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布賴恩·黑爾、瓦妮莎·伍茲
來源：機械工業出版社圖書《友者生存：與人為善的進化力量》
前言
我們的人生價值
不在於
我們征服了多少敵人，
而在於
我們交了多少朋友，
這就是我們生存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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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適者生存到友者生存
合作是我們作為一個物種生存的關鍵，因為它增加了我們的進化適合度。但在有些時候，“適合度”成了身體適合度的同義詞。個中邏輯是，在野外，你體格越大，越願意戰鬥，別的動物就越不會招惹你，你就會變得越成功。你可以壟斷最好的食物，找到最具吸引力的配偶，擁有最多的後代。按理說，沒有哪個關於人性的民間理論造成的傷害或者說是錯誤比“適者生存”更大。在過去的一個半世紀里，它一直是社會運動、企業重組和自由市場極端觀點的基礎。它被用於論證廢除政府，判定一群人是劣等人，然後對由此引發的殘酷行徑進行辯護。然而對達爾文和現代生物學家來說，“適者生存”的所指非常特定——生存並留下可生育的後代的能力。它的含義不會超出這個範圍。
在 1869年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第五版出版前後，強者和狠人將生存下去而弱者會滅亡的觀點已經在人們的集體意識中得到鞏固，於是他在書中寫道，作為“自然選擇”一詞的替代，“‘適者生存’更準確，而且有時兩者同等好用”。
達爾文一直對他在自然界觀察到的友善和合作現象印象深刻，他寫道：“那些包含最多最具同情心的成員的群體，最是興旺，會養育數量最多的後代。”他和許多追隨他的生物學家都記錄了，在進化遊戲中獲勝的理想方式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友善度，從而使合作蓬勃開展。
存在於大眾想象中的“適者生存”的觀念可以變成一種可怕的生存策略。研究表明，成為最大、最強壯、最卑鄙的動物會使你終生承受應激。社會應激會消耗你身體的能量預算，削弱你的免疫系統，減少你的後代數量。攻擊性也是有代價的，因為打鬥會增加你受傷甚至死亡的概率。這種適合度能換來最高地位，但也可以讓你的生活變得“骯髒、野蠻和短暫”。友善度可以大致定義為某種有意或無意的合作，或對他者的積極行為。友善度之所以在自然界非常普遍，是因為它極具威力。在人與人之間，它可以簡單到接近某人並希望進行社交互動，也可以複雜到為了合作達成一個共同的目標而讀懂別人的心思。
友善度是一種古老的策略。多少億年前，線粒體是自由漂浮着的細菌，直到它們進入更大的細胞中。線粒體和更大的細胞聯合起來，成為動物體內為細胞功能提供動力的電池。你的微生物組使你的身體能夠消化食物、製造維生素和發育器官，它是微生物和你的身體之間以類似的互利夥伴關係發展而成的結果。有花植物比大多數植物出現得晚，但它們與授粉昆蟲的互利關係讓它們進化得非常成功，現在正主導着地表的景觀。螞蟻的總重量據估計相當於地球上所有其他陸地動物的1/5，它們可以形成由多達5000萬個個體組成的超個體，並作為一個社會單位運行。
每年我都考驗我的學生用進化論來解決這個世界的問題。在本書中，我們給自己提出了同樣的挑戰。這是一本關於友善度以及它如何成為一種有利的進化策略的書。這是一本了解動物的書——其中狗扮演着主角，因為這樣可以讓我們更好地了解自己。這本書也是對我們友善度的反面——對那些不是我們朋友的人表現出殘忍的能力——的探索。如果我們能對這種雙重性質的進化有所了解，我們就能找到強有力的新方法來解決各種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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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人是最友善的人類
我們傾向於認為進化是一個創世故事。很久以前發生了一件什麼事，然後以線性方式繼續下去。然而進化並不是一條生命形式朝着“完美”智人發展的有序路線。許多物種都比我們人類更成功。它們比我們多活了上千萬年，並帶來了今天仍然活着的許多其他物種。
自從我們在600萬～900萬年前從與倭黑猩猩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中分離出來後，我們自己的世系進化在人屬中產生了幾十個不同的物種。有化石和 DNA 證據表明，在智人存在的約20萬～30萬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我們至少與其他4個人類物種共享地球。其中一些人類的大腦與我們的大腦一樣大，或者更大。如果腦容量是成功的主要條件，這些其他人類應該能夠像我們一樣生存壯大。事實恰恰相反，他們的人口相對稀少，他們的技術儘管與非人類物種相比值得讚歎，但仍然很受限，而且在某個時間點上，他們全都滅絕了。
即使我們是唯一擁有大腦袋的人類，我們仍然必須解釋，為什麼我們在化石記錄中的出現與我們人口和文化的爆炸之間至少存在15萬年的時間差。儘管在我們進化的早期就已經顯現出將我們與其他人類區分開來的身體特徵，但從我們出現在非洲後的至少10萬年里，我們的文化仍然未臻成熟。
如果在10萬年前，你要為哪個人類物種會成為最後的勝者設定賠率，我們不會是一個明顯的贏家。更有可能獲勝的競爭者是直立人，他們早在180萬年前就離開非洲，成為地球上分布最廣泛的物種。直立人是探險家、生存者和戰士。他們殖民了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區，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學會了控制火，用於取暖、自衛和烹飪。
10萬年前，我們仍在使用出現時間比我們還要早上150萬年，由直立人發明的手斧。遺傳學證據表明，我們的人口可能已經減少到接近滅絕的程度。直立人可能認為我們只是更新世的又一個朝生暮死的新事物。
時間快進到7.5萬年前。直立人仍然存在，但他們的技術沒有什麼進步，你可能猜測尼安德特人會成功取代他們。尼安德特人的大腦和我們一樣大，或者更大。他們和我們一樣高，但是更重，而且他們的大部分額外體重來自肌肉。尼安德特人在冰期處於統治地位。雖然確切地說是雜食，但他們傾向於食肉，這意味着他們必須是熟練的獵人。他們的主要武器是一種又長又沉的矛，意在近距離刺入動物的身體。食肉動物通常獵殺比自己體型小的動物。尼安德特人則在冰期獵殺了每一種大型食草動物。
尼安德特人遠遠不是只會咕噥的穴居人。我們與他們共享一個FOXP2基因的變體，該基因被認為是負責說話所需的精細運動的。他們埋葬死者，照顧傷病員，用顏料塗抹自己，用貝殼、羽毛和骨頭製成的飾品打扮自己。到他們的時代結束時，他們擁有的許多工具與我們所使用的相同。
當智人第一次遇到尼安德特人時，尼安德特人的人口是有史以來最多的。因為他們適應寒冷，在我們面對即將到來的冰期而逃離歐洲時，他們取代了我們。如果在7.5萬年前，你要賭誰能在未來幾千年不確定的氣候中生存下來，尼安德特人會是一個很好的下注對象。
然而，到了5萬年前，局勢開始轉向對我們有利。阿舍利手斧已經為所有人類物種服務了100多萬年，而我們開發出了一個複雜得多的工具箱。通過改進尼安德特人的木製刺矛，我們開發了投射武器，比如投矛器。我們製造了武器的尖頭、雕鑿用的工具、切割用的刀刃和穿孔用的鑽頭。我們有骨制的魚叉、捕魚用的網和陷阱，以及捕鳥和小型哺乳動物的套子。尼安德特人即使狩獵能力再高超，也不過是中等水平的食肉動物。我們憑着自己的新技術成為終極捕食者，在很大程度上免於被其他物種捕食。
我們勇敢地走出非洲，迅速擴展到歐亞大陸。我們甚至可能在數千年里就到達了澳大利亞。這種艱辛的穿越需要為無限期的旅程計劃和打包食物，並帶上工具用於修復不可預見的損毀和獲取不熟悉的食物，以及解決未來預計會遇到的問題，比如在海上補給飲用水。早期的水手必須能夠進行深入的交流，這使得一些人類學家做出假設，認為在這個時期，人類已經有了非常成熟的語言。
到了2.5萬年前，很明顯我們已經是贏家。我們不再像游牧者那樣遊盪，而是與數百人生活在更加固定的營地中。我們吃得很好，有研磨和搗碎食物的工具，使我們能夠加工和處理那些本來不能食用、甚至有毒的食物。
我們有了用細骨針縫製成的真正的衣服，而不再只披着或鬆散系著毛皮。貼身的冬裝意味着我們能夠更好地抵禦寒冷，而不必像尼安德特人那樣進化出耗費熱量的身體。這樣的裝備讓我們即使在寒冷的冰期也能一路向北推進，最終走到美洲，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完成這趟旅程的人類物種。
但這一時期的顯著特點不僅僅是武器和生活條件的升級。正是在這一時期，我們開始留下獨特的認知形式的證據，特別是我們不斷擴大的社會網絡。用貝殼製成的珠寶在內陸幾百公里處被發現，這意味着這些沒有實用價值的物品要麼值得從遠處運來，要麼是從我們最早的貿易路線上的其他人那裡獲得的。
這就是行為上的現代性：我們的外表和行為都像現代人。我們的文化和技術突然變得比任何其他人類的都要強大和先進。這是怎麼做到的？我們發生了什麼變化，這些變化又為什麼只發生在我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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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度的正反面
讓我們能夠在其他人類走向滅絕之際發展壯大的，是一種認知上的超能力：一種名為合作性交流的特定類型的友善度。我們是與其他人（即使是陌生人）合作的專家。我們可以與素不相識的人就一個共同的目標進行交流，併合作達成這個目標。正如你所預料的，黑猩猩的認知能力在很多方面都與人類一樣複雜。然而，儘管黑猩猩和我們非常相似，它們卻很難理解交流是為了幫助它們達成一個共同的目標。這意味着，儘管黑猩猩很聰明，但它們幾乎沒有能力使它們相互間的行為同步，對不同角色進行協調，傳遞它們的創新成果，甚至無法做出除了一些基本請求之外的交流。我們在會走路或說話之前就發展好了所有這些技能，它們是通往複雜的社會和文化世界的入口。它們使我們能夠將我們的思想插入他人的思想中，繼承歷代積累下來的知識。它們是包括複雜語言在內的所有形式的文化和學習的基礎，正是這些有文化的人類的密集群體發明了高級的技術。
我一開始研究動物時，非常專註於社會性競爭，以至於我從未想過動物乃至我們自己的交流或友善度可能對認知進化很重要。我認為操縱或欺騙技能的提高可以解釋動物的進化適合度。但我發現，僅僅變得更聰明是不夠的。情緒在我們發現有價值、有吸引力、令人痛苦或令人厭惡的事物方面發揮着巨大的作用。我們對解決某些問題的偏好與我們的計算能力一樣，在塑造我們的認知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那些最為複雜的社會認識、記憶和策略，只有跟同他人合作交流的能力進行配對之後，才會促進創新。
這種友善度是通過自我馴化進化而來的。
馴化不僅僅是人類選擇哪種動物用於繁殖這一人工選擇的結果，它也是自然選擇的結果。在後一種情況下，選擇的壓力在於友善度，對同類或者其他物種的友善度。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自我馴化。自我馴化給了我們在其他人類走向滅絕之際延續下去所需的友善優勢。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在我們自己身上，在狗身上，以及在我們最親近的表親倭黑猩猩身上看到了這一點。本書主要講述了將我們三個物種聯繫在一起的科學發現，並幫助我們了解我們是如何成為我們的。
隨着人類變得更加友善，我們能夠生活在100人或更多人的大群中。即使沒有更大的大腦，我們更大的且協調性更好的群體也很容易勝過其他人類物種。我們對他人的體察使我們能夠以越來越複雜的方式進行合作和交流，使我們的文化能力上了一個新台階。我們可以比其他任何人更迅速地創新並分享這些創新。其他人類物種可沒戲。
然而我們的友善度也有黑暗的一面。當我們感到我們所愛的群體受到別的社會群體威脅時，我們能夠從我們的心理網絡中除掉這個威脅群體，我們會將他們非人化。原本該有的共情和同情，現在都消失了。我們如果不能與有威脅的外人共情，就不會把他們看作人類同胞，就會變得能實施最殘忍的行徑。我們既是地球上最寬容的物種，也是地球上最無情的物種。
本書講述的自我馴化的假說不僅僅是另一個創世故事。它是一個強大的工具，可以抑制我們非人化他人的傾向。它是一個警告和提醒：為了生存和發展，我們需要擴展誰屬於我們的定義。
作者簡介：
布賴恩·黑爾（Brian Hare）杜克大學演化人類學系和認知神經科學中心教授。
瓦妮莎·伍茲（Vanessa Woods）杜克大學犬類認知中心研究科學家。
撰稿人：布賴恩·黑爾、瓦妮莎·伍茲
責任編輯：王錚
審核人：李雙雷
《友者生存：與人為善的進化力量》
作者：[美]布賴恩·黑爾（Brian Hare） [美]瓦妮莎·伍茲（Vanessa Woods）
一個有力的進化新假說，一部鮮為人知的人類簡史，重新理解“適者生存”，割裂時代中的一劑良藥。橫跨心理學、人類學、生物學等多領域的科普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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