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丹凌
摘要
董天策教授的論文集《提要探微：新聞傳播理論縱橫》，既有對新聞傳播學科體系、知識生產與邊界工作的廣邃思考，亦有對新聞策劃、媒介事件、算法倫理、網絡公共事件等微觀問題的深刻洞見；既有對新聞傳播學術脈絡的耙梳與承繼，亦有對研究方法創新、研究範式融合與中層理論深化的自覺與追求；既有在全球視野中審視中國新聞傳播學科本土化發展與學術鼎新的眼光與氣度，亦有置身新媒體技術前沿辨識錯綜複雜社會現象與媒介化邏輯，慎思跨界域傳播問題的理性與想象力；既彰顯了認識論的高度，又現示了方法論的精度。
關鍵詞：學科哲學；問題意識；價值立場；網絡輿論；傳媒公共性
△董天策教授的論文集《提要探微：新聞傳播理論縱橫》
2022年，正值新聞傳播學一級學科建制25周年之際，董天策教授的論文集《提要探微：新聞傳播理論縱橫》由重慶大學出版社出版，收錄的28篇文章不僅展示了作者的學術旨趣及研究成果，亦如一面鏡子映射了中國新聞傳播學日新月異的一隅。誠如作者所言：“在這四分之一世紀中，國家的改革與開放，社會的發展與轉型，網絡的普及與迭代，傳媒的創新與變革，學術的開掘與鼎新，彼此勾連，相互激蕩，使新聞傳播研究日益蓬勃，蔚為壯觀，迅速成長為時代顯學，備受推崇。”[1]換言之，在這個波瀾壯闊的發展階段，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不僅是對方興未艾的媒介技術及文化變遷的回應，也是對激變中的社會座架、社會現實及社會問題之追索、探析，開敞了一個嶄新的學術研尋、思想交鋒和社會實踐領域。
董天策教授的系列論述便在這一池跌宕翻湧的泉水中掀起了幾許頗有意味的浪花——“新聞傳播學術創新”“新聞理論基本問題”“新聞策劃與傳播交叉”“互聯網與媒體融合”“公共事件與網絡公共領域”五編，既有對新聞傳播學科體系、知識生產與邊界工作的廣邃思考，亦有對新聞策劃、媒介事件、算法倫理、網絡公共事件等微觀問題的深刻洞見；既有對新聞傳播學術脈絡的耙梳與承繼，亦有對研究方法創新、研究範式融合與中層理論深化的自覺與追求；既有在全球視野中審視中國新聞傳播學科本土化發展與學術鼎新的眼光與氣度，亦有置身新媒體技術前沿辨識錯綜複雜社會現象與媒介化邏輯，慎思跨界域傳播問題的理性與想象力；既彰顯了認識論的高度，又現示了方法論的精度。其中，許多原創性成果已然在學界、業界產生反響，被《新華文摘》《社會科學文摘》、人大複印資料等廣泛轉載，若干論文分別獲得教育部人文社科優秀成果獎、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獎、重慶市哲學社會科學成果獎、重慶新聞獎等殊榮，對中國新聞傳播學的發生、發展和演進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一、學科哲學：“元問題”意識與“元理論”延拓
殷傑在“社會科學哲學譯叢”總序中指出：“社會科學是以現象及人的群體行為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其所從事的是對人類社會進行的理性的、系統的研究；而社會科學哲學則是對社會科學的邏輯、方法和說明模式進行研究的學科，並以社會科學實踐的理性重建為基本旨趣。”[2]新聞傳播學科的創設與發展，離不開社會需求的召喚、專業教育的開展、實踐探索的耕拓、學術共同體的建立，但更為重要的是從社會科學哲學高度對該學科領域的邊界及基本問題進行釐定，包括對其歷史脈絡、核心關切、邏輯框架、知識系譜、方法論體系及研究範式的闡明。
在論文集中，不難發現董天策教授在學科哲學向度的努力和積澱：《理性審視新聞學與傳播學的關係》《試論新聞傳播學術創新》《新聞傳播理論深化與創新的方法論路徑》《新聞傳播研究的問題意識與學術追求》《新聞傳播學術創新應回歸學術研究的基本路徑》等篇章雖相互獨立，卻共同指向新聞傳播學科建構與發展的關節點，耕耘於“元問題”意識的鋪設與“元理論”的延拓，回應新聞傳播學應該關注什麼樣的問題、建構什麼樣的理論等學科奠基性命題。他試圖從學理層面釐清新聞學、傳播學、新聞傳播學等學科基本範疇的內涵、外延、關係，並聚焦部分核心問題——比如新聞的定義、客觀性原則與真實性原則、作為中國特色新聞傳播範式的民生新聞等，且將學術創新視為推動學科高質量發展和知識增長的源動力。立足國內實際，他將新聞傳播學的“研究套路”總結為政策闡釋型、經驗總結型，體系建構式、歷史描述式、問題探討式、對策建議式、媒介批評式七種類型，並將歷史描述式、體系建構式、問題探討式、媒介批評式視為“學術創新”的典範。相比學科知識地圖的勾勒，他更看中面向“問題”的學術創新，因為“學科和知識的增長永遠始於問題，終於問題”[3]，符合學科進步的內在規律。他將問題意識理解為“研究者對認識對象不輕信、不盲從，自覺抱持一種分析、質疑、批判而弄清問題、探索真知、創新理論的思維方式和心理狀態”[4]，並鼓勵新聞傳播研究瞄準真問題、大問題、新問題——“對問題的現實環境要有透徹的把握”“對問題的理論脈絡要有清楚的認識”“對問題的研究要有獨立思考，有真知灼見”[5]——從某種意義來說，這也是對新聞傳播研究“元問題”的錨定和解析。同時，基於羅伯特·莫頓、理查德·羅蒂、喬納森·卡勒等人的思想，他將這種問題意識的方向設定為“中層理論”的創新，認為中國新聞傳播學研究的主要任務應該是遵循研究傳統且以問題為導向的原創性中層理論創新，標化了以智識生產為內核的學術創新方向及學科發展路徑，對於年輕的中國新聞傳播學和參差不齊的新聞傳播學術研究而言，這也可以視作一種學術道路的廓清，具有理念牽引和方法論示範作用。
二、重申現實：時代議題與本土立場
黃旦教授在為《奇云：媒介即存有》所作的推薦序中說：“英尼斯所謂的傳播時間或空間偏向，也就是媒介對時間和空間的撬動。‘中間位置’——‘媒介’——就這樣為人與物、天空與海洋提供‘中間’而成其為‘中間’；天、地、人、物則是以錨點——‘媒介’的方式——相遇、聚集、環繞，一起成其所是。”[6]在這裡，媒介被理解為某種“中間位置”，其作用是錨定一些具象化的“環境”，如器皿一般將周遭的事物環聚為“景觀星座”。這也從另一個向度提示我們，媒介研究的邏輯前提是將問題還原到具體的、歷史的、關係的場景中去，錨定那些時間、空間和權力的關係網絡，確定那些可供觀測、研究和反思的“中間位置”及其作用機制。
董天策教授的《提要探微：新聞傳播理論縱橫》亦體現了這樣一種“重申現實”的努力——重申的是全球-本土融合框架下的現實，也是歷史-發展接續下的現實，更是技術-文化-社會變遷下的現實。這是他的學術觀照方向，更是他身體力行的研究方略——將研究問題根植於時代語境、技術前沿和中國場景之中，反對空泛的、脫離實踐的“治學之術”、批判無學無問的“弄學之道”。共鳴於黃旦、孫瑋、潘忠黨等學者，董天策教授指出：“在傳播格局的歷史性巨變中：哪些傳統的新聞傳播理論需要修正；哪些傳統的新聞傳播觀念需要更新；傳統媒體與新興媒體如何融合；媒體新聞與公民新聞如何建構合理的新聞生態；相應於全新的媒介現實，應如何建構新型的公共領域；新聞傳播學科應當如何轉型或重建；諸如此類，都是當前新聞傳播研究需要回答的理論問題。”[7]
也正因為如此，他跟隨中國社會文化發展的主潮和中國新聞傳播本土學術問題的浮現，追蹤了新聞定義之問、真實性與客觀性之辨、虛假新聞生產之鏡、新聞策劃之用等重要論題，提出從信息角度界定新聞[8]；真實性是“意識”和“物質”的關係在新聞報道領域的體現，客觀性是“主體”和“客體”的關係在新聞報道領域的體現[9]；新聞生產是一種社會過程，包括若干不可或缺的要素及其相互間的制約/影響關係，而這種制約/影響關係又是與具體的社會歷史條件聯繫在一起的，所有這一切便構成了新聞生產的社會場域……新聞生產過程中的各種要素及其相互關係與權力實踐變得日益複雜，虛假新聞的產生機制也隨之而變得日益複雜[10]；作為一種新聞傳播範式，民生新聞的獨特內涵體現於題材選擇上的民生內容、報道立場上的平民視角、價值取向上的民本意識、報道方式上的民眾話語[11]；新聞策劃應該區分為“新聞事件策劃”與“新聞報道策劃”[12]等等具有啟發意義的觀點；還剖解了算法新聞的倫理困境、網絡新聞的價值取向變化、媒介融合生態與進路等網絡與新媒體語境誘發的新問題、新現象……以此回應紮根於中國傳媒實踐最前沿的理論探索。因為，新聞傳播理論始終是一種實踐的理論，一種行動的理論，其目標不止於描摹清晰的理論脈絡、圖繪豐滿的知識系譜，更在於總結、反思並指導相應的表意實踐和社會實踐。
三、公共性：審視網絡輿論的新視角
《提要探微：新聞傳播理論縱橫》一書中最引人深思的應該是有關“網絡公共事件”的一組文章。根據雷躍捷等學者的觀點，數字技術作為底層邏輯建構起一個人人連接的去中心化關係空間，個體意見在群體互動和集體行為中顯現為某種規模力量，即“無組織的組織力量”，網絡輿論便是這種力量的典型範例。[13]而網絡公共事件正是管窺網絡輿論場和這種“無組織的組織力量”及其基本特徵的重要楔口。正如董天策教授所言：“從信息渠道和社會參與的角度看，網絡論壇、新聞跟帖、博客、微博、網絡社區、乃至人肉搜索，都是網絡公共性或網絡公共領域的載體形式或表達空間。網絡公共性或網絡公共領域，一定要通過網民圍繞某種特定的議題或問題展開理性的討論，形成某種輿論，對社會的公共事務或網民的公共利益有所助益，才能彰顯出來。在此意義上，網絡公共事件就是當代中國網絡公共性或網絡公共領域的集中體現”。[14]
隨着孫志剛事件、華南虎事件、郭美美事件、雲南躲貓貓事件、山東大學伴讀事件等掀起的輿論風波層出不窮，網絡賦權背景下的輿論場重構、群體極化、情感演化、危機處理、社會治理等問題也逐漸進入研究者們的視野。但初期研究中的概念混亂、指義不明、泛化分析多少影響了學術對話的有效延展、理論工作的順利演進，“新媒體事件”“網絡群體性事件”“網絡事件”“網絡輿情事件”“網絡熱點事件”等概念的混用折射了不同學科背景、不同學術立場、不同關注焦點、不同分析語境在這一現象和問題領域的匯聚與交鋒。
董天策教授較早地參與到這場激烈的討論和辯爭當中，並試圖對此種現象進行更科學的命名、更精確的界定和更嚴謹的把握。首先，他對“網絡群體性事件”的研究脈絡、主要議題、研究方法、學術視角進行了詳細的耙梳，認為此概念是我國政治體制、傳媒生態、社會歷史和網絡發展的特殊性造就的，初期反映了基於國家安全、社會治理立場的否定與批判思維，爾後調用了西方集體行動的理論資源，研究遂趨於客觀。其次，他在中國新聞實踐與公共關係實踐的雙重視域下回溯了“媒體事件”和“假事件”的理論淵源及其在中國的演化及使用，基此對邱林川、陳韜文等提出的“新媒體事件”概念進行了學理層面的辨析，主張以“網絡公共事件”替而代之，以區別於戴揚和卡茨提出的對重大歷史事件進行儀式化傳播的“媒體事件”，以及公關實踐與理論針對自身特點使用的作為宣傳策略的“媒體事件”，彰顯其作為網絡民主政治論域的底色。再次，他對“網絡公共事件”之“公共性”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分析，認為“網絡公共事件”的本質特徵即是“公共性”：“其一，事件涉及公共事務或公共利益，無論直接與間接，事件本身都具有公共性；其二，網民積极參与對該事件的言說與討論，形成網絡公眾與網絡公共輿論；其三，事件的展開過程主要是公共輿論過程，也可能發生相應的集體行動，最終以事件的妥善解決為結束。”[15]因此，從危機管理視角切入，旨在探討如何通過監測、防範、控制、應對、處置、引導等措施解決危機的“網絡群體性事件”概念是有失科學性與準確性的，偏移了網絡輿論聚集行為內在的公共性特徵，難以在更重要的公共領域抑或傳媒公共性學術脈絡當中激發理論活力與現實關注。此外，他還基於57個認同度較高的個案，對社會化媒體在網絡公共事件發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進行了闡釋，指出社會化媒體不僅可以作為網絡公共性事件的消息來源，還有可能引發大規模的評論、討論和轉發熱潮，甚至凝聚動員力量，使線上輿情轉化為線下行動。
可以說，董天策教授圍繞“網絡公共事件”概念的闡明和理論框架的建構，不僅體現了對網絡輿論聚集行為內在的本質和特徵的把握，矯正了“新媒體事件”概念對“媒體事件”概念的簡單挪用，突破了“網絡群體性事件”的預設價值與行政導向，彰顯了一種客觀、中立的學術研究姿態；同時也打開了互聯網時代公共輿論、政治參與與傳媒公共性理論探索的新空間。
項目來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智媒發展中的新異化風險及治理策略研究”（21bxw064），“西南大學創新研究2035先導計劃”（swupilotplan021）
作者簡介：劉丹凌，西南大學新聞傳媒學院教授、博導、新聞系主任，西南大學形象傳播與區域文化創新研究院院長，重慶英才·名家名師，巴渝青年學者。
參考文獻：
[1] 董天策：《提要探微：新聞傳播理論縱橫》，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22年，前言第1頁。
[2] 〔英〕威廉姆·奧斯維特：《新社會科學哲學：實在論、解釋學和批判理論》，殷傑等譯，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總序第i頁。
[3] 〔英〕卡爾·波普爾：《猜想與反駁——科學知識的增長》，傅紀重等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 年，第 318 頁。
[4] 董天策：《提要探微：新聞傳播理論縱橫》，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24頁。
[5] 董天策：《提要探微：新聞傳播理論縱橫》，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23-24頁。
[6] 〔美〕約翰·杜海姆·彼得斯：《奇云：媒介即存有》，鄧建國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21 年，推薦序第5頁。
[7] 董天策：《提要探微：新聞傳播理論縱橫》，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35頁。
[8] 董天策：《提要探微：新聞傳播理論縱橫》，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64頁。
[9] 董天策：《提要探微：新聞傳播理論縱橫》，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83頁。
[10] 董天策：《提要探微：新聞傳播理論縱橫》，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88頁。
[11] 董天策：《提要探微：新聞傳播理論縱橫》，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98-100頁。
[12] 董天策：《提要探微：新聞傳播理論縱橫》，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130頁。
[13] 雷躍捷、白欣蔓：《“凝視、消費與建構”——“流調”引髮網絡輿論之“無阻止的組織力量”考察》，《國際新聞界》，2022 年第 11 期，第 61 頁。
[14] 董天策：《提要探微：新聞傳播理論縱橫》，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249頁。
[15] 董天策：《提要探微：新聞傳播理論縱橫》，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22年，第19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