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高粱》劇照
當電影《紅高梁》紅遍神州大地之時；當鞏俐的劇照掛滿大街小巷之時，人們都說是張藝謀用高梁酒，從國外換回了象徵中國電影闖開國門、走向世界的大獎盃。
然而，在進入美國商業發行網中的中國影片中，如此優秀的《紅高梁》卻只是名列第二位。雄居魁首的正是美國專門發行藝術影片的紐約客電影公司，從中國購買的《湘女瀟瀟》。
《湘女瀟瀟》劇照
該公司總裁丹尼爾·塔伯特曾說過：“我並不因為它是中國電影而買下它，而是這部電影本身非常美麗動人，表現了一個很新的主題，角色的發展也很深刻，擁有一部好影片必備的要素。”
此外在1988年法國法國蒙坡里埃電影節上，《湘女瀟瀟》以其對人性的深入開掘和獨特的認識價值，榮獲“金熊貓”獎。
《湘女瀟瀟》劇照
同年在西班牙聖塞巴斯提安電影節上又榮獲“唐吉柯德”獎，多年後的1993年更是拿下了第一屆“生力杯”人道主義電影獎的“人道主義精神優秀影片”獎。
《湘女瀟瀟》這部影片的成功，自然與導演密不可分。那麼這位手捧“金熊貓”的人是誰？而他又為什麼能捧上“金熊貓”？
小延河的誕生，創造不凡的未來
每一個炎黃子孫都忘不了，“中國1941—1942”這特殊的年代。
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勢力，對陝甘寧革命根據地，實行了野蠻的軍事與經濟封鎖，使革命的火苗處於岌岌可危的關頭。
但在血與火中站立起來的抗日革命軍民，又怎會在這樣的磨難前低下頭，於是他們在陝北開展了舉世聞名的大生產運動。
每一顆心都在激烈地跳動、抗爭；每一雙手都在奮力撕碎黑暗，創造光明。
大生產運動
在這艱難的歲月中，在這片荒涼的土地上，謝老和這位母親，不僅播下了革命的種子，也播下了一顆生命的“種子”。隨着革命的星火燎原，那個小生命也在這溫暖中漸漸長大。
當時，擔任陝甘寧邊區參議會副議長的謝覺哉及其夫人王定國，都是大生產運動中的積極宣傳者、勞動者。
王定國是一位勤勞的母親，開荒、紡織、餵豬樣樣走在前頭。毛主席曾親筆為她寫下“再接再勵”的條幅，並號召大家向她學習。
左邊：王定國
1942年8月的一天晚上，剛從墾荒地上回到窯洞的王定國就開始發燒，人們見狀急忙把她抬向醫院，但沒等人們走進醫院，一個小生命就在延河邊上向世界發出了第一聲啼哭。
而這一聲猶如黎明前的雄雞迎接光明到來一般的啼哭，似乎預示着革命勝利的曙光，也宣告着這個小生命的不平凡。
謝飛
虛弱的母親看着自己的親生骨肉，臉上的疲倦都融化為了笑意，為了紀念這不同尋常的出生，她給這個小生命取了小名叫“延河”。
而這位“小延河”就是1988年手捧“金熊貓”的人——謝飛。
1942年的那個夜晚，謝飛出生了，然而陝北高原的風沙和冰雪、革命根據地的窮困和戰爭，時時威脅着小謝飛孱弱的生命，但幸好有一位勤勞慈祥的母親和一位高大深情的父親在護佑着他。
每當風霜侵襲小謝飛時，母親就到外面挖來沙子和土鹽，把它炒熱，裝在布袋裡，然後放到他的身旁，以保持小生命的正常體溫。
每次小謝飛生病時，父親也總會在一旁悉心照顧。就這樣，小謝飛在母親和父親的溫暖中，喝着延安的小米湯慢慢地成長着。
可即便有父母的愛，在那艱難困苦的年代裡，小謝飛仍舊得不到什麼營養。
他瘦弱文靜，常常默默地坐在一旁看母親紡線，或獨自一人到延河邊上玩石子，用小草棍在地上畫畫。父母一直擔心他的身體，卻無能為力找到哪怕一點增加營養的東西。
一次，陳賡大將打了勝仗回來後，不知從哪弄來了嬰兒的奶粉，他親自帶人送了一些給小謝飛後，和辛苦勞累的母親打了個招呼就又帶着人離開了。
有了這些奶粉，小謝飛才算是有了一點珍貴的食品。
但幼小的謝飛，在生活上不僅受營養短缺所困，還要跟着父母轉戰南北。有一次，為躲避敵人的進攻，母親抱着他擠上了一列火車。
當時，敵人的飛機正在進行轟炸，火車只得躲進一條剛剛建成不久的隧道里。儘管隧道承受住了敵軍的攻擊但隧道裡面已是煙霧瀰漫，悶熱至極，剛剛得了肺病的謝飛差點窒息在火車上。
小謝飛的成長是困難的，他曾幾次瀕臨生命的邊緣，但都被父母和其他關心小謝飛的人一起救了回來。正是因為這些溫暖與呵護，謝飛才能平安長大。隨着時間緩緩流逝，勝利近在眼前，美好的生活也不在遙遠。
在一次部隊轉移中，謝飛和父母住在一位農民家裡。那位農民的妻子一胎生了三個孩子，卻無奶，無糧，無任何營養品，謝覺看見狀悄悄告訴妻子，將小謝飛的奶粉送一些給那位農民的孩子。
父母的行為，被小謝飛默默地看在眼裡。後來，當他們要離開那位農民家時，那位農民的妻子連夜做了一雙鞋，含着淚送給了小謝飛。
後來小謝飛穿着那雙新鞋，和父母一起走到了北京。但他永遠也忘不了哺育過他生命的延河水，永遠忘不了陝北人民質樸的感情。
被眾人溫暖的謝飛，心中也裝着一團熾熱，他想要回報、想要感恩、想要宣洩心中的熱烈。
到達北京後，謝飛進了八一小學。每個星期日，他都要把別的孩子組織起來，演唱《兄妹開荒》等節目。
有時，謝老看見孩子們天真活潑的樣子，心裡由衷地高興，為孩子們的演出熱烈鼓掌。當他們演出結束後，謝老就把孩子們召集起來，先要他們彙報一周的學習情況，然後向孩子們講一些愛國愛民的故事，以及怎樣學知識、怎樣做一個品德高尚的人的道理。
孩子們就靜靜地圍坐在謝老身旁聆聽着。
藝術的光，飛入謝飛腦海中
1963年，謝老的雜文集《不惑集》問世。這時，謝飛20歲了，他能品味父親的文章：那是一位老革命家精神世界的真實寫照。
謝飛尊敬父親，崇拜父親。至今，他還完完整整地珍藏着父親當年送給他的《不惑集》。
翻開這本書的扉頁，上面寫着：
“小小的，圓圓的！”
拾這個，丟那個，最後撿塊長方石。
做啥用呢？
他（指謝飛——筆者注）說：“可以寫字，還可以打核桃吃！
否定之否定，好看不如有用。
一九四五年十月看飛飛（時年三歲）在延水邊拾石子做的。
今寫以勉勵飛飛。
父
一九六二年十月
語言雖平淡，字裡行間卻浸透着一位偉大父親對兒子的殷切厚愛和希望。
三十年的風風雨雨過去了，人們還可以在謝飛的精神寶庫中，讀到一張極其普通的紙條！
定定、飛飛、列列、七七、培新：
一、你們回家要幫助婆婆煮飯，炒菜、餵雞兔、收拾屋子、不要坐着不動。
二、星期天照常習字二小時，要對樊老太太尊敬，留她吃中飯。
三、要愛惜毛筆，寫後用水洗一下。高高來要他替你們每人買一個鋼筆筒。
四、照顧亞霞。
五、每周檢查一次房子（今天樓上暖氣漏水已修好）。
六、保持安靜清潔。
父留
十二月二十六日
在這裡，一位資深望重的老革命家那崇高的精神品格躍然紙上。他雖身居高位、日理萬機，卻不忘教誨子女熱愛勞動、刻苦學習、尊敬師長、艱苦樸素、關心他人、追求美好。
這對後來謝飛良好的品德修養的形成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謝飛初中畢業後，考入北京四中。三年的高中生活，他不但在學業上取得了優異成績，還閱讀了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學名著。在生動活潑的課外活動中，他的性格逐漸開朗起來，對藝術的熱愛和追求也更加強烈。
當五四青年節到來時，謝飛和其他同學一起自編自導自演了大型話劇《火燒趙家樓》，在全校會演中獲得第一。
謝飛在劇中扮演一個蔣介石手下的少校。從此以後，謝飛對戲劇藝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每周星期天都要去聽一些藝術講座，也從不放過對人藝和青藝排演的每一齣戲劇的觀看。
後來，他們還排演人藝的新戲《蔡文姬》，謝飛以文靜的氣質，在劇中扮演主角蔡文姬。不久，他們又排演《關漢卿》，謝飛扮演劇作家王實甫。
幾多風雨，幾多追求，藝術的光芒照耀着謝飛的心靈。
一切為了好劇本
當謝飛的許多同學都考上北大、清華等一些名牌大學時，謝飛卻毫不猶豫地走進了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的教室。
謝老尊重兒子的選擇，謝飛感激父親的理解。他開始全面系統地學習文藝理論和導演的專業知識與技能，為他以後手捧“金熊貓”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65年，謝飛畢業。他沒有多少功名利祿的奢望，沒有躋身於被眾人羨慕的大導演行列，卻被留校擔任教學和導演工作。
偉大的父母之愛，可以養育一個兒子的一半生命，而對於一個藝術家來說，藝術是他的另一半生命。
正當謝飛駕着藝術之船向藝術的大海揚帆起航時，狂風怒號，濁浪滔天，紅色風暴席捲神州大地的每一個角落，謝飛和他的藝術之舟，被擱在歷史的沙灘上。
謝飛怎麼也沒想到，他的藝術之舟一擱就是十年。
十年，吞噬青春的十年！十年，毀滅藝術生命的十年！
當謝飛恍然驚起而長嗟之時，已是1975年的深秋了。
惡夢醒來，他仰天長嘯，壯懷激烈。
惡夢醒來，他要尋回屬於自己的藝術生命之舟。
身材修長、面黃肌瘦的謝飛，敲響上海一家編輯部的門，他要在那裡尋找到一部可以改成電影劇本的作品。
他找到了《高高的苗嶺》。
他雖然沒有能夠立即將這部作品搬上銀幕，但卻使一個不平凡的人從絕望中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原來《高高的苗嶺》的作者是從上海到貴州插隊的一個知識青年，叫葉辛。謝飛對這個名字很陌生，但他卻深深地記在了心頭。
謝飛用了整整兩天時間抄完《高高的苗嶺》這部書稿後，就來到葉辛所住的沙鍋寨，決定將這部書稿改成文學劇本。
而正身處逆境的葉辛對謝飛的到來，如茫茫沙漠中的旅人，突然見到了一片綠洲。
葉辛由於出身不好，苦苦寫作的稿子不能發表，插隊六年，他認認真真地干，雖得到貧下中農的好評，可回城的名額總是與他無緣。當謝飛來到沙鍋寨時，葉辛正孤獨地呆在一間欲倒未倒的茅屋裡。
雪中送炭的喜悅，使葉辛很快寫出了幾萬字的劇本。
正當二人額手相慶之時，謝飛萬萬沒想到，一份北京急電催他速回。因為蓋有大紅公章的文件已經擺在北京電影學院組織委的辦公桌上，控告謝飛喪失階級立場，搜羅“牛鬼蛇神”。
花朵剛剛萌芽，就遇凄風苦雨。
希望剛剛閃現，就遭刀劈斧削。
葉辛，茫茫然，企圖輕生絕望。反觀謝飛，他同樣茫然無措，但卻十分沉着鎮靜。
因為謝飛知道，這是腐朽的“血統論”在中國的醜惡表演，但這種表演不會太長。他喜愛葉辛身處逆境而奮力抗爭的精神，並對葉辛的才華充滿信心。謝飛以兄長般的純情，與葉辛徹底暢談，使葉辛即將枯萎的藝術之花，又漸漸復活甦生。
兩年後，由《高高的苗嶺》改成的電影劇本《火蛙》，終於在共和國新生的第一個春天上演。葉辛從此走上了文壇，成為全國著名的作家，並擔任貴州省作協副主席。
歷史走過了一段痛苦的歷程。年輕的藝術家在痛定思痛。
1979年，謝飛參加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紀念“五四”運動60周年演出大會。
在會上，他聆聽了由數百名參加過五四運動、一二·九運動、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老同志組成的“老學生合唱團”演唱的《畢業歌》、《跌倒算什麼》、《五月的解花》等歌曲。這引起了謝飛對自己青春歲月的回憶，激發他重新奪回浪費了的生命。
就在這時，他看到留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勞動了整整7年的知青潘淵亮所寫的劇本《我們的田野》。
劇作抒發了一代青年對美好理想和幸福生活的追求，以及歷經浩劫後對理想的執着信念。這使謝飛產生強烈的共鳴。他滿懷激情地參加了編劇工作，然後三次去北大荒體驗生活，前後用三年時間完成了這部影片的獨立執導。
電影放映後，立即引起了一代青年的深思和熱烈歡迎。大量信件紛紛飛向他的身邊，使這位藝術家感受到藝術的強大魅力。
1979年後的中國影壇，出現了生機勃勃的局面。各種學術觀點的提出、各種探索影片的上演、外國優秀影片的湧入，給中國電影灌注了新鮮血液。
由於秉承父親的優良品質，謝飛並不自私，他把他苦苦研究的成果，毫無保留地教給了自己的學生，聞名全國的中青年影視導演田壯壯、陸小雅、黃建新、尤小剛等都曾受過謝飛的悉心指教。
在中國影協1983年底舉辦的“當代蘇聯電影與蘇聯文學”學術討論會上，謝飛提出：“優秀的電影藝術家必須同時是嚴肅的思想家”。
他呼籲中青年同仁們“下決心走電影作家的道路，要像作家使用自來水筆那樣，自如地運用電影語言，抒寫自己對社會人生的深刻見解。”
正是在這種先鋒性的理論指導下，他完成了《湘女瀟瀟》，捧回了“金熊貓”。
馬年之初，他又攜帶影片《本命年》赴第40屆西柏林電影節參賽，捧回了一尊表彰他“傑出個人成就”的銀熊獎盃。
這部《本命年》，被評論界認為是“新時期富於探索精神的電影走向成熟的一種表現”。
無視高官厚祿，一心只為電影
然而，集導演、教師、官員於一身的謝飛討厭對過去的炫耀，他重視自我更新，重視從年輕人身上吸取藝術銳氣。
他愛學生、愛青年、愛他的電影學院。他赴美講學期間用積蓄的外匯補貼為學院購買了200多部國外不同時期不同流派的影片資料，以豐富學院教學內容。
他還考察了美國19個城市的大學電影教育狀況，回國後，提出了一個包括電影教育、教學、電影生產、審查以及建立電影明星制度在內的一整套改革方案。
或許是藝術之神眷顧，將這位喝延安小米湯長大的謝飛，推到了崇高的境界。
或許是電影之神青睞，將這位穿着陝北農民送來的布鞋，而走向新中國的謝飛，推向了藝術的頂峰。
這位革命家的後代，本該擁有高官厚祿，但他毅然辭去了電影學院副院長的職務，以一位普通教師的身份站在神聖的講堂上。
難怪著名作家劉恆在一篇短文中寫道：
斯文和優雅是高貴的品質，在官員和市民身上都難得見到……在大眾心目中，學者是斯文而優雅的人物。謝飛正是這種人。
文丨左途
編輯丨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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