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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是反法西斯戰爭形勢極為嚴峻的一年。軸心國的進攻咄咄逼人，各大反法西斯戰場均承受着巨大壓力，戰爭危機仍在不斷加深。
剛剛建立的中美軍事合作關係不僅面臨全球戰爭形勢吃緊和聯盟體系內在缺陷所帶來的種種問題，而且也深受中、美兩國對既定政策和軍事合作關係所持的不同立場和見解的影響，中美關係中潛在的各種問題暴露出來。
第一次緬甸戰役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雖然成立了中國戰區，但中國並未在美英聯合參謀長會議派駐代表，美、英兩國也沒有具體討論過中國大陸的戰略指揮和部署問題，盟國也沒有地面部隊在中國作戰。中國基本上仍是獨立作戰。中國和盟國進行軍事合作的主要舞台是緬甸戰場。
緬甸戰役是中美（也包括中英）結盟後開展的首次軍事行動，也是初生的中美同盟經受的第一場考驗，貫穿其中的複雜關係及其結果是戰時盟國在亞洲關係的一個縮影。
珍珠港事變後，日軍挾珍珠港奇襲成功的餘威，從印度洋到西南太平洋一線全面出擊，英國的防線頻頻告急。
1942年1月中旬，日軍主力從泰國向緬甸進攻，打響了第一次緬甸戰役。
日軍進攻緬甸旨在切斷從仰光到昆明的運輸線，從軍事上奪取緬甸這樣一個從東南亞到西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防線的西南戰略要衝，從政治上迫使重慶政府屈服，並對印度形成強大的軍事政治壓力，使英國在遠東的防線徹底崩潰。
日軍一路所向披靡。3月8日，日軍佔領仰光，並繼續北犯，企圖奪取緬甸全境。
緬甸是中、美、英利益交匯地區。因為關涉外部援華的咽喉要道，中國尤其關注緬甸的安危，所以早在1941年12月的重慶軍事會議期間，蔣介石就正式向韋維爾表示過出兵意願。
美、英同樣關注緬甸的安危，但其出發點各不相同。
美國對緬甸防禦的思考更多地出於對華政策的考慮。在羅斯福看來，保住緬甸是體現美國對華政策政治目標的一個重要方面。
羅斯福認為，殖民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為了自身的安全，西方世界必須拋棄那種把亞洲人視為劣等民族的做法，而平等地對待中國是防止“東西方今後發生根本裂隙”的最好辦法。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從軍事角度考慮，認為要支持中國抗戰，必須守住緬甸，保持援華通道暢通，但英國主要是為了維護殖民統治現狀而戰。
由於戰爭目標不同，戰略勢必受到影響。美國關注的中心是中國，英國注意的中心是新加坡，從根本上說則是印度。雙方的這一分歧在戰爭期間一直存在。
但是美國對緬甸作戰既沒有總的戰略計劃，也沒有為緬甸派出地面部隊，只有陳納德率領的美國志願航空隊的100架p40老式戰鬥機和100多名志願隊員參加了戰鬥。
駝峰航線和史迪威公路的緣起
鑒於有關緬甸戰役的各種決定都需要在英、中、美三方之間取得一致，還必須考慮澳大利亞的態度和反應，因此美國對緬甸戰役的作用主要不是體現在前線殺敵，而是體現在負責軍火供給和協調各種關係上。
預見到仰光可能失守，作為對策，美國軍方提議啟動兩項重大工程，即開闢飛越喜馬拉雅山的航線和修築中印公路。
在1月30日日軍攻佔毛淡棉、仰光難保之時，羅斯福為了鼓舞中國士氣，維持中國抗戰的生命線，在內閣會議上提出了開闢一條空中運輸線和一條陸上補給線的計劃，並責令哈里曼與當時常駐美國的中國外交部長宋子文具體商談。
宋子文更傾向於開闢空中航線。這條航線是從印度東北阿薩姆邦地勢最高的薩地亞到中國昆明，全程七百英里，他估計用100架DC-3型運輸機每月可以將12000噸租借物資運到中國。租借物資可在加爾各答登陸，然後經鐵路北運至阿薩姆邦。哈里曼表示贊成宋子文的建議，只是對該航線飛越號稱“世界屋脊”的喜馬拉雅山所產生的困難有點擔心，但總統保證任何純後勤問題都能迅速“解決”。
2月初，空軍參謀長阿諾德向總統建議，鑒於緬甸的主要港口仰光危在旦夕，有必要新辟一條從印度進入中國的空運航線。羅斯福便不失時機地予以推動，並於2月9日向蔣介石保證，“我們正在加大經非洲和印度到達中國的飛機渡運航線，無論仰光是否失陷，經過印度到中國的航線都將保持暢通”。
國民政府對於開闢中印航線和修築中印公路的要求最為迫切。
1942年2月9日到21日，蔣介石夫婦在英國駐華大使卡爾陪同下訪問印度的目的之一，就是加強中、英兩國在共同對日作戰中的合作，並爭取英印當局對於開闢中印陸空交通線的贊同和支持。
中國與英印當局於同年4月達成協議：
英國政府同意中國航空公司開闢重慶至加爾各答間之航線，中國政府同意，情況許可時，恢復昆明仰光間航線。
在中、美、英三國的共同努力下，1942年5月，從印度阿薩姆邦飛越喜馬拉雅山到中國雲南昆明的空中戰略運輸線——“駝峰”航空線正式開通，從而實施了世界航空史上迄今為止持續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戰略空運行動。
開闢陸上通道中印公路的計劃也很快啟動。早在日軍打進緬甸境內之前，中國就預見到下緬地區有可能丟失，故1942年1月1日中國便提出用租借物資修築一條公路的請求。
該公路預計從印度阿薩姆邦的利多起，穿過緬甸北部的崇山峻岭、森林河流，同中國境內的滇緬公路城鎮龍陵連接起來。它要經過一條車輛從未走過的路線，是一項比開闢空中航線更為艱難的工程。
儘管美國工程專家估計要兩年半的時間才能建成該公路，但作戰計劃處把它列為“緊急軍事需要”。因此，在史迪威到達中國或緬甸之前，這條後來被稱為史迪威公路的修建計劃已經得到有關各方的贊同。但是這條道路能否開通最終要取決於緬甸戰事的進展。
緬甸該劃哪個戰區？
在日軍大軍壓境之際，盟國在緬甸防衛問題上卻陷入矛盾和紛爭之中，首先是中國軍隊入緬作戰的問題。
英國出於輕敵思想、低估中國軍隊戰鬥力，特別是防範中國對亞洲民族主義影響的心理，對中國出兵要求推三阻四。1942年1月19日當日軍攻佔緬泰邊境的土瓦時，雖然迫於戰爭形勢，韋維爾於19日和21日分別答應中國第六軍第九十三師和第四十九師入緬增援，但是對於駐紮在中緬邊境的中國第五軍和第六軍的其餘部分仍不肯放行。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認為沒有任何政治的或行政的難題足以阻止中國軍隊參加緬甸防禦，羅斯福親自出面干預，他直接和丘吉爾進行磋商。當時英國防線處處告急，丘吉爾對羅斯福的干預立即作出反應，敦促韋維爾允准中國主力入緬參戰，韋維爾勉強同意，中國遂於2月3日下令第六軍的其餘三個師和第五軍入緬。
如何協調盟軍，特別是英、中在緬甸盟軍指揮權問題上的矛盾，也是這時美國面臨的棘手問題。
美方考慮到中國唯一的國際通道穿越緬甸，曾建議將緬甸置於中國戰區範圍之內，馬歇爾所擬方案中緬甸西北部是在中國戰區範圍之內的，但是韋維爾希望把緬甸防務掌握在自己手中，提出從印度防區的角度能更好地處理緬甸問題。
最後經過折中，將緬甸劃在了韋維爾的美英荷澳戰區，而不是他的印度防區，旨在強調與中國的戰略合作關係。
但是日軍的神速推進使阿卡迪亞會議建立的英美聯合指揮系統受到挑戰，韋維爾的美英荷澳戰區司令部於2月25日解散。
3月8日美英聯合參謀長會議決定進行戰區調整，將戰略責任一分為三：
整個太平洋地區，包括中國將置於美國的指揮之下，在中國的戰術行動將由美中共同負責，美國將就大的戰略問題作出決定，其中包括從美國的基地向西北方向發起的攻勢和從中國本土對日本的攻擊；從新加坡到中東（包括中東）將屬於英國的責任範圍，美國將繼續提供租借支持；大西洋戰區將屬於英美聯合責任區，在這些地區開展的協調行動將繼續由聯合參謀長會議研究和提出建議。
根據這一調整，韋維爾現在是印度防區總司令，緬甸便根據美英聯合參謀長會議授權劃歸韋維爾的印度防區。
劃分戰區帶來的麻煩
史迪威的軍隊在印度或者緬甸的軍事行動都在韋維爾的統帥之下，此後不久亞歷山大接替韋維爾任緬甸指揮官。
這種責任劃分在緬甸問題上埋下了麻煩的種子。
首先，上述安排包括蔣介石將在聯合參謀長會議指導下實施地方性戰術行動這一點並未徵求蔣介石的意見，特別是讓英國統帥指揮緬甸戰事的安排，令蔣介石非常憤怒。
這不僅是對蔣介石作為中國戰區參謀長、中國作為大國地位的漠視，而且也不合情理。當時中國在緬甸參戰兵力遠遠超過英軍的數量，結果形成中國出兵，歸英國統帥的局面。蔣介石極力反對由英國人來指揮中國軍隊，主張由史迪威來指揮緬甸戰事。
3月9日蔣介石致電外交部長宋子文，囑其轉達羅斯福總統，鑒於英軍在緬甸只有兩個師，而中國有超過英軍四倍以上的兵力，強烈要求由史迪威來指揮在緬甸的盟軍，希望羅斯福就此事直接與英國政府協商，後又提議將緬北劃入中國戰區。
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是史迪威與新任緬甸指揮官亞歷山大的權限劃分問題。
史迪威使華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指揮緬甸作戰，但是英國人卻不樂意看到史迪威出現在緬甸，亞歷山大希望能指揮中國軍隊，而且在他看來，史迪威既沒有參謀部，也不熟悉當地的情況。
丘吉爾補充說，英國人為中國軍隊準備了供給設施，並建立了師級層次的聯絡系統。亞歷山大向總統提出建議，史迪威必須在亞歷山大的指揮之下。
對於中、英在緬甸指揮權問題的爭論，美國的立場是堅持美英聯合參謀長會議的決定，同時儘力協調中英矛盾。對於蔣介石強烈要求由史迪威指揮緬甸戰事的請求，羅斯福以此事極端敏感，但是相信史迪威會妥善處理為由予以婉拒。
至於英方要求史迪威在其節制之下的請求，羅斯福和馬歇爾也予以應允，並向丘吉爾承諾，史迪威將在指揮權問題上與亞歷山大配合，直到蔣介石同意。
與此同時，史迪威也積極致力於解決中英緬戰指揮權之爭，儘力說服英國人在裝備中國軍隊的問題上盡量讓蔣介石滿意以換取他的合作。
在史迪威的努力下，英軍答應解決供給問題。至於指揮權問題，暫時以史迪威和亞歷山大達成密切合作的協議加以解決。3月27日亞歷山大訪問重慶會晤蔣介石，中國終於同意將指揮緬甸作戰的最高指揮權暫時交給亞歷山大。
理順在華各種關係、有效指揮入緬中國軍隊作戰也是此一時期美國實施對華政策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
史迪威與蔣介石的矛盾
史迪威到中國後面臨的局面與他的預想很不一樣。因為各種原因，美國駐華軍事使團並沒有一個能夠正常運轉的參謀機構供他接管，於是史迪威利用駐華軍事使團的成員，加上自己帶來的一干人馬組成了一個司令部，於3月4日在重慶成立。
史迪威和蔣介石的第一次會晤於6日在重慶舉行。
史迪威最急於了解的是蔣介石準備授予他的對中國軍隊的指揮權限及蔣介石的戰略計劃。
雖然史迪威很快就如願以償地得到了中國戰區參謀長和指揮入緬軍隊（第五軍和第六軍）的任命，蔣介石還對史迪威說，他已令其將士只聽史迪威的指揮。
但是根據有的美國學者的說法，蔣介石關於中國軍隊的指揮權幾經變動，一開始“給了史迪威，又收回來，然後又給了他”。
關於緬甸防衛問題，蔣介石和史迪威的分歧更大。
在史迪威看來，緬甸作戰不僅是為實現保住緬甸，保住中國對外通道暢通這一重要軍事目標，而且是為保住中國抗戰的信心。
史迪威的計劃是，如果仰光失守（在他制訂計劃的那一天，即3月7日，日軍進攻了仰光)，他打算利用中國軍隊和英軍一道發動強大反攻，奪回仰光。如果反攻不成，盟軍就退守曼德勒以東的高地，對向北進犯的日軍側翼構成威脅，並控制上緬地區。
10日，在史迪威與蔣介石的談話中，史迪威說，緬甸對於中國的重要性要超過對於英國的重要性，因為英國守緬甸只為防守印度，但中國如失緬甸，就斷絕了與外部世界的交通線。
蔣介石則認為，中國第五軍、第六軍“入緬之目的，原在固守仰光，現在仰光失守，我軍入緬之目的已不存在”。
他擔心敵軍可能乘中國入緬之機，由越南襲擊雲南，“苟此舉得手，滇省告急，大局將不堪設想，故調回入緬部隊以固滇省及長江流域之防務，實為應有之考慮”。
如果說有留駐緬甸之必要，則是收復仰光，而這又非中國軍隊力所能及。而且蔣介石一再強調，第五軍、第六軍是中國的精銳部隊，只能勝不能敗。
可見，史迪威是一心想守住緬甸，保住一個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通道；而蔣介石在仰光失守之後已經無心再戰，希望保住精銳部隊，回防本土。
由於盟國在保衛緬甸問題上紛爭不斷，在緬北保衛戰中，盟軍在指揮和戰術配合方面舉步維艱。3月11日，史迪威入緬指揮作戰。其間史迪威與蔣介石爭議不斷，中國軍隊和英國軍隊互相指責。
帶來的災難性後果
在這種情況下，1942年3月開始的緬甸保衛戰幾乎是災難性的。組織散漫、充滿失敗主義情緒的英國部隊以及指揮失靈的中國軍隊，根本不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並抱有明確目標的日軍的對手。
鮮有例外的成功是在4月16日，當時駐緬英軍被西路敵軍圍困於仁安羌以北地區，中國軍隊前往馳援，救出包括英軍司令亞歷山大將軍在內的英軍7000人和美國傳教士、新聞記者等5000餘人。
這是緬甸戰役中最激烈的一場戰鬥，顯示了史迪威一貫認為的中國軍隊只要有堅強剛毅的領導就能有不俗表現的良好素質。
中國軍隊雖然損失了不少汽車、迫擊炮、野戰炮和高射炮，傷亡人數達20%，但是他們的英勇作戰不僅拯救了緬軍第一師，而且也拯救了其東面的印度十七師。
另一個值得一提的亮點是由陳納德率領的美國志願航空隊的出色表現。根據4月份的統計數據，美國志願航空隊與敵機鏖戰於緬甸上空，擊毀日機33架，另外可能還有10架日機也被擊毀，美國志願航空隊僅損失飛機1架，9架遭到炮火襲擊，1名飛行員受傷。
但所有這些並不能挽回整個戰場的頹勢。
4月29日，東路日軍攻佔臘戍，切斷滇緬公路，並於5月8日攻陷該地，同時西路日軍攻入緬印北部邊境。
中國軍隊冒着滂沱大雨，穿越深山密林，突破日軍堵截，歷盡千辛萬苦，一部分退回雲南省，一部分由史迪威率領撤往印度。
更大的危機
緬甸戰役的失敗對1942年的中美關係影響至大，它不僅使史蔣之間相互積怨，使蔣介石對緬甸反攻、對史迪威的指揮和與英國人的合作充滿抵觸情緒，更重要的是它突顯了“保持中國於戰爭之中”的緊迫性與高難度，中美在如何扭轉危局問題上的爭論不斷發酵、升級，終於釀成中美關係中的第一次危機。
緬甸失守後，中國不僅同外部聯絡的陸海路交通被切斷，而且面臨日軍大舉進攻中國西南的軍事威脅。在陪都重慶，素來支撐國民黨堅持抵抗的信念似乎發生了動搖。
宋美齡在5月23日寫信給租借物資管理局局長居里說，中國的士氣“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低過”，委員長也“第一次”感到悲觀。
5月27日蔣介石在給羅斯福的信中指出，緬甸路失陷後，日本緊接着擴大對中國至關重要的南部、中部和西北部防禦區的進攻，形勢危急，而聯合國家在太平洋上和亞洲大陸不斷遭受挫折的現實，以及缺乏反攻決心的局面令人沮喪，中國抗戰已經進入了他從未經歷過的決定性階段。
馬格魯德甚至認為，日軍可能在雲南發動進攻，並佔領昆明，從而引起重慶政府的全面動搖，因此建議考慮作好撤離駐華美國軍事人員的準備。
對於中國的現狀，5月8日，高斯大使給國務卿赫爾連發兩封電報，分析了緬甸失守和目前不利的軍事形勢在中國引起的反響。
高斯認為美國應冷靜應對。
在他看來，日軍不會馬上對昆明發動重大攻勢；蔣介石會繼續抵抗；沒有人能搞垮蔣介石，來同日本人媾和；蔣介石仍是盟國最終打敗日本人的依託力量。
因此，美國必須在華穩住陣腳，“只要重慶政府繼續存在並繼續執行抗日政策，就不能作出任何引起中國人缺乏信心的舉措”。赫爾和馬歇爾同意高斯的判斷。
5月9日，馬歇爾向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發布指示，命令所有駐華美國軍官務必“繼續對中國的前途持沉着和樂觀態度”，無論是在制訂計劃時還是在談話時，都不得讓人覺得美國認為“局勢已毫無希望”，人員的行蹤也必須嚴加限制，避免可能被人誤認為美國人要撤退。
由此可見，緬甸失守後，維持中國繼續抗戰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中心問題。
美國在先歐後亞戰略之下所能設想的亞洲戰略就是支持中國繼續同日本作戰，以便最大限度地牽制日軍，並為最後反攻提供空襲日軍海上航線和轟炸日本本土的基地。
而由於緬甸失守，能夠把人員、武器、供給物資運入中國的一切可用的陸海通道均被截斷，中國能夠從外部獲得任何援助的唯一途徑就是“駝峰”空運。這條飛越世界屋脊的航線是世界上最危險的運輸線。
空運在7000多公尺的高空進行，氣候條件惡劣（熱帶的雨季和世界屋脊的冰雪)，飛機還可能遭到日軍的攻擊，加之可以提供的運輸機有限，開始時每月空運物資不過幾十噸，對於如此廣大的中國戰場真是杯水車薪。
羅斯福極為擔心中國退出戰爭，一直堅持給蔣介石打氣。
4月28日，羅斯福再次發表公開聲明稱：
“日本可能會切斷緬甸路，但我要告訴英勇的中國人民，不管日本採取何種進攻，我們總會找到辦法向蔣介石委員長的軍隊運送飛機與軍火彈藥。”
5月5日他要求空軍參謀長阿諾德將軍“研究”將物資空運到中國的“一切可能途徑”，因為“不管多麼困難，我們都必須使航線保持暢通”。
針對中國戰場與外部世界相隔絕這種困難局面，美國陸軍部作戰司於5月26日向馬歇爾提交了一份題為《保持中國於戰爭之中》的重要文件。
作戰司分析了中國戰場的形勢，認為空運並不能給中國提供足夠的供給，“重新開始經仰光向中國運送軍火是極端重要的”，“如不採取措施重新打開通往中國的陸上通道，美國援助中國的承諾就沒有意義”，“保持中國參戰”的政策便難以實現。
馬歇爾建議由史迪威來負責緬甸反攻行動，這得到總統的認可。
史迪威的改造
史迪威首先考慮的是由美國直接派地面部隊來解中國之圍。
他在5月25日發給陸軍部的電報中重提當初的要求，希望派遣一到兩個美國師用於對南中國海的盟國軍事行動。如果美國的戰鬥部隊被派到印度，他打算把這些美國部隊補充到那些得到重新訓練和裝備的參加過緬甸作戰的中國軍隊中，藉助這支軍隊奪回緬甸，將日本人從泰國驅逐出去，然後從中國攻入河內——海南——廣東的三角地帶。
但在先歐後亞戰略下，馬歇爾一心想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根本無意把任何兵力抽調到亞洲戰場，所以馬歇爾只答應第十航空隊重新劃歸史迪威指揮。
訓練、裝備、改革中國軍隊是史迪威用於解除中國困境的根本出路。在史迪威看來，中國現有的政治和軍事組織事實上已經無可救藥，只有依靠一批在“新軍”中重新加以整訓、裝備和指揮的中國士兵，才能取得軍事上的勝利。
史迪威計劃組建兩支新軍。一支在印度建立，由他率領從緬甸撤退下來的中國軍隊余部組成，並招募新兵加以補充。另一支規模較大的30個師的兵團將在中國雲南省西部調集。這兩個兵團將在美國人的指導下由中國軍官自己指揮，它們在重新訓練和裝備後將出師緬甸，在英軍協助下重新開闢通往中國的陸上通道。
根據上述設想，史迪威於5月26日提出了一個改造中國軍隊的方案，其要點為：
1.將各師編製進行精簡、整合，使其力量充實、均衡，武器裝備平均分配；
2.堅決淘汰不稱職的高級軍官；
3.選擇一位擁有全權、不受限制的指揮官來全盤指揮今後的軍事行動等。
這一計劃如果得以實行，勢必完全打亂國民黨軍隊長期形成的派系，不但會遭到這些派系的拚死抵抗，而且可能從根本上觸動蔣介石的政權基礎。蔣介石對此反應冷淡是可想而知的。
宋美齡在瀏覽了史迪威的報告後所作出的評價是這並沒有超出以前德國顧問所提出的建議，並在20天後的一次會晤時說道，史迪威建議的激進的改革方案是行不通的，“如果頭被砍了，其它什麼都沒有了”。
隨後從5月26日到8月1日，史迪威也提過不少類似計劃，多達13個備忘錄，其中10個沒有得到任何回復。但是為了安撫美方，蔣介石同意在印度訓練一支小規模的中國武裝部隊。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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