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終決定退出赴日癌症診療服務。在這裡向那麼多信任我並向我諮詢赴日醫療的朋友們打個招呼，不好意思。
我接觸過不少晚期癌症患者，也見證了跨境醫療的複雜性。這份工作做了幾年，我發現自己逐漸失去了內心的平靜，儘管它帶來一些收入，也曾讓我覺得有臨床支持的價值。可漸漸我發現，心理健康的重要性遠超經濟回報或理想主義，尤其當回報有限時——坦白說，收入也非常一般。
最初，我認為協助患者赴日診療是個有意義的橋樑。日本的醫療體系在癌症管理上有其獨到之處，許多國內治療效果欠佳的患者因此前往。我負責與日方醫療機構溝通、評估患者病歷與影像資料、協助制定診療方案，看着他們帶着希望出發，確實感到一絲專業上的成就感。然而，實際情況遠比預期複雜。尋求赴日治療的患者多為晚期病例，預後普遍較差，常將日本視為最後的機會。然而問題就在這裡：一旦臨床結局不盡如人意，家屬的失望、患者的無言、診療過程中的不可控or急轉直下，會對我的情緒健康產生嚴重衝擊。
雖然前段時間大s之死讓很多國內sns平台上無知無畏、敢於點評一切的網友們興奮迷醉於一種錯覺里，那就是彷彿大s那樣子在中國就會結局更美好（具體就不多展開了因為較真起來的話實在是沒完沒了），然而實際上、現實中，日本確實在一些癌症治療的上整體更加領先，雖然領先並非如很多人主觀以為的那樣，是因為硬件設備設施更加先進。譬如，一些高發癌症，尤其是消化系統癌症的5年生存率顯著高於國內（結直腸癌超70%vs中國的約50%），得益於內鏡和pet-ct篩查的普及，微創手術如vats的更成熟應用，以及免疫檢查點抑製劑如納武利尤單抗的早期獲批和廣泛使用等等，在我眼裡，更重要的是相當規範嚴謹的多學科團隊（mdt）協作的成果→在這個領域，國內粗糙很多，無數普羅大眾至今都以為所謂癌症治療只要主刀開刀的那個牛逼就行這一嚴重誤解，很大程度上恰恰能夠歸因於國內mdt發展程度之弱。真正好的癌症治療絕非某個外科醫生的孤膽英雄行動，而是涉及多領域共同協作的團隊成果，這裡甚至關聯到牙科→當我將我大姨治療進展期食道癌之前在牙科那裡為癌症根治手術接受的預處理講述給我在國內的朋友時，身為牙醫的她也震撼了。
可問題是即便如此，這些技術優勢對佔比相當不低的晚期病例改善有限，患者和家屬的期望與現實間的落差讓我感到沉重。每一次協調，我都覺得自己在參與一場高風險的試錯、在風雪中走鋼絲。這種無力感，逐漸累積。
所以很多時候，這份工作的心理負擔並非來自患者本身，而是背後各種情緒的綜合影響。哪怕我並不直接參与治療本身，這種旁觀者的角色也難以完全隔絕影響。bmj期刊早有討論提示，癌症患者的心理狀態常常會通過日常交互波及傳染給家屬和醫護人員（bmj supportive & palliative care），我當然也會時常感受到微妙的情緒負荷，以至於偶爾在夜間會因此失眠。
有時候，情況會更加糟糕。畢竟會想到去日本就醫的癌症患者，更傾向於病情嚴重，其中就有不少原發不明癌（cup），這個狀態更加挑戰，讓我更深刻地體會到自己的無力。所謂cup，是指原發灶在廣泛檢查後仍無法確定的轉移性癌症，說人話就是：你都不知道自己的癌是從哪裡來的。根據美國md anderson癌症中心的數據，其占癌症病例的2-5%，中位生存期通常僅數月至一年，預後極差。診斷上，很多時候即使動用ct、pet-ct或分子檢測，原發灶定位仍常無果。因此在心理層面，cup患者的重壓更加窒息，有研究提示40%的cup患者存在臨床相關抑鬱癥狀，顯著高於一般癌症，他們常被諸如病因何在？生存幾何？為什麼是我？等問題困擾並執念與之，細思令人心碎。
最近有一位來自國內北方某省的cup患者的溝通尤為觸動我，無法忘卻、難以釋懷。他找到我，願意支付高額費用赴日卻並非希望獲得治療，只求獲得一個明確診斷→他的癌，究竟源自自己身上的哪個地方。他對我說，無他，我只是不想死得不明不白。這是他自然流露的心聲，也是我決定退出的最後一根稻草。他並非首位cup案例，但他所懷的那種我完全能夠感同身受地理解的執念，讓我體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我當然可以協助他前往日本，但我無法保證確診。我不願意看他帶着希望來，懷着深深的遺憾離開。到這裡，我意識到這份工作的心理成本已經超出了我願意承受的範圍。
所以，我決定退出。我已經45了，心理健康壓倒一切，平靜寧和的日常生活體驗比情懷堅持更重要。但這並不妨礙我未來有機會繼續聊聊國外就醫的話題，聊起來的時候也會更加放鬆，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