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年末，北京進入到抗擊新冠疫情最慘烈的肉搏階段，12月21日驚悉劉蔭柏老師仙逝！後經輾轉得知，他病故的準確日期是12月12日，12月20日已然下葬。
雖然劉蔭柏老師年屆八旬，健康狀況一直良好，前幾年接受採訪時還被稱作“聲若洪鐘”，所以總覺得他還年輕，有的是機會去看望，去向他當面道一聲謝！
沒想到突然被新冠病毒擊倒，一夜間天人永隔，道謝的念頭只有抱憾了！
沉痛的懷念將思緒帶回到35年前。1987年，我從北京大學中文系古文獻專業本科畢業，來到中國藝術研究院戲曲研究所工作，時年不滿22周歲，成了所里最年輕的工作人員。所里安排我進入古代戲曲史研究室工作，給研究室主任傅曉航先生做助手，協助他編纂《中國近代戲曲論著總目》。歷時三年，我跟隨傅先生，憑藉著刀耕火種般的手工勞作，完成了對近代戲曲研究資料的普查，最終於1994年編成出版了百萬餘字的《中國近代戲曲論著總目》。
古代史研究室還有劉蔭柏、孫崇濤、吳書蔭、張傑、張樹英等幾位老師。在他們眼裡，我就是一個小學生。研究人員都是不用坐班的，只需要每周一兩次到所里集中交流工作。我雖然是新人，因為跟上了傅曉航先生做課題，古代史又沒有獨立的辦公室，所以我一進所就開始享受不坐班待遇。這幾位老師在學術上各有研究專長，性格也各具特色，特別是劉蔭柏老師，更是特立獨行。
劉蔭柏老師1982年從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部戲曲系碩士畢業後，即留在戲曲研究所古代戲曲史研究室工作。他是1941年生人，年資屬於我的父輩，但在婚姻大事上卻後知後覺，成了研究院公知的大難題。我剛到所里的時候，他依然單身，據說他擇偶標準很高，自嘲一聯曰：“我看得上的人往往看不上我，看得上我的人我往往看不上她！”直到五十歲才與現在的夫人喜結良緣。1992年，我女兒出生的那一年，戲研所共有五位同事生了女兒，被譽為戲研所“五朵金花”，劉老師的女兒也是“五朵金花”之一，與我女兒同齡。見面聊孩子，是此後挺長時間裡的重要話題，自有一種親切感。他是一位慈祥的父親，對孩子的事總是親力親為，常常可以見到大手牽小手，接送上幼兒園。
在學術研究上，劉蔭柏老師毫無疑問是元雜劇專家，有多部專著，但當年我就聽他說過對《西遊記》等古典小說、當代武俠小說更有興趣，還親自執筆寫作武俠小說，這方面的成果絕不比元雜劇研究遜色。他本人在回憶錄中說，他的戲曲研究主要集中在1982至1991年這十年間，此前和其後的時間，他更多地用力於歷史、文學、政治、民俗、宗教等領域，以及魯迅、兵書、《易經》等專學。他身在戲曲研究的全國最高學府，卻不求聞達於戲曲學界，淡泊名利，從心所欲。
在某些方面，劉蔭柏老師也會謹小慎微。由於家學的影響，他通曉“《易》學”，有掌陰陽、辨五行之能，但在20世紀80、90年代卻不能公開宣講，只能獨自默默地研修。我也有朋友鑽研“《易》學”，我看的是一知半解，聽聞劉老師懂“《易》學”後一直想找機會請教他，他每次都是連連擺手拒絕說“不能講，不能講”！後來得知，到晚年時，他終於開講《易經》專題，應當是真正放下包袱、從心所欲了。只可惜，我那時無緣去聽講。
對我而言，劉蔭柏老師是一位仁厚長者，也是我的恩師之一。
我進入戲研所工作的時候，作為職場新人，對各級職稱的名目、門檻、標準等等問題都不是很明白，似乎第一年是實習期，第二年轉正即為初級職稱，不需經過評審，五年之後即有資格參評中級職稱，算下來應當是1993年的事。在1992年剛休完產假時正好趕上這一年評職稱，當時有老師鼓動說我因為跟着傅先生做了那個課題，又寫過兩篇小文章，評中級沒問題，於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就報了，沒注意其實是提早了一年。我的原則是，報不報是我的事，評不評得上是別人的事，我只管把自己的事做好就是了。
那年，劉蔭柏老師已經是戲研所學術委員會委員、職稱評審委員。在職稱評審會結束後，我看見劉老師似乎很生氣。他用手指點着我說：“評職稱這事，不能太老實，你應該提前去找找那誰誰。”我面露難色地表示自己太不擅長求人，同時又有點犯壞地反問了劉老師一句：“劉老師，如果是您，您去找嗎？”當時劉老師不由得退後兩步盯着我看了兩眼，似乎想重新認識我一番，重重點了點頭，表示讚賞，眼神里除了慣見的寬厚以外，多了幾分尊重。
其實，自從有了女兒，為女兒防病治病，也有機緣巧合，我迷上了傳統中醫學，平時把很多時間和精力用來研習中醫理論，也跟着師傅去實踐，所以對評職稱的事並沒有過多地上心去追求。這段時間裡我這種對戲曲研究的遊離狀態，跟劉老師似乎有一拼。
1994年，我再次申報中級職稱，評審會召開之日在所辦公室候審。臨近中午的時候，就見沈達人先生和劉蔭柏老師說說笑笑地走進辦公室。我趕緊站起來準備聽結果。達人先生推舉劉老師做代表，笑容可掬地對我說：“今年評審職稱增加了一條新規定，就是走一個答辯的流程。我跟達人老師被選為答辯委員，來對你進行現場提問。其實知道你對這個沒有提前準備，我們也不提什麼問題了，就隨便交流交流吧。”然後就進行了一場簡短而輕鬆的聊天兒，放過了一臉懵地不知道什麼叫答辯的我！二位先生那親切和藹的笑容，從那一刻起，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腦海里。
中級職稱評過之後的某一天，在所里遇到劉蔭柏老師。他很認真地對我說：“有一個事，山西師大黃竹三老師那邊要編一套《六十種曲評註》，找我幫他們做。你也知道，我現在興趣不在這兒，就不做了。我想，你需要！如果你想做，我就推薦你參加。”那時我還從來沒有獨立地做過一本書，心裡沒底，很猶豫。劉老師看出來了，從我的專業出發給了我一番鼓勵，然後說：“考慮到你是第一次做劇本整理，我幫你選一種比較短的。”於是，在劉老師的鞭策下，《鸞鎞記評註》出爐了。《六十種曲評註》在出版那年評上了中國圖書獎，《鸞鎞記評註》評上了中國藝術研究院優秀成果獎，在日後申報研究員職稱時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一點，無論是劉老師還是我自己，都是始料未及的。
2001年，劉蔭柏老師退休了，由於興趣廣泛所致，很少再參加戲研所的活動，見面的機會越來越少。2021年，我也退休了，本想疫情結束後多去拜望恩師，品茗話舊。沒想到，變故發生的這樣突然！
蔭柏老師，您的溘然長逝令我心痛不已，點滴記憶瞬間凝固在2022年12月12日！
劉蔭柏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