這也再一次地涉及外部性的問題）。這種失敗導致了那些主張對氣候變化採取行動的人，對於如何理解自然價值的問題進行了長期的辯論。一些人認識到了新古典經濟學觀點的影響力，由此建議必須用“生態系統服務”（ecosystem services）這一術語來考察氣候變化的問題。這一術語的核心思想是，只有通過標準經濟模型對這些服務進行正確定價，政治經濟學才能最終理解生物圈的價值。儘管這種觀點有一些合理之處，但這也使得政治經濟學沒有認識到這樣一種事實，那就是人類經濟從屬於生物圈，而不是相反。我們非常熟悉推動了工業時代“大加速”的政治經濟學是如何失敗的。戴爾·賈米森指出，當談到氣候變化時，經濟學的問題“不是沒有正確的數字，而是存在比數字所能揭示的更多風險”。但是數字不能揭示存在於經濟學的還原主義、物質主義本體論之外的實體。賈米森告訴我們：“單靠經濟學無法告訴我們在面對氣候變化時應該做什麼。”但是，在盲點的世界觀中，還原方法使得一切事物都“只不過是”客觀化的物理實體，無論這些事物是基本粒子還是抽象的理性行動者，我們都無法解釋到底什麼才是真正重要的。賈米森繼續說道：“並非所有的（經濟學）計算都能得到開展，即使這些計算能夠進行，它們也不會告訴我們所要知道的一切。”如果我們的世界——經驗世界——有一些重要的方面不符合物理主義的實在圖景，包括其在經濟學中的表現，那麼就必然會有一些我們需要重視的方面，我們只能對此保持麻木的態度。這就是為什麼工業時代的政治經濟學會促使社會進行如此貪婪的消費活動，這也就是為什麼它們完全無法應對消費活動帶來的危險，即使這些危險就在我們眼前。最後，賈米森說：“在最好的情況下，經濟學是一門科學，而它並不能告訴我們應該做什麼。在最壞的情況下，經濟學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偽裝成報告了事物本質的規範性觀點。”而我們一直關注的是，盲點如何塑造了這一意識形態，又如何被這一意識形態所塑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