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荊淮僑
《中國科學報》記者 李芸
發現全新物種,並由自己命名,絕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而發現的背後,是抽絲剝繭的細緻工作:既要在漫山遍野找蛛絲馬跡,又要在實驗室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條”,最終發現新物種的“真相”。
而中科院武漢植物園副研究員李新偉就是山野間的“大偵探福爾摩斯”,他和合作者一道,從2010年至今,先後發現了16個新物種。
2018年,李新偉在雲南昭通五寨村進行野外調查。
李新偉等在2020年發表的盛蘭鳳仙花。
湖北羽葉報春 武漢植物園供圖
發現新物種是個體力活
早上7點多,是許多鳥類覓食的時間。
李新偉收拾裝備,為上山做準備。
“從事植物學分類研究,出野外是家常便飯。高峰時期,一年有一半以上的時間都在山上跑。”李新偉說。
李新偉主要在湖北的山林間活動。
早上8點,他在當地村民的帶領下上山,開始一天的工作。
“只有真正上山,才知道什麼是山路十八彎。即使是自己曾發現的新種,有精確經緯度的GPS點,遇到起霧下雨,也可能找不到。因此,當地嚮導十分重要。”李新偉說,通常他要到天黑才下山。
一天9到10個小時的戶外工作,登山裝備顯得更加重要。在他的雙肩包里,相機、標本夾、放大鏡等裝備都是常規配置。
“上山的裝備要盡量輕,但整個包總重量還是10斤起步。因為要預留空間攜帶淡水,一般要帶2瓶,像雲南那種濕熱環境就要翻倍。”20多年的植物分類學經驗,讓李新偉積累了不少野外生存技巧。
在他看來,在野外工作體能要先跟上。
“爬1000米的山,相當於爬300層的高樓。”李新偉表示,山路上的石頭很滑,荊棘也很多。
通常一天最遠可以走25到30公里山路,但體力消耗不是平時散步可比的。
在山上,穿越竹林是他最痛苦的時候。
“山上的竹林很茂密,又悶熱。走山路容易出汗,竹葉落在身上很癢,又不能打赤膊。”而這種情況,在鄂西、重慶周邊的考察中,再尋常不過。
趕路是為了更好的發現。一天的工作中,拍照、數據採集、壓制標本等都是重頭戲。
如何在複雜的環境下,發現植物與眾不同的特徵,格外考驗眼力。
“有些物種很好辨認,比如盛蘭鳳仙花。第一次見到的那株有3米多高。株型和莖稈的顏色和已知的物種都不同,辨認起來就相對容易些。”2020年,李新偉發表了在湖北竹溪發現的新物種盛蘭鳳仙花,是目前我國鳳仙花屬植株最高大的一種。
但更多時候,發現新物種的蛛絲馬跡需要明察秋毫。
有時為了取得可靠、完整的形態、物候、生態數據,需要反覆進山觀察採集,並進行栽培試驗,周期長達十幾年。
今年,李新偉發表的新物種是反卷雪膽。而第一次見到這株植物,是在2010年的湖北十堰。
“每一種植物都有其獨特的美,這讓我對植物始終充滿好奇,並希望深入探索和研究。”談及能發現新物種的原因,李新偉如是說。
高頻“上新”見證生物多樣性
“在普通人眼中,可能就是一棵草。但在植物學裡,這些新物種代表着生物多樣性的豐富。”
李新偉表示,如果不能欣賞每種植物身上獨特的美,可能很難去做好保護工作。
近年來,隨着全社會保護意識的增強,以保護區、國家公園等為代表的就地保護和以植物園為代表的遷地保護相輔相成,體系更加完善。
目前,中國的遷地保護植物大約有2.4萬餘種。
植物多樣性受威脅的程度在不斷降低,越來越多的瀕危植物得到了有效保護。
一些過去被認為消失的物種,再度現身。
小勾兒茶是1907年英國植物學家威爾遜在湖北興山首次發現的,此後近百年再未有人發現過,曾一度被認為已經滅絕。
2001年,武漢植物園研究員江明喜在湖北五峰重新發現此種。
“這些發現的背後,不僅豐富了中國的植物圖譜,而且從側面反映出生態環境的變化。”李新偉說,現在出野外,最常見的動物是野豬。
有幾次,他還與野豬有過近距離接觸,“其實小野豬是非常漂亮的,身上有花紋”。
除此之外,在科考中,與鬣羚、斑羚、黃喉貂擦肩而過的經歷不少。
“經常是一個黑影從林子里躥出來,羚牛、林麝以前都很難見到,現在都比較常見了。”他說。
野生動物多了,科考工作也需要格外小心。
“以前黑熊見到人類就跑,因為被打獵打怕了。現在,我們見到黑熊會離得遠遠的,擔心遭到攻擊。”在李新偉看來,這些都說明近年來對綠水青山的重視讓生態得到了恢復。
“在野外調查植物時,見到許多鳥。現在能叫出幾種常見的鳥的名字,比如紅嘴藍鵲、白鷳、角雉。”
李新偉表示,生態環境變好的同時,人們的環保意識也越來越強。現在,野外科考都會與當地的保護區聯合開展,“大家都希望摸清家底,科研人員的工作開展起來也更加方便”。
“發現新物種,只是很多工作的開始。”李新偉表示,如今,人們不僅注重珍稀植物的保護,還注重珍稀植物的繁殖,擴繁更多的後代,再幫助其重新回歸山林,擴大野外種群數量。
未來,除了對疑似新類群保持關注,李新偉還將深入了解植物種類、習性、分布、生存狀態、用途,以及繁殖栽培養護技術等,通過植物保育與展示,提高公眾植物保護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