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5日，不可一世的黃維兵團在雙堆集被全殲，連同他本人也被解放軍生俘。此時兵團中有一位嫡系軍長，因深得蔣介石信任與器重，不甘心就此被俘，在突圍無望之際，想到了“以死謝罪”。
但正當他跳入小河中求死時，卻發現河灘太淺，水未過頂，而腰間佩戴的左輪手槍也無法使用，只好在河裡閉目等死。到了晚上，夜色朦朧的同時，大冬天的氣溫也急劇下降，實在耐不住寒冷的他只好先爬到岸上打算找個地方小憩休息。
可是還沒走到100米，旁邊便衝出了一隊解放軍，在看到他後，裡面出來兩個戰士，連忙將他拿下，之後兩人一人挽着一條胳膊帶着他疾走10餘里，直接被送到了解放軍指揮部。該軍長最終尋死未果，還是被俘虜了。
而在被俘虜後，他自報了姓名與軍職，我方才知原來此人正是：國軍十八軍軍長楊伯濤。
雖然在解放戰爭時期，他站在了人民對立面，但無論是在之前的抗日戰爭，還是後續的抗美援朝戰爭當中，他都是戰功赫赫且極具傳奇色彩，也無愧於“民族英雄”這個稱號。
一、儒將楊伯濤
湖南是近代中國革命發祥地之一，受濃郁的湖湘文化滋養，當地仁人志士頻出。
他們於“修身、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念中，創建了一番為後世所敬仰的偉業，毛主席、彭德懷、賀龍、羅榮桓、粟裕等都是其中典型代表，而楊伯濤同樣也是湖南人。
1909年4月19日，他出生於湖南省芷江縣一個農民家庭，作為楊家第六個孩子，在其上面還有三個姐姐與兩個哥哥，父親憨厚老實，母親聰明賢惠，雖然日子貧困，但他們一大家子卻生活的很踏實。
只是由於父親40歲因病去世，家庭重擔便落在了母親劉氏一人肩上。
——正所謂“窮人家孩子早當家”，孩童時期的楊伯濤在經歷家庭變故後開始成長，7歲時便成為了干農活的一把好手，無論是下地插秧，還是放牛、鋤草等他都是無一不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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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劉氏心思開明，尤其注重孩子的教育，但怎奈無法承擔起費用，後來還是在家鄉親朋好友的資助下，楊伯濤才能到城內荷花池小學就讀。
而他也不負眾望，後以“榜首第一名”的好成績進入省立第九聯合中學就讀。只是僅僅上了一年學後，便由於負擔不起學費而被迫輟學。
那個時代，恰好處於民國初創、軍閥混戰的激蕩歷史進程，這對不少年輕人思想都造成了一定衝擊，當然也同樣影響到立志改變國家窘迫現狀的楊伯濤。
隨着北伐戰爭的推進，年僅16歲的楊伯濤得知王天培率領的革命軍第十軍即將開赴前線作戰的消息後，毅然決然選擇從軍，並以“教導團學兵”的身份開啟軍旅生涯。
時刻謹記母親“男兒當自強”的教誨，即使身處軍營中也從未放棄提升、磨練自己。1927年，他加入程潛第六軍教導團進行學習，而後又入中央軍校武漢分校，緊接着在1935年成為陸軍大學第十四期學員。
1937年，中日民族矛盾取代國共內部矛盾成為當時中國所面臨的最大挑戰。
在這個生死存亡的危機時刻，中國共產黨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掀起“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救亡圖存運動，最終促成了國共第二次合作。
在此背景下，楊伯濤曾暫時放棄學業來到上海，成為十八軍軍長羅卓英手下營長，而後又擔任軍參謀。來到前線後，他冒着槍林彈雨、四處搜集軍情，歷練自身，並在前線戰事告一段落後，回到陸軍大學順利完成學業。
1938年7月，楊伯濤正式畢業。在此後數年時間內，他先後擔任過十八軍十一師參謀、九十四軍一八五師五五三團團長、一八五師參謀長以及十八軍十一師師長等要職，深受黃維、胡璉、陳誠等國軍高幹器重。
曾經在行軍時，楊伯濤總是喜歡帶着一堆書籍，一有空閑就會拿出幾本書來讀，因此戰友們都戲稱他是“書獃子”。但就是這樣一個儒將，卻在與日寇的較量中佔盡上風。
比如在駐守湖北宜昌與日軍隔江對峙時，他多次抓住時機突襲日軍後勤補給線和據點，給敵人重創；又比如在常德會戰中，參與制定作戰計劃，建言獻策，幫助陳誠收復常德。
在作戰中，楊伯濤總能將所學到的軍事理論運用到實戰，給予日軍沉重打擊，戰績顯赫。
二、雪峰山會戰揚名天下
1945年4月，為奪取戰略要地芷江機場，日軍發動了著名的湘西雪峰山戰役，當時這場戰役的大捷不僅弘揚了國威，同時也讓他名聲大噪。
當時第十八軍奉命參與圍阻任務。而為應對來犯之敵，楊伯濤親率第十一師衝鋒在前，並迅速制定了兩個攻擊目標：一是交通要道山門鎮，二則是邵陽至洞口的公路線。這兩地一被拿下，日軍將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
在軍隊剛抵達山門鎮附近時，十一師遭遇日軍攻擊。
激戰中，一支日軍步兵聯隊前來支援，楊伯濤見狀在當即肅清眼前之敵後，便將鋒芒轉向這個聯隊。當時敵人一直盤踞着有利地形抵抗，楊伯濤親率將士奮勇上前，甚至與敵人展開肉搏。
期間，楊伯濤抓住敵人調動閑隙給予其重創，隨後將該聯隊大部分殲滅，除生俘60餘名日軍外，還繳獲了山炮等部分槍械，打了一個開門紅。
次日，楊伯濤乘勝向山門隘口發動猛攻，在兩面夾擊促使敵人向南潰逃後，連忙下令繼續追擊，由於日寇由於物資臃腫，在山地地形機動性弱，他分兵截擊、全殲敵人，攻下山門，繳獲馬匹、武器無數。
山門要地是日軍右翼側背陣地“咽喉”，一旦被拿下其交通補給就全部閉塞，日寇自然不會就此丟棄不管，於是立即下令讓雪峰山前線部隊立即集結重兵力進行反撲，企圖奪回這個交通咽喉。
面對強敵，楊伯濤避實就虛，組織火力網應對，日軍一時間摸不清十一師主陣地，但又由於時間緊迫，只好貿然前進。在這時，楊伯濤下令反攻，不曉地形的日軍毫無還手之力，只得四處逃竄。
山門鎮穩固後，楊伯濤抓緊拿下第二個戰略目標，即：邵陽至洞口的公路。
當時日軍在這附近的每一個山頭、村莊都有重兵把守。但楊伯濤十一師全是美械裝備，其索性直接強攻，在中美混合團空軍協同作戰下，十一師主宰戰場，日寇遭到重創。
之後在空軍掩護下，十一師向公路要點石下江市展開猛攻，並一舉將其攻佔，站穩了腳跟，此後日軍賴以生存的交通線被徹底截斷，對日軍的包圍圈已經形成，國軍各部隊不斷壓縮包圍圈，敵人完全成為了強弩之末。
此時楊伯濤信心倍增，正根據戰場形勢建立新工事，打算靜候收網時機，但這時上級不願再繼續拖延戰事，於是給其下令：放棄石下江市，十一師集中全力向敵側面攻擊。
上級指示楊伯濤不敢不從，但這樣卻導致包圍圈出現缺口，使得日軍一些殘部順公路逃竄，沒有做到全殲敵人。雖然美中仍有不足，但瑕不掩瑜，雪峰山戰役的勝利絕對是具備歷史性意義的，無論是對提高國際聲譽，還是打擊日寇鬥志都有價值。
而在這場大型圍殲戰中，楊伯濤的十一師表現英勇，在傷亡400餘人的情況下，取得了斷敵後路，出奇制勝的成果，令人矚目。
因此在戰事休整期間，不僅王耀武親自給楊伯濤所部舉行了隆重的慶功大會，甚至連軍政部部長陳誠都特意召見他，總之對楊伯濤而言，湘西雪峰山戰役是載入他戰鬥履歷中的一次經典戰役。
1945年8月15日，也就是雪峰山會戰結束兩個月後，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之後日本乞降使節今井武夫一行來到芷江，向中國戰區總司令何應欽投降。當時何應欽將日軍侵佔區劃分為十五個受降區，而楊伯濤則是負責湘陰數萬名日寇的受降任務。
9月15日，絕對是楊伯濤的人生中最為激動的一天，因為日軍投降儀式是在這一天舉行。
當天，楊伯濤早早地在自己司令部駐地大廳正中擺設了一長桌。上午9時，日軍師團長率隨員抵達門外後，他們一齊立正，在脫帽向長官楊伯濤行鞠躬禮後，便開始儀式。
而值得一提的是，儀式開始時還曾鬧過一個小插曲。
當時日軍師團長雙手呈上投降書，後又連忙將身上佩帶的手槍一支、戰刀一把和十二倍望遠鏡一併摘下，雙手高舉呈獻給楊伯濤。
楊伯濤先前未曾料想過會有這一出，因此很尷尬，打算直接站起身來過去接，還是副官反應快，迅速由禮堂外轉至楊伯濤的身邊，將東西接着，楊伯濤才從容下來，對着師團長點頭表示接受。
儀式中，楊伯濤沒有發表任何講話，因此現場還出現過片刻緘默。在日方代表講話完畢，並再次鞠躬敬禮後，中國軍隊的受降儀式才正式結束。
三、被俘後獻計對付美軍
原本以為日軍投降，中華大地將迎來真正的和平，但是由於蔣介石始終不願放棄獨裁統治，對共產黨一直抱有敵對心理，因此解放戰爭爆發了。按照部隊編製調整，第十八軍被改造為整編十一師，而楊伯濤也由原來的十一師師長變成旅長。
此後，楊伯濤奉命開赴魯西南地區同共產黨部隊作戰，先後參與過大別山、宿遷以及龍固集等一系列戰鬥。而當國共內戰進入關鍵時期，整編十一師重獲第十八軍番號，並被納入黃維兵團序列，此時楊伯濤則正式被提拔為十八軍軍長。
淮海戰爭期間，黃維兵團差不多全軍覆沒。而我們前文也提及過，楊伯濤則在雙堆集戰役中自殺未果，被解放軍戰士所俘。按照我軍政策，楊伯濤在被俘報姓名與軍職後，便被送到後方中國人民解放軍教導隊學習。
1949年9月，楊伯濤被送到北京廣安門解放軍軍官教導大隊改造。當時教導大隊經常會舉辦憶苦思甜講座，而貧苦人家出生，靠母親一手帶大的楊伯濤很受感悟，經常會看着看着便落淚了......
在改造的這段生涯當中，楊伯濤在思想上積極尋求進步，深刻反思過去的所作所為，因此相對黃維、文強等人他要“溫順”得多，不僅認罪較早，還時常得到教導隊的好評，在一眾高級戰犯中表現很優異。
更難能可貴的是，熱愛學習又懂得戰術理論的楊伯濤，當時甚至還開始寫書為國家出力。
當時在抗美援朝取得階段性勝利之時，為加深對美軍的了解，教導大隊在國民黨戰犯中組織成立了一個美軍戰術研究班，當時這個班的班長正是楊伯濤。
之所以選他當班長，不僅僅是由於他思想覺悟高，更是因為他曾經擔任過美械裝備幹部訓練部主任，抗日戰爭時期與美軍接觸頗多，對美軍的裝備、武器性能都十分門清。
在他的帶領下，研究班的一些戰犯們（吳紹周、覃道善等）共同協力將自己對美軍的自身見解、破解戰術都總結下來，之後由他自身動筆完成。
這本“軍事秘籍”一共六萬餘字，名叫《美軍戰術之研究》。毫無疑問，這是一本針對美軍的作戰資料，當時引起了很大反響，甚至教導大隊還將他們一行人的研究成果上交給中央，給毛主席及中央軍委過目。
而這些經驗也確實有助於志願軍知己知彼，能夠第一時間採取相對應的措施進行反擊，得益於這部著作，志願軍在戰場上少走了一些彎路。抗美援朝能夠取得勝利，楊伯濤絕對是有大功的。
1953年，解放軍教導隊正式解散，楊伯濤因改造時期表現良好，加上寫下“秘籍”立下大功，受到了黨和政府的特殊優待。當時政府甚至給予他不用像一些戰犯那樣上軍事法庭接受審判的待遇。1959年，新中國首次宣布特赦國民黨戰俘人員，而楊伯濤毫無疑問在列。
1959年12月14日，周恩來、陳毅等中央領導人親切接見了楊伯濤等人，並一一詢問了他們的身體情況及家屬狀況。在這次集體見面會中，楊伯濤等人受到了極大的教育與鼓舞。
之後根據中央的特別關照，楊伯濤當上了全國政協文史專員，主要的工作是整理、歸納各類過往軍事史料，而這也算是他的興趣所在，當時《學習毛主席軍事著作：記解放戰爭蔣軍的覆滅》、《杜聿明將軍》、《陳誠軍事集團紀要》、《楊伯濤回憶錄》都是這個時候所撰寫的。
四、後續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楊伯濤還先後擔任過全國政協委員、祖國和平統一促進會委員等重要職務，而這些榮譽也激勵着他繼續為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而奮鬥。
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渠道對台對台部，楊伯濤經常會根據政治形勢發表講話，向台灣方面曾經自己的戰友們宣傳中國共產黨和平統一祖國的方針與政策。
1985年，在新春佳節來臨之際，楊伯濤還與鄭洞國一起參加廣播講話。
當時楊伯濤在廣播中深情地講道：“尊敬的各位老長官，老同事，老同學們，我是楊伯濤，光陰過得真快啊，我們一別38個寒暑，這次新春佳節，特向各位長者、好友致以衷心問候，祝各位新年納福，健康長壽！”
言語中並無政治，處處溫情，讓不少身在台灣的舊交好友們深受感動，激發了他們對早日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期盼。
而除了在對台工作方面盡心儘力之外，貧苦人家出身的楊伯濤還在家鄉教育建設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比如拿出一萬元幫助修建芷江第二幼兒園，又比如出資3萬元參與設立芷江中小學助學基金會。
縱觀楊伯濤的一生，他經歷了四個階段。
少年時期，他遵母訓毅然投筆從戎幹革命；民族危機時，他挺身而出，雪峰山戰役顯英雄；解放戰爭中，他被俘於雙堆集戰役，最終卻洗心革面報效國家；晚年時期，他仍繼續發揮餘熱，對台、對國工作傾盡全力。
對於這樣一個民族英雄，國家當然會對其十分關懷。不僅每年每日都會為他送去一份生日蛋糕，甚至在1990年，楊伯濤81歲壽辰時，國家還給其送去一尊大壽星陶瓷像作為壽禮，
進入新世紀後，楊伯濤度過了他最後的一段時光，並在2000年2月20日於北京病逝，享年91歲，自此他的傳奇人生也算是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