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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普京去探望一位生病的老人。這位老人，預感到自己大限將至，就緊緊握着普京的手，語重心長地說出了自己的遺言：“俄羅斯應該走中國道路。”
普京
普京雖然沒有給這位老人明確的答覆，但也被這位在生命垂危時刻仍心系俄羅斯未來的老人感動地流下了淚水。
這位老人就是蘇聯最後一位元帥亞佐夫。
有勇有謀成將軍，寬嚴相濟重改革
亞佐夫1923年11月生於鄂木斯克州亞佐夫村。亞佐夫出生時，家裡就已經非常貧困，但至少還能勉強維持；而到了他11歲那年，父親突然因病去世，家裡一下就沒有了頂樑柱。
亞佐夫只能輟學回家，農忙時割草、打穀，農閑時做郵遞員，掙錢貼補家用，以減輕母親的負擔。
亞佐夫
1941年，德國入侵蘇聯，剛滿17歲的亞佐夫就響應號召參加了蘇聯紅軍，從此開始了他漫長的戎馬生涯。
參軍之後，亞佐夫被編在第483步兵團，因作戰勇敢很快就被提拔為排長，但排里的老兵並不服氣，總是叫他“毛孩子”。
1942年，483團奉命在列寧格勒附近的沃爾霍夫地區阻擊德軍。剛開始時，戰鬥異常順利，蘇軍很快就將德軍趕出了第一道塹壕。但就在他們放鬆警惕的時候，德軍突然發動反衝擊。就在毫無防備的蘇軍節節敗退，眼看就要喪失陣地的時候，亞佐夫挺身而出，帶領全排打退了敵人的進攻，扭轉了戰局。
亞佐夫
在這場戰鬥中，亞佐夫以無畏的勇氣、堅強的意志和高超的指揮能力贏得了大家的尊重和信賴，從此大家再也不叫他“毛孩子”了，而是尊敬地稱他“中尉同志”。
團長也稱他“作戰勇敢，有首創精神”，很快就將他提拔為連長。
亞佐夫不僅作戰勇敢，而且善於學習。
1942年底，蘇軍頒布新步兵戰鬥條令。當大家還在討論條令內容時，亞佐夫就已經能夠背誦全文，更重要的是，亞佐夫並不是機械背誦，還懂得融會貫通，靈活運用，從而受到了全團上下的交口稱讚。
亞佐夫
衛國戰爭結束後，亞佐夫先是被選入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後又到總參謀部軍事學院進修。
1967年，亞佐夫從總參軍事學院畢業後，直接被提拔為後貝加爾地區守備師上校師長。
此後，亞佐夫進入仕途上升的快車道，僅用了十年時間，就成為上將，並做上了遠東軍區司令員的高位。
亞佐夫治軍講究寬嚴相濟。一方面他對部屬要求非常嚴格。他不但會親自審查部隊的訓練計劃、演習方案，有時還會親自操作示範。
他也會向下屬領導幹部提問有關條令、技術準備等細節問題，下屬一旦回答不上來，就會受到他的嚴厲批評。
亞佐夫
另一方面，他又對士兵非常愛護。不但時刻關心他們的生活，也理解體諒他們的苦楚，經常為他們排憂解難。
在他的治理下，把軍營的軟硬件條件有了極大的改善，官兵及家屬的子女就學等問題也得到了很好的解決。
所以每到一處，亞佐夫總能得到官兵們的愛戴。
此外，發跡於蘇聯舊體制的亞佐夫對現有軍事體制並不滿意，是軍中公認的改革派。
早在1978年，亞佐夫就在《紅星報》上發表文章，直指蘇軍指揮員培養體系的弊端。
亞佐夫
同時，他還列出了他所認為的指揮員應該具有的七種素質，即主動性、創造性、革新精神、競爭意識、同士兵保持良好的關係、紀律性和“對決定承擔責任”。
此後他又多次發表文章，談到要使軍事要適應科技革命；軍事訓練中要採取革新措施等等。
為救蘇聯起政變，憐憫百姓終撤軍
1985年，戈爾巴喬夫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
甫一上台，他就提出了所謂的“加速政策”，試圖通過調整社會主義經濟管理形式、改革黨政官僚機構等方式來加速蘇聯社會經濟的發展。
但蘇軍高層卻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方案始終缺乏熱情，戈爾巴喬夫因此動起了改組軍隊領導機構的打算。
1986年7月，戈爾巴喬夫去遠東軍區視察，第一次見到了亞佐夫。
戈爾巴喬夫
在這之前，他就已經看過亞佐夫的文章，也通過亞佐夫文章中流露的思想，十分肯定地認為亞佐夫就是他要找的同盟者。
在這次視察中，他又找亞佐夫進行了多次私下會談，果然如他所料，亞佐夫非常支持他的改革方針，這時他就有了提拔亞佐夫當國防部長的打算，但卻一直缺少一個免去現任國防部長索科洛夫的合理理由。
很快，這個理由就自己送上了門。
1987年5月，一名叫魯斯特的聯邦德國青年，竟突發奇想，駕駛着一架小飛機，穿越了號稱“世界上最嚴密”的蘇聯防空網，安全降落在了莫斯科紅場，而蘇聯軍方對此竟然毫不知情。
戈爾巴喬夫勃然大怒，趁機免除了時任索科洛夫的職務，並跳過一眾資深副部長，直接任命亞佐夫為國防部長。
德國飛機降落紅場
亞佐夫被任命為國防部長後，按照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思路，在消除軍隊浪費和腐化現象、提高軍隊總體效率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戈爾巴喬夫對他也很滿意，所以就在1990年授予了他元帥軍銜。但轉過年來，蘇聯就解了體。亞佐夫因此成為了蘇聯最後一位元帥。
亞佐夫被戈爾巴喬夫授予元帥，既是兩人合作的頂點，也是兩人合作的終點，此後亞佐夫和戈爾巴喬夫的分歧越來越大。
先是在從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撤軍問題上，當時亞佐夫提出的方案是四到五年內完成撤軍。
但戈爾巴喬夫卻在沒有知會國防部的情況下，私自與匈牙利達成了在一年之內完成撤軍的協議，這讓亞佐夫的國防部十分被動，對安置回撤官兵工作造成了極大的困難。
亞佐夫
後來在加盟共和國的獨立運動中，軍隊受到了嚴重的攻擊和屈辱，軍隊的武器裝備也被大量偷搶，許多共和國內甚至出現了地方武裝。
亞佐夫多要求戈爾巴喬夫採取必要措施，但戈爾巴喬夫的反應卻總令亞佐夫失望。
1991年7月，戈爾巴喬夫背着中央各權力機構與葉利欽及其他共和國談判，商定於8月20前簽訂新的聯盟條約。
新條約不僅將改變聯盟的性質，使蘇聯徹底瓦解，也使包括亞佐夫在內的一大批高級官員的政治生涯面臨威脅，所以以亞納耶夫為首一些政府官員就醞釀採取措施，來阻止蘇聯解體和國家崩潰。
1991年8月4日，趁戈爾巴喬夫到克里米亞福羅斯休假之機，他們在莫斯科環形路上的一處秘密設施集會，商討對策。
最終大家一致決定，在新聯盟條約簽訂之前必須在全國實行緊急狀態。
亞佐夫也參加了這次集會，並被委任為專家小組組長，負責分析國內局勢，預測居民對實行緊急狀態的可能反應，並制定出實行緊急狀態的措施。很快，他們就制定了緊急狀態方案。
蘇聯高層合影
起初他們並沒有想取代戈爾巴喬夫，但當他們找到戈爾巴喬夫，試圖勸說他簽下“緊急狀態”命令時，卻遭到了戈爾巴喬夫的強烈拒絕，騎虎難下的他們就軟禁了戈爾巴喬夫。
這樣一來，他們就沒有任何退路了。
於是，在8月19日凌晨4時，副總統亞納耶夫就簽署了由他臨時代行蘇聯總統職務的命令和實行緊急狀態的命令。
命令規定，自8月19 日凌展4時開始，在蘇聯部分地區實行緊急狀態。隨後，亞佐夫根據亞納耶夫的指示，向莫斯科軍區司令加里寧上將下達了調塔曼摩托化師和康捷米爾坦克師進莫斯科的命令。
一時間，四千六百多名士兵、三百多輛坦克、二百七十多輛步兵戰車、一百五十多輛裝甲車和四百三十多輛汽車集體開赴莫斯科。
俄羅斯裝甲車
但就是在這一天，亞佐夫第一次對“新領導人”感到了失望。
為了籌劃這次行動，亞佐夫徹夜未眠，但使他驚訝的是，已宣布成為國家首腦的亞納耶夫和總理帕夫洛夫不但中午過後才去上班，而且還都微帶醉意。
下午五時舉行新聞發布會時，亞納耶夫和帕夫洛夫明顯底氣不足，甚至還緊張得雙手發抖，亞佐夫這時已意識到，國家交與他們手中，會更沒有希望。
當天中午，不久前當選俄羅斯總統的葉利欽也聽說政變消息。
他趕緊趕到俄羅斯議會大廈門前，爬上塔曼師的一輛坦克，向周圍群眾宣讀了著名的第59號令：
“凡是以所謂緊急狀態委員會名義作出的決定均屬非法，在俄羅斯聯邦的領土上無效”，並呼籲廣大群眾“起來捍衛民主、法律及人民選出來的政權機關”。
葉利欽發布命令
在葉利欽的號召下，越來越多的群眾聚集在議會大廈周圍，聲討緊急狀態委員會的非法行為。
看到反對緊急狀態委員會的行動不得民心，亞佐夫倍感糾結，一方面他不想蘇聯在戈爾巴喬夫的折騰下解體，另一方面他更不想因為他的行為招致無辜平民的流血和傷亡。
經過激烈的心理鬥爭後，8月21日凌晨，亞佐夫拒絕了緊急狀態委員會要求“軍隊顯示力量”的命令，下令所有進駐莫斯科的軍隊全部撤出。
亞佐夫
失去了軍隊的支持，緊急狀態委員會只有死路一條，他們生氣地找到亞佐夫，指責他說：
“這是背叛。我們給了人們希望，工人支持我們，你卻背叛了他們……你應該拿出手槍，最好現在就自殺！”
亞佐夫這時還對戈爾巴喬夫抱有幻想，就建議大家說：
“我們的出路只有一條，就是到福羅斯去，恢復與戈爾巴喬夫的聯繫。”
但他們還是想得太簡單了，他們在戈爾巴喬夫福羅斯的接待室里足足等了5個小時，戈爾巴喬夫也沒有召見他們。
當天下午，亞佐夫就被解除國防部長的職務，隨後又以“國事罪”被捕入獄，直到1994年才被俄羅斯國家杜馬獲特赦出獄。
亞佐夫
歷史功績有定論，至死不忘俄羅斯
八·一九事件雖然最終失敗，但卻架空了戈爾巴喬夫，也使葉利欽成為萬人擁戴的英雄人物，成為蘇聯加速解體的催化劑。
從這個角度看，亞佐夫對於葉利欽上台還是有功的，但葉利欽在世時，並不待見這位“功臣”，只是為了俄羅斯政權的合法性，才勉為其難地為八·一九事件平了反，釋放了亞佐夫。
直到普京上台後，亞佐夫的境遇才有了很大的改觀。
2014年，亞佐夫九十歲壽辰時，普京親自帶領國防部長紹伊古出席了他的壽宴，不但授予了他有“俄羅斯最美麗的獎項”之稱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勳章，還向亞佐夫贈送了一隻印有他名字的手錶和一把軍刀。
亞佐夫和紹伊古
2020年2月，96歲高齡的亞佐夫病死莫斯科家中。
在他去世之前，普京曾親自到他家中探望。
有些強烈民族憂患意識的亞佐夫，始終放心不下俄羅斯，而中國由弱到強的崛起之路又給他很大的衝擊。
所以，這位蘇聯歷史上第一位訪華的國防部長，就在“命不久矣”的時候，緊緊握着普京的手，語重心長地說出了他的臨終遺言：“俄羅斯應該走中國道路。”
至於具體怎麼走，他沒有明說，但對中國更為了解的普京應該會心知肚明。
亞佐夫元帥是蘇聯歷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人物，他戎馬一生，立功無數，先後獲得了45枚各類勳章。
亞佐夫
他為了不使國家解體和軍隊崩潰，毅然參與了推翻戈爾巴喬夫的政變。
但在面對手無寸鐵的民眾時，又始終能夠堅持“不開槍”的舉動，因此而贏得了俄羅斯人民的尊重。
作為一位改革派，他始終關心着中國的發展，並在臨終發出了“走中國道路”的呼號。
至於俄羅斯政府如何選擇，俄羅斯人民無法左右。但可以肯定的是，懂得思考的民族終究不會永遠沉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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