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記本”註：本文作者為劉延玲，博士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2001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工作，2013年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年鑒》編輯部，現為《中國文學年鑒》副主編、編輯部主任。本文首發《中國社會科學報》，經作者授權，特此分享。
2001年，我博士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意外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局文學語言學科片（現文史哲學部辦公室），從事科研管理工作。2013年又偶然調到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年鑒》編輯部做編輯。
回想起來，有點不可思議卻又順理成章。
之所以說意外，是因為我從小的職業理想是教師。在學生生涯的盡頭，留在高校當老師，幾乎是我當時唯一的想法。畢業前，還不曾認真找工作，工作就找到了我。偶遇一位同窗告知，一所京城高校漢語教研室缺人，我就去投了簡歷。面試、試講都很順利，未來工作就這麼輕快地決定了。
一天，意外接到一個朋友的電話，說單位需要一名應屆語言學博士，就向領導舉薦了我。既然我的前途早無懸念，只有婉言謝絕。但他堅持讓我參加面試，算是幫他的忙。出於對朋友熱心的回報和對社科院的好奇，我答應了。令我驚訝的是，面試的部門領導對我的專業十分了解，他說訓詁學是一門冷門絕學。這讓我不由得對社科院刮目相看，這兒果然平台高，人員素質高。更沒想到的是，辦事效率也高。第二天，我就接到了電話，通知簽約。我這才意識到，同學們的去處紛紛塵埃落定。我很早敲定的單位卻遲遲沒有動靜。趕忙打電話詢問，沒想到對方跟我說，他們學校用人指標要經部委批准，一向下達得晚。我若另謀高就，他們也不攔着。這樣的腔調，讓我既意外又生氣。想到我從來沒走出過校園，又常聽說“學校是半個社會”，索性就改弦更張，嘗試一段別樣的職業生涯。
就這樣，轉念之間，我到了科研局。上班沒兩天，突然接到了部門領導的電話，聽到的命令是：我必須改變對他的稱呼，不能再叫“朱老師”，改叫名字“朱淵壽”（註：其時為科研局副局級學術秘書），限期一周。他的語氣嚴肅又認真，讓我不知所措，只有唯命是從。這是我入職後完成領導布置的第一項任務，不難執行，只是心裡嘀咕：這未免太較真，太小題大作了吧？相處久了我發現，朱淵壽非常敬重院里的兩位學者：科研局的第一任局長鮑正鵠先生、文學所的樊駿先生（註：1930—2011，歷任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現代文學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員），與他們相知相熟多年，交誼深厚。張口老鮑，閉口樊駿，虛心受教，深得真傳。後不斷聽聞文學所軼事，原來德高望重的樊駿和王信先生，亦只肯讓晚輩直呼其名。
我終於明白，他們看重的不是形式上的尊稱，在意的恰恰是真誠、平等的關係。
事隔多年，我才意識到了這一改稱的重大意義。
一調到研究所我就察覺，職能局的同仁一律變成了“院領導”，須得畢恭畢敬。好在朱淵壽永遠是朱淵壽，依然那麼親切、自然。一個稱呼奠定了終生的友誼，這在當時的我，是萬萬想不到的。當我開始負責年鑒編輯部的工作時，正好趕上疫情，又遇到了些棘手的難題，一時舉棋不定。我立刻向朱淵壽求教，問題果然迎刃而解。這讓我在敬重之餘，心存感激。離開科研局，我失去了一個領導，卻多了一個師友。這事兒一想起來，就令人心情舒暢呀！
在朱淵壽身上，還發生過一件事兒，驚到了我。
2005年的某天，他像往常一樣走進辦公室，一邊放包，一邊淡然地說：我戒煙了。我點點頭，心裡卻想：十六年的煙齡，可不是說說這麼簡單！沒想到，自此他居然再沒碰過一根煙！煙戒得如此果決，可真算得上是鳳毛麟角！雖說他戒煙了，卻照舊陪老搭檔劉白駒（註：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下樓吸煙，這個習慣居然一天都沒變。
對我來說，白駒老師是科研局的大神。
剛入職時，未見其人，先聞其名。從多個同事口中聽了n遍“白駒”之後，我才終於見到了本尊。只是之後許久，依然雲山霧罩，神龍見首不見尾。他每天雷打不動，“按時坐班”，現身單位，不過是在下午兩點以後。他的作息，每每讓我想起路遙,早晨從中午開始。局長黃浩濤同志說，誰都不要跟白駒比，他在家裡做科研。
白駒老師研究法律，是精神障礙法學方面的專家。他精通法言法語，局裡起草、制定的科研管理規章制度，經他的法眼，條文、用語立刻變得嚴謹、規範。他負責社會政法學科片（後改為社會政法學部工作室），深得局領導的信任和器重，局務會安排在每周四下午，像是特意為了關照他。局裡開大會，他一向敢於直陳己見，既有洞見、灼見，又不乏幽默感，不時會引發大笑。
他和朱淵壽差不多同時來院，兩人關係默契。除了每天一起吸煙，步調一致的還有，但凡局裡組織的會議、出遊、年會等集體活動，從不缺席。平時跟他閑聊，海闊天空，很隨意。但共事多年，對我來說，他始終帶有幾分神秘，幾分難以捉摸。
2013年5月我調入文學所不久，聽說白駒老師去了社會學所（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專事科研。
有一次在院部餐廳偶遇，他略帶無奈地說，跟你不同，我是被迫調離的。確實，他在科研局工作31年了，早已與之融為一體，很難割捨。
一次，他在網上看到一個學術事端，事關我的文學所同事。於是，馬上找到我，分析研判，幫當事人出謀劃策，直至風波平息，後患消除。這讓我由衷地敬佩這位科研管理前輩，沒有領導的指示，不求表揚和回報，該出手時就出手，維護院、所、學者的聲譽於無形！就像少林寺中那位不聲不響的掃地僧，高手的境界莫過於此。
我在科研局工作時，院、局領導提倡以科研的方式來管理科研，鼓勵年青人從事學術研究。白駒老師無疑就是個榜樣。只是他的特立獨行，無人能效仿。對他的研究，我也知之不多。直至去年，偶然讀到他撰寫的回憶性散文《行走在法學與精神病理學的邊緣地帶》，這才恍然大悟。
他1978年考入人大法律系，是該系復建後的第一屆本科生。1982年分配到社科院時，本來要去法學所做研究，沒想到被科研局“截胡”。他能在科研局長駐久安，是因為能“雙肩挑”，一肩科研管理，一肩學術研究。對於科研管理，他在文中評論說：“這些工作是繁忙的，總體講是有益的，我從中也有所收穫，但一些具體事務是無趣的，甚至是令人厭煩的。”現在想來，我非常認同他的說法。行政事務雖繁瑣，卻並不燒腦。對於做過研究的人來說，單純的管理工作無法滿足內在的精神需求。每天上下班，如果只是跟着瑣事走，時間久了，難免會精神空虛。如果能像白駒老師一樣目標明確，完全可以創造另一個精神空間。
對於充實人生來說，科研，其實也是一種不錯的生存方式。
科研局以科研的方式做科研管理，體現在規章制度的起草、制定過程中。出台任何文件，都要先深入調研，撰寫調研報告，在此基礎上再擬定條文。我參與過的，比如起草“青年科研啟動基金項目管理辦法”，就是先調研高校已實施的同類項目，分析其優劣利弊；訪談我院新進院的青年科研人員（我在通縣宿舍隨機採訪，其中包括前不久不幸突發疾病去世的吳波，他的詼諧、開朗，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為了完成調研報告，韋莉莉老師還帶我專程去社會學所，學習如何設計問卷、抽樣調查，問卷收取之後如何統計分析。之後，我們撰寫了調研報告並發表，然後起草了管理辦法。
我還參與過學風建設文件的起草，由浩濤同志親自挂帥，我們查閱了教育部學風建設的相關資料，我負責撰寫調研報告中“我院老一輩學者的優良學風傳統”部分，研讀《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大師治學錄》進行歸納分析。同時，又在院內舉辦了至少4次座談會，還作了電話訪談，分析研判我院的學風狀況，起草了厚厚的調研報告，最後撰擬《中國社會科學院關於加強學風建設的決定》。自此，我持續關注學風問題，發表過有關“一稿多投”的文章。還有，為了設立院“國學研究論壇”，我跟隨劉暉春（“必記本”註：現任邊疆研究所黨委書記）老師去高校調研，至今猶記走進北大校園時的凜冽寒風，在人大國學院會議室討論時的熱烈情形。
2012年院創新工程啟動，我忙於起草文件。家離單位遠，尤其是冬天，每天披星戴月。女兒上了小學，三點半放學，無人接管。這些變化，給我帶來很大壓力。2013年初的某天，文學所科研處的嚴平老師跟我聊起，年鑒編輯部有兩位老師同時退休，急需人手。我不由地脫口而出，我去呀！她說，你開玩笑吧？我說，我是認真的。雖然之前我從沒想過去文學所，可能是坐班十二年，我太渴望回到安靜的書桌了。
就這樣，我偶然到了文學所。
雖說年鑒編輯部在所里是個邊緣部門，我卻感到十分幸福。年鑒的組織編纂和文字編輯工作，類似科研管理，對我來說，駕輕就熟。一手編輯，一手研究，仍是兩手抓，只是屬於自己的時間充裕多了。即使2024年文學年鑒進行了較大力度的改版，舉辦兩次編纂研討會，組織兩次作品評審會，又採用通訊評審的方式來評選年度論文和專著，還跟中國作協、院社會科學評價院等建立合作關係，事務性工作增多了，但畢竟做過12年科研管理，仍算是輕車熟路。只不過，比起白駒老師多年從未放手科研，巨著煌煌，成果豐碩，我自愧望塵莫及，還在努力前行的路上。
總之，我在社科院工作了20多年，從科研局到了文學所，從科研管理崗到了編輯崗，從語言學轉到文學，自身經歷有一定特殊性。看似偶然，實則必然。我從科研局、文學所一些敬佩的同事身上學到的是，人真正需要得到的是人生和事業上的充實，自己是否認真努力，能否勝任並完成工作，有沒有解決問題的智慧，能不能面對各種生活和學術挑戰，這些都是實在的內力提升，不需要依靠外在評價來支撐，也不會被外力所剝奪。在單位，我既非功成名就的學者，亦非名編要人。因為在社科院工作，我把科研當成一種生存方式，用來研究工作和人生，解決遇到的問題和困惑。無論是做管理還是當編輯，科研於我，既是一種工作狀態，也是一種生活態度。這讓我得到成長，收穫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