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本報報道了“家住南京燕子磯的95歲老人王廣珍，近日通過親友聯繫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遞交了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申請”，2月24日，家屬告訴記者，紀念館工作人員打來電話跟進此事。除講述父親被害經歷，村民受難的過程，老人還提及，在村裡的曬穀場上，還有許多中國軍人被日本鬼子殺害，從軍人屍體身邊爬過，也成為她的恐怖記憶。
接下來是否認定為“南京大屠殺倖存者”還需要經歷一個過程。關於如何準確界定“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記者採訪了國內首批研究南京大屠殺史的專家、江蘇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孫宅巍。
如何定義“南京大屠殺倖存者”？
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南京大屠殺倖存者”不斷出現在國內外各種場合；2004年，南京市又成立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援助協會”，並開展了富有成果的援助活動。據孫宅巍溯源，“南京大屠殺倖存者”一詞較早出現在1985年由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一書中。該書“前言”稱：“據最近調查，全南京市在一九三七年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時的受害者、倖存者、目睹者，至今仍健在的有一千七百餘人。”1994年，陳安吉先生為一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證言集》作序時，又將1700餘人統稱為“‘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1997年8月，陳安吉先生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報告中，重新使用了“仍健在的倖存者、受害者共1756人”的提法。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朱成山館長則在《南京大屠殺倖存受害者的調查報告》一文中，將此1756人統稱為“倖存受害者”。
但是，何謂“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廣義說，所有當時身在南京、未在南京大屠殺中死難者，均是“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狹義說，應當是在南京大屠殺的某一場或某一次屠殺中，被列為或實際成為被屠殺對象，而幸免於難者。
孫宅巍說，首先，這些“倖存者”均以南京大屠殺為主要背景和依託。其次，這些“倖存者”又均與暴行中的遇難者共存。可見，“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必須同時具備以下兩個基本條件：一是，“倖存”於南京大屠殺的時空範圍之中，越此，便只能一般地稱為“日軍屠殺倖存者”，而不能冠以“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名義。“南京大屠殺”的時間範圍應以1937年12月上旬至1938年3月為宜；其地域範圍似以南京市的12個行政區以及直接與南京市毗鄰的江寧、江浦、六合3縣為宜。二是，“倖存”於生命直接受到過槍擊、刀刺、活埋、火燒等威脅生命的暴行之中。那些經歷了不以傷害生命為目的的各種暴行的人，均是南京大屠殺的受害者，不宜一概稱為南京大屠殺“倖存者”。
孫宅巍說，各個時期不同場合的不同提法，至少可以說明以下三個問題：第一，不能將所有當年生活在南京、未遭殺害的人，通通都稱為“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第二，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受害者、目睹者之間，確實存在着一定的差別，不能將三者都包含於“倖存者”一類之中。第三，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受害者、目睹者的定位，以及準確的稱呼，有待規範。
孫宅巍表示，在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定位中，還應區分幾個不同的概念。
一是廣義的倖存者和狹義的倖存者。狹義說來，“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必須是在南京大屠殺的某一場或某一次屠殺中，被列為或實際成為被屠殺對象，而幸免於難者。廣義說來，所有身在南京、未在南京大屠殺中死難者，均可稱為南京大屠殺倖存者。這兩種說法都可以成立，也都符合情理。社會的認知似乎更傾向於狹義界定。狹義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死裡逃生，對日軍的屠殺暴行，有切身的感受，其陳述具有特殊的視角；且由於他們多數身體受傷，精神受到較重的傷害，其晚年生活更應受到社會的關注。
二是受害者與倖存者。倖存者都是受害者，但受害者並不都是倖存者。倖存者之外的受害者包括：1、自己未被列為屠殺對象，但因親屬遭殺害，而間接受害者；2、雖未被列為屠殺對象，但遭到姦淫、搶劫、勞役、體罰、恐嚇，以及房屋被燒者；3、為躲避日軍屠殺及其他暴行而離家逃難者；4、其他一切因南京大屠殺的恐怖環境而受到肉體上、精神上傷害者。
“受害者”也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狹義的受害者，系指自己的肉體、生活直接受到了日軍暴行的傷害；廣義的受害者，則包含了所有生活在大屠殺恐怖環境下的人們，即包含了只受到精神傷害的人們。受害者與倖存者之間，受害的程度孰輕孰重，不能一概而論，應視具體情況而定。一般說來，受害者同倖存者一樣，由於他們身體受到了日軍不同程度的傷害，而使得他們的陳述，比之一般的目擊者、見證者的陳述，更具有感染力和說服力。同樣，他們的晚年生活，也應更多的受到社會的關注。
三是目擊者與倖存者、受害者。倖存者、受害者都是目擊者，但目擊者並不都是倖存者、受害者。單純的目擊者，並沒有直接受到日軍暴行的傷害，但他們親眼見到了日軍的暴行。目擊者“目擊”的內容也比較廣泛，包括日軍暴行行為的過程及暴行後的慘狀。他們的陳述，對於揭露和研究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乃是不可缺少的資料。同時，由於所處地位的不同，他們所目擊到的日軍暴行有可能比直接的受害者，視角更廣，範圍更大，內容更多。他們同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受害者一樣，同樣是從極為恐怖的暴力環境中走過來的。為了肯定他們對揭露日軍暴行所作的貢獻，為了慰藉他們曾經受到傷害的心靈，社會也應給予這一今天已經所剩不多的特殊群體以應有的關懷。
為何要去找尋“南京大屠殺倖存者”？
人們費了很大的力氣，從數百萬人口中去搜尋那千名左右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究竟是為了什麼呢？孫宅巍表示，不外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亦即社會對於他們有兩個方面的需求：一是揭露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進而進行系統、深入研究的需要，即實證的需要。對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實證，主要依據文獻和口述這二個方面的資料。不言而喻，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能夠為此提供最生動、最真實的口述資料。事實上，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學術界許多研究南京大屠殺的論著，都大量使用了這些倖存者的陳述。倖存者們不斷在國內外作報告，也對國際社會產生了很大影響。“長期以來，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在作為證人為歷史舉證、參與對日本右翼勢力否定和歪曲歷史的鬥爭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他們是南京大屠殺歷史研究和宣傳的重要人證，他們的證言是南京大屠殺歷史的重要口碑資料。”
二是在社會不斷進步和提高文明程度的同時，有給予這一特殊群體以特別關注的需要。希望通過此舉，讓社會各界都來關心和參與這項事業，都來關愛南京大屠殺倖存者這些歷史見證人，讓他們在飽經歷史滄桑之後，能夠儘可能享受到來自政府和社會各界給他們的溫暖，使他們能夠在晚年，得到社會政治和生活上更多的幫助和慰藉。倖存者們年事日高，大多帶有傷痛，愈來愈需要得到社會更多的關愛；而社會也愈來愈需要通過對他們的特別關愛來顯示自己的文明與進步。這種需要，如果說在上世紀80年代調查時還不是十分明顯的話，在今天變得日益顯著了。人們以何種態度來對待為數不多的倖存者，已成為衡量我們社會進步與文明程度的標尺。
孫宅巍說，所有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受害者、目擊者所留下的記憶，都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他們是一個有着特殊經歷的社會群體，他們都應當受到全社會的尊重；他們的晚年生活，應當受到全社會的特別關注。
揚子晚報/紫牛新聞記者 張楠
校對 陶善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