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影響個人立場？基於公司框架的貿易觀點研究｜國政學人

公司影響個人立場？基於公司框架的貿易觀點研究

作者：Haillie Na-Kyung Leea，首爾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系副教授；Yu-Ming Liou，維基媒體基金會研究員。

來源：Haillie Na-Kyung Leea and Yu-Ming Liou, “Where You Work Is Where You Stand: A Firm-Based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rade Opinio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6, No.3, 2022, pp.713-740.

導讀

什麼決定了貿易自由化的公眾支持程度？以往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普遍通過個人技能水平、部門或職業等方面關注開放程度對就業的影響。而最新的貿易經濟學研究表明，個人的僱傭公司特點也可能影響他們對貿易政策的態度。通過使用未充分開發的調查數據，並將貿易觀點與2008年日本綜合社會調查的僱主生產力衡量標準相結合，本文證明即使將技能水平、部門和職業特徵考慮在內，

來自生產力更高、全球化程度更高的公司的員工也比生產力相對低下、以國內為導向的公司更傾向於支持貿易自由化

。此外，本文發現文獻中描述的這些特徵受到全球化企業就業的制約。最後，本文發現全球化企業僱傭的影響受到員工在企業內相對地位的制約，長期僱員和經理這類更有可能從公司發展中受益的人，具有最支持貿易自由化的偏好。這些發現表明，經濟利益對個人政策偏好的影響比以前的認知更為微妙。

理論

對國際政治經濟中個人貿易偏好的研究主要集中於利用經濟開放的勞動力市場效應來解釋偏好的變化，預測個人將根據開放對其工資和/或工作保障的實際或預期影響形成貿易政策偏好。而最近的貿易經濟學研究表明，日益複雜的全球經濟形勢促生了一個基於企業生產率異質性（heterogeneity）的貿易偏好新分支。這一“新新貿易理論”認為，考慮到跨境經濟活動所需的高額固定成本，只有生產能力最強的企業才能參與出口、進口或外國直接投資並從中受益。事實證明，企業生產力先於參與出口或外國投資存在，而非由其產生。因此，經濟自由化允許生產能力強的企業增加其市場份額，降低投入成本，但使生產性較弱、以國內為導向的企業面臨進口競爭，從而導致利潤率下降和可能的市場退出。與經濟學研究一致，近期的政治學研究也表明，企業對經濟自由化的偏好和政治活動因生產力而異。

基於此，本文擴展了先前貿易觀點研究提出的邏輯（Hiscox, 2001），即勞動力流動的障礙會產生政治後果性的貿易偏好分歧，認為公司構成了一個重要的額外維度，將相對的贏家和輸家從貿易中分離出來。

為什麼員工對貿易開放的偏好與僱主的偏好趨同？首先，生產率較高（較低）的公司的員工可以在自由化過程中實現工資增長（削減）和工作保障增加（降低）。即使開放對就業的平均影響是負面的，生產率更高的公司的員工受到的影響也相對較小。此外，勞動力經濟學的研究表明，即使在獲得新的就業機會後，被大規模裁員（例如，由於進口競爭）所取代的工人，無論是否在同一行業，也會遭受短期和長期收入損失。考慮到裁員對福利的持續負面影響，本文預計員工對保住現有工作特別感興趣。

此外，作者討論了這一結論存在選擇性偏差的可能。僱主生產力對僱員對貿易開放偏好的任何明顯影響，都可能只是僱員和僱主之間基於生產力匹配的既定過程的產物：生產效率較高（較低）的僱員往往為生產效率較高（較低）的僱主工作。但作者同時指出，大量研究通過描述導致勞動摩擦的兩種交易成本，表明企業生產力對員工偏好的影響具有重要作用。首先，員工開發公司特有的人力資本。雖然一般形式的人力資本很容易在企業之間轉移，但企業特定的人力資本（其中大部分是專有的，依賴於專利或商標）對其他僱主的生產力較低。其次，企業經歷勞動力流動也會承受巨大的成本損失。這些摩擦的後果是一個不完全競爭的勞動力市場：具有類似生產力的個人受雇於不同生產力的公司，從而在具有相同內在生產力的個人之間產生工資差異。因此，由於公司租金/利潤共享，高生產率公司的員工可能獲得高於其固有邊際生產率的工資。

本文着重於通過租金分擔機制（rent-sharing mechanism）解釋企業層面的生產率如何影響個人的貿易偏好，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政治的最新研究以及大量組織心理學文獻也表明企業可以通過其他渠道影響員工的偏好和政治行為，這將是未來可能的研究方向。

實證檢驗與證據

1.核心假設

本文基於理論框架提出三項主要假設：

H1：與競爭力較弱的公司相比，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公司的員工更傾向於貿易開放。

H2：個人的經濟屬性（如技能水平、行業或職業）與行業意見之間的關聯將由僱主競爭力來調節。

H3：僱主競爭力的影響取決於員工對僱主利益的認同程度。那些更有可能從僱主盈利能力的提高中獲益的人，對貿易開放的支持程度也有了系統性的提高。

2.數據選擇

評估異質企業生產率對員工貿易偏好的影響需要結合個人偏好和僱主特徵的數據。本文選取2008年日本一般社會調查（JGSS）中一個基本未使用的模塊，用于衡量對全球化的態度。調查包括受訪者僱主的所有權特徵、規模和經濟活動的數據，以及就業市場不安全和更廣泛的社會和政治態度的衡量標準。該樣本具有全國代表性，包括受訪者的就業部門：受訪者在製造業和服務業工作的比例分別為28%和67%，基本契合世界銀行同年公布的20%和70%。

3.實證結果

本文使用JGSS數據通過普通最小二乘（OLS）回歸對假設進行評估。與預期一致，本文發現，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公司的員工更偏好貿易開放，也更有可能支持特定行業、技能水平或任務常規性和離岸外包水平內的貿易開放。除此之外，企業特徵與員工貿易偏好的關係受到相對地位的調節。全球化企業的員工（例如，管理人員）更直接地從企業成功中受益，他們尤為支持自由貿易。

圖1 假設1：實質效果比較

為了便於解釋回歸結果，圖1對實質性影響進行了比較。全球化僱主對保護的影響（全球化僱主和國內僱主的保護預測值的差異，如圖1a所示）與大學畢業生（圖1b）和弱勢行業（圖1c）的影響程度大致相當。

圖2 假設2：受僱主類型制約的經濟屬性的影響

圖2a表明，部門的影響取決於全球化的企業就業。儘管與相對優勢行業的員工相比，相對劣勢行業的國內公司員工更可能支持貿易限制，但在比較優勢和相對劣勢行業類別中，全球化公司的員工比國內公司的員工更不可能支持保護主義。此外，本文沒有觀察到在相對優勢和劣勢行業工作的全球化公司的員工在支持保護主義方面存在任何顯著差異，這表明就業部門對貿易意見的影響可能集中在國內公司的員工身上。

圖2b表明，技能水平對貿易意見的影響取決於僱主類型：受雇於全球化公司的大學畢業生比受雇於國內企業的大學畢業生更不可能支持保護，而受雇於全球化企業的非大學生也比受雇於本國企業的非畢業生更不支持保護。

圖2c和圖2d顯示了任務常規性（即執行任務需要的創造力和自發性）與離岸外包能力間相互作用對觀察到的保護水平的實質性影響。對於所有離岸外包能力級別的任務常規性變量而言，全球化企業員工對自由貿易的支持程度高於國內企業員工。隨着離岸外包能力的增加，國內公司的員工持有越來越多的保護主義觀點。然而，離岸外包能力的同等增長對全球化公司員工對保護的支持沒有任何（甚至是負面）影響。這與H2一致：個人的經濟屬性（例如，技能水平、行業或職業）與行業意見之間的關聯將由僱主競爭力調節。然而，與預期相反，常規性的增加（離岸外包的平均水平）對國內和全球化公司員工的保護主義觀點沒有任何影響，儘管後者的員工在每一個任務常規性級別上都不太支持保護主義。

圖3 假設3：公司內部變化

圖3中的結果表明，全球化企業就業效應取決於員工在企業中的相對地位。在全球化的公司中，相對的“贏家”，即那些更可能從僱主的成功中獲益的人（例如，永久僱員和經理），明顯不太支持進口限制；而相對的“輸家”，即那些不太可能分享僱主成功的人，則表達了與國內公司員工相似的偏好。經理人對貿易的大力支持不太可能是勞動力市場相對流動性提高的產物，原因有二：從理論角度上看，高技能或更高地位的員工更有可能發展公司特定的技能，從而減少公司間的流動性。從實證角度上看，在JGSS數據中，大學畢業生和非大學畢業生在任何特定年齡段的工作年限幾乎相同，而管理人員的工作年限明顯長於非管理人員。

結論

通過分析2008年JGSS的數據，本文表明，即使考慮了技能水平、部門和職業特徵，僱主生產力在塑造個人對全球化的態度方面也發揮着重要作用。鑒於就業對大多數人生活的重要性，員工的經濟利益往往與僱主的利益一致。同時，進入全球市場的高壁壘意味着只有更具生產力和競爭力的公司才能參與全球化的經濟活動。因此，生產力更高的公司（更有可能在全球競爭）的員工比國內公司的員工更傾向於自由貿易。這可能是因為全球化公司的員工希望從僱主的成功中受益，無論是以繼續就業的形式，還是通過租金分攤提高工資的形式。這些研究結果對我們理解全球化問題上國內衝突的可能來源具有重要意義，因為生產能力更強的公司從事更多的跨國經濟活動，導致與國內公司的利益分歧越來越大。此外，本文擴展了這一邏輯，以確定企業內部的相對贏家和輸家。通過各種措施，本文發現，與地位較低的員工相比，全球化公司中地位較高者總體而言更反對保護主義。

此外，以公司為中心的政策偏好理解框架對其他經濟問題領域的政策結果具有重要影響。僱主特徵可能會越來越重要地預測貿易以外的一些問題上的社會分歧，包括外國直接投資、財政和貨幣政策、勞工和衛生條例、環境政策以及移民和邊境管制。對於這一問題的未來研究將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企業層面的特徵是如何影響微觀層面的政治行為的，以及它們可能比其他經濟、政治和心理因素更具影響力的條件。同時，本文的研究結果仍需更多的實證研究來檢驗其外部效度，以及自2008年以來經濟和政治環境的變化是否改變了僱主生產率對個人貿易意見的影響。再次，考慮到心理學和美國政治方面的重要研究已經提出了僱主可能影響員工貿易偏好的替代機制，未來的研究也可以着眼於確定和測試這些機制的具體影響，這將有助於更全面地了解企業（作為僱主）如何以及何時影響貿易政治。最後，本文為學界提供了建立新的普遍化的個人對經濟全球化的態度模型的機會，用以擴展在全球勞動力、商品、服務和投資市場不斷變化的現實下勞動力市場壁壘的現有理論框架。

詞彙積累

異質性

heterogeneity

租金分擔機制

rent-sharing mechanism

譯者：穆若彤，國政學人編譯員，中國人民大學PPE專業，研究興趣為國際政治經濟學與全球治理。

校對 | 胡可怡

審核 | 李源

排版 | 張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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