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稼先病重住院期間，楊振寧前去探望，問他為國家做出這麼大貢獻，國家獎了他多少錢？
病中的鄧稼先聽完笑而不答，最終還是鄧稼先的愛人許鹿希回答了他。
楊振寧聽完，以為許鹿希在開玩笑，但許鹿希告訴他沒有開玩笑。
那麼搞完原子彈，氫彈，鄧稼先一共獲得了多少獎金？
在研製兩彈的過程中，鄧稼先又挑起了哪些重擔？
楊振寧與病重中的鄧稼先合影
一、自古忠孝不能兩全
“刁書記，稼先母親病危了，你看……”1964年10月的一天，鄧稼先的愛人許鹿希給“九院”黨委書記刁筠壽打去電話。
刁筠壽聽完，一是驚訝，二是發愁，因為此時鄧稼先負責的原子彈正處在發射前的關鍵時刻。
自從1958年10月，鄧稼先和一大批科學家被調去研究原子彈以後，就完全處於保密狀態，從此隱姓埋名，除了負責領導之外，連他的家人都不知道他去哪兒了。
家裡的重擔全由他的妻子許鹿希一個人承擔，她知道，丈夫肯定是從事國家教育的重要任務，因此不管家裡多麼困難，她從來不麻煩組織，但這一次她不得不破例。
當時鄧稼先的母親病危，臨終前只想見兒子一面。
對於這個問題，刁筠壽不敢做決定，他只能許鹿希說，鄧稼先現在肯定回不去，但一但有機會回去，他們會立馬放行。
從來沒有麻煩組織，可是現在是非常時期，原子彈研究已經到了箭在弦上的關鍵時刻，他們都在夜以繼日地奮戰，現場離不開鄧稼先啊。
許鹿希不想讓組織為難，也沒在說什麼。
直到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後，才有人塞給鄧稼先一張機票，並低聲對他說：“你母親病危。”
當鄧稼先趕到醫院時，母親渾身插滿了管子。
鄧稼先撲上去，使勁呼喊的母親，可是母親卻沒有任何反應。
在母親的枕邊，有一份刊登着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的《人民日報》號外。
鄧稼先使勁握着母親的手，這時，母親的手動了一下，也許是感知到兒子回來了，才溘然長逝。
當時，鄧稼先是真的回不來，基地是真的離不開他們。
自從1962年11月3日，毛主席在二機部爭取在兩年後製成原子彈的報告上批示完：“很好，照辦。要大力協同做好這件工作。”之後，原子彈就進去到了攻堅階段。
中央更是成立了以周總理為主任，7位副總理和7位部長級幹部組成的15人中央專門委員會，統一領導全國的這項工作。
可見當時中央對於原子彈的研製工作有多麼重視，同時，也能預想到，當時身為原子彈研製工作的總負責人鄧稼先身上的重擔有多重？
原子彈攻關，最關鍵的當然是掌握基本理論和關鍵技術，鄧稼先面臨著加速和拓寬領域的轉變。
在新的壓力下，鄧稼先開始在慢慢改變，他變得越來越沉默寡言，開始經常愣神，有一次，黨委書記忽然對他說：“老鄧，不行，以後不准你再騎自行車了，你的眼神是直的。”
他嘴裡總說不至於，但由於思考得太過深入，有一次直接連人帶車掉到了溝里。
就這樣在這種高壓的工作狀態下，經過近兩年沒日沒夜地工作，爆炸原子彈的時間終於進入到了倒計時。
但此時也是鄧稼先最為緊張的時刻，他最怕哪個環節出問題。
但是只有我在核試驗的前幾天，還真出了問題。
那一天，後方急報說計算結果中有個地方出現了問題，應該停止這次核試驗。
這個消息猶如晴天霹靂，猛然轟擊到鄧稼先頭頂。
他很快乘吉普車來到豎井處，然後下井檢查完應該檢查的一切，便回到帳篷里沉思起來。
輕易地停止核試驗，問題可就大了，但如果試驗出了問題，後果更不堪設想。
為了此事，鄧稼先在井上井下來來回回地忙了兩天兩夜。
這兩天，由於緊張，他幾乎隔一小會兒就要去一次廁所。
他用各種辦法去推算，從多種角度去核查，拚命想尋找出一種證據，證明能夠繼續試驗。
經過計算，他認為計算即使有錯，誤差的幅度不至於大到影響核試驗的成功。
最後，他得出結論並拍板：核試驗可以照常進行。結果是這次試驗完全成功。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點，隨着一朵巨大的蘑菇雲，在新疆羅布泊上空騰空升起，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鄧稼先那個緊繃的心終於可以放下了，但是他的母親卻永遠走了。
自古忠孝不能兩全，鄧稼先把對親人的孝全部寄托在了對國家原子彈事業上。
二、再克氫彈
事實上，早在1964年10月16日中國爆炸第一顆原子彈之前的一年，即1963年9月，鄧稼先他們就已奉命轉向更高的目標了。
1963年9月，聶榮臻元帥下令讓鄧稼先領導的九院理論部研製原子彈的全班人馬，轉去承擔中國第一顆氫彈的理論設計任務。
在1965年，有關部門又從原子能所調進了于敏等一批科研骨幹力量到九院理論部來工作。
氫彈不是常人所想象的那樣，在製造原子彈的基礎上提高一步就行了，這是與實際情況差得太遠的想法。
在毛主席“原子彈要有，氫彈也要快”的指示下， 鄧稼先領導理論部的科學家們又是夜以繼日地工作着，摸索氫彈理論設計方案。
他們絞盡腦汁想出各種點子、奇招和誰也不知道是對還是錯的辦法。
把這比喻成在茫茫黑夜的大海中撈幾根繡花針，那是一點都不為過的。
在彭桓武、鄧稼先的領導下，科技人員兵分三路，分別由黃祖洽、周光召、于敏三位領導，分頭上計算機去實際運算研製氫彈的可能途徑。
最終，于敏率先有了突破，鄧稼先知道後，立即集中力量，組織理論部進行討論和驗算，集思廣益，使氫彈理論設計方案趨於完善。
為了證明方案的可行性，鄧稼先更是帶了一幫人飛往上海，和于敏他們一起沒日沒夜的討論計算。
黃天不負有心人，終於做出了後來被外國人稱之為研製氫彈的“鄧一於理論方案”。
鄧稼先和于敏把這個方案向二機部領導報告了，劉西堯副部長支持他們立即做冷試驗，不久後進行的幾次冷試驗證明了“鄧一於方案”的正確。
於是結束分兵探索，集中全部力量按照“鄧一於方案”進行。
之後在周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分別在1966年5月9日和1966年12月28日進行了兩次熱試驗，這兩次熱核爆炸試驗證明了“鄧一於理論方案”是正確的。
因此，15人的中央專門委員會決定直接進行多級熱核彈的試驗。
終於在1967年6月17日爆炸成功了我國第一顆氫彈。
而這個時候，距離我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僅僅兩年零八個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又創造了一個奇蹟，她從製成原子彈到製成氫彈的時間差比世界上其他核大國要短得多。
換句話說，她在此項科研攻關上顯示出來的力量之強至少是絲毫不亞於外國人的。
而這一切，與鄧稼先等一大批科學家的無私奉獻是分不開的。
三、“為什麼現在才來？”
“為什麼現在才來？”
1985年7月中旬，鄧稼先回北京開有關高技術的會議，妻子關心地問他的肝怎麼樣。
他覺得肝臟沒有問題，但是告訴妻子，大便困難，肛門痛得坐不下來。
許鹿希催他去做檢查，他原想到醫院要一點潤腸葯就回來，因為會議很緊張，沒想到經過仔細檢查後，301醫院的醫生嚴肅地對鄧稼先說了上面那句話。
“別走了，立即住院。”醫生態度和藹地說，但語氣很堅定。
但他告訴醫生，他在開一個很重要的會議，由他主持，不能住院。
醫生微笑着對他說：“這裡不是會議室，這是醫院。”絲毫商量的餘地也沒有。”
他立即明白了疾病的嚴重性。
他住院了，這一天是1985年7月31日。
六天後，8月6日的活體取材檢查手術做完了，張愛萍將軍焦急地問醫生：“活體檢查怎麼樣？癌是不是擴散了？”
醫生說：“這個，按常規要在一周之後才能知道結果。”
張將軍急了，他說：“我就坐在這裡等着，你們儘快拿出化驗結果來。”
半小時後，冰凍切片的結果來了：直腸癌。
四天後，即1985年8月10日，鄧稼先做大手術，將軍來了，部長來了，九院的領導也來了。
眼裡喻着淚水的許鹿希，她自己就是醫科大學的教授，她當然清楚癌症的嚴重性，一個受到輻射嚴重傷害的老年人的身體對癌症的抵抗能力她更清楚。
但她只能默默守候在手術室外面，盼望着連她自己也不敢相信的佳音。
手術做完了，但大家期盼的佳音並沒有來，病理診斷分析：“腫瘤的病理性質是惡性程度較大的低分化、浸潤性腺癌，直腸旁淋巴結七個，全部有癌轉移……癌症屬中期偏晚，已有淋巴結及周圍組織轉移。預後不良。”
病重中的鄧稼先
1985年7月到1986年7月是鄧稼先生命的最後一年。
但這一年他太難熬了，隨着病情的加重，帶給他的是痛，撕心裂肺的痛。
期間，他曾短暫地回家休養過一段時間，但不久之後，他再度住院，並於1986年3月29日又做了一次小手術取活體檢查組織，因為癌細胞轉移明顯加快了。
緊接着就是做化療，但即使在做化療他仍關心我國的核武器發展，在做化療的同時，他還在給中央寫關於我國核武器發展的建議書。
寫建議書時他開始做化療，向血管內點滴藥水，一次治療要好幾個小時，他只能躺着或靠坐着，邊做治療邊看材料。
坐在身旁的許鹿希不斷輕輕地給他擦拭滿頭的虛汗。
此時的病房實際上成了他的辦公室，在兩次治療中的空隙，他常常是坐在橡皮圈上伏案修改。
最終靠着毅力忍受病痛的折磨，他終於改完建議書的稿子。
這是一個臨近人生終點的科學家對祖國的最後牽掛。
這份建議書，如今仍是絕密。
1986年5月16日，鄧稼先做了第二次大手術，清掃癌瘤侵犯的部位，以減少疼痛和延緩病程發展速度。
但是，醫生在手術台上見到癌組織已侵及手術刀達不到的要害之處了。
第二次手術以後，他疼痛得越來越厲害。
一次他對家人說：“痛起來像用殺豬刀捅一樣。”
每次大痛，他便汗流不止，但他從來不叫嚷，最多只是哼幾聲。
他在疼痛減輕的時候，常常回憶起別人的長處和功勞，尤其常常懷念與之長期共事的犧牲者。
他對別人說：“郭永懷教授死得太早了！要是他在，我們的激光加速器一定會早幾年搞出來！”
他還說：“錢晉死得很慘，他貢獻很大，就是當時名氣小了一點，不然的話，不至於……”
他常常提及某個問題主要是誰來解決的，還有什麼問題又主要是靠誰來解決的。
他在後期，每每提到共事的同志和朋友，大概是他非常懷念和他們在一起工作的時光。
病重中的鄧稼先
後期，鄧稼先很少談工作了。
他的身體越來越差，虛弱得下床走幾步就是一身大汗，因此日夜都有人陪護他，照顧他。
鄧稼先的病情在一天一天地加重，國家太需要這樣的人才了，但是所有的人都無能為力。
1986年7月15日，萬里代總理到醫院看望鄧稼先的時候，告訴他國務院決定將全國勞動模範稱號授予他，這是七五計劃期間的第一個全國勞模。
兩天後，李鵬副總理來到病房授予他全國勞模的獎章和證書。
李鵬對他說：“黨和國家非常感謝你這幾十年來在核工業、核武器方面做出的貢獻。您說的也對，這個事業當然是千百萬人的事業。但是，我們也充分地估價您在這個核武器事業中做出的貢獻。”
鄧稼先服了加倍的止痛藥，吃力地表達了他對黨和國家的謝意，誠懇地說出了他一貫的最真實的看法。
他說：“核武器事業是成千上萬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過做了一部分應該做的工作，只能做一個代表而已。”
一星期後，鄧稼先病重昏迷。
五天後，即1986年7月29日，鄧稼先終因全身大出血而與世長辭。
他留下遺言：死而無憾。
接受全國勞模的獎章和證書
四、楊振寧他獲得了多少獎金？
鄧稼先與楊振寧是同鄉，兩家是世交，父一輩的友誼繼承到了子一輩身上。
鄧稼先考入國立西南大學時，楊振寧已是大學三年級了，在學校，二人經常在一起切磋學業，鄧稼先在數學物理方面得到了楊振寧的直接指導。
當時鄧稼先對姐姐說：“振寧兄是我的課外老師。”
抗戰勝利後，楊振寧去了美國留學，兩年後，鄧稼先也考取了留美研究生，在選擇學校方面，楊振寧給了他中肯的指導。
1950年8月29日，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後，鄧稼先和留學美國的100多名學者一起歷盡艱辛回到了祖國，從此便和楊振寧長時間失去了聯繫。
1950年秋，秘密參加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研製工作，從此隱姓埋名，與世隔絕。
隨着十幾年後兩彈研製成功，鄧稼先也因此被稱為“兩彈元勛”。
1971年夏，闊別22年後，楊振寧與鄧稼先在北京相見了。
剛下飛機，在貴賓室稍事休息，外事接待人員便請楊振寧開列了他要見的朋友名單。
在北京，他要見的第一個人便是鄧稼先！
鄧稼先與楊振寧兄弟
楊振寧問鄧稼先：是不是由美國科學家幫助中國研究原子彈？
鄧稼先沒有當即回答他，而是在楊振寧即將回美國致敬，更加先給他寫了一封信：“無論是原子彈，還是氫彈，都是中國人自己研製的”。
楊振寧當即離開席位躲到一旁，流下了熱淚。
鄧稼先身患重病住院治療後，1986年五、六月間，楊振寧曾先後兩次回國，去醫院探望鄧稼先，鄧稼先見到老朋友很高興，連病痛都忘了。
當時，因為鄧稼先功勛卓著，曾經得過許多大獎。因此很多人問他得過多少獎金，連楊振寧也不能免俗，在探視時也問了鄧稼先這個問題。
對於楊振寧的提問，鄧稼先笑而不答，還是他的愛人許鹿希回答楊振寧說：“人民幣10元。”
這時鄧稼先又補充說：“原子彈10元，氫彈10元。”
楊振寧認為他們是在開玩笑，但許鹿希回答說不是玩笑。
1985年，國家頒發原子彈特等獎，獎金總數是1萬元，單位平均分配，人人有份，因為鄧稼先所在的九院人多，每人10元，但是不夠分，最終還是單位墊上了10萬元，才按10元、5元、3元三個等級發出。
這就是鄧稼先研究“兩彈”獲得的獎金，用現在的眼光來看，實在是看上了。
但他們都安之若素，依然安心埋頭苦幹！
在這裡還要提到一個人，那就是錢學森。
錢學森自從回到國內以後，30年的時間裡，他每月的工資僅為333.16元。
但他從來不覺得他的工資拿少了，國家虧待他了。
1994年，錢學森獲得何梁何利基金獎，獎金100萬元，2001年又獲得霍英東“科技成就終身獎”，獎金也是100萬元，這兩筆獎金的支票還沒有拿到手，錢老就讓他的秘書塗元季代寫委託書，將錢捐給國家西部沙漠治理事業。
捐款後錢學森同志說：“我姓錢，但我不愛錢。”
鄧稼先與錢學森合影
這就是我們老一輩的科學家。
一句老話：“文臣不愛錢，武將不畏死”，有此境界，國家何愁不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