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的特點是婦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前所未有地參與了敵對行動。從納粹進攻蘇聯的第一天起，數以萬計的同胞就以志願者的身份奔赴前線，他們不僅擔負著軍隊的醫療衛生服務，而且還在軍隊的各個部門戰鬥，沒有在勇氣、靈巧和為祖國而死的準備方面，遠不如男人。“共產黨人討厭任何對手，他們是狂熱的、危險的，”德國人在談到蘇聯女軍人時寫道。他們真的戰鬥到了最後。畢竟，他們知道在囚禁中他們不必等待憐憫......
“俄羅斯女性穿制服開槍”
對於德國佔領者來說，紅軍中大量女性參軍是一個難以解釋的現象，儘管婦女也出現在黨衛軍和國防軍的行列中，但她們只組成了輔助部隊。大多數動員的德國婦女在集中營擔任警衛，而在航空、破壞和偵察部隊中只有少數人——根據各種消息來源，有一百多名。而在紅軍中，女性約佔80萬。“斯大林並不為俄羅斯女人感到難過……”，納粹在他們的鼓動中虛偽地宣稱，而他們自己則無情地消滅了蘇聯前線士兵，因為他們拒絕承認他們是軍人，將他們等同於游擊隊。
甚至在進攻蘇聯之前，德國軍事指揮部就給國防軍士兵下達了一項直到 1944 年才生效的命令：“如果你在途中遇到俄羅斯政委，他們袖子上的蘇聯明星可以認出他們，還有俄羅斯婦女穿着制服，那麼他們必須立即被槍殺。誰不這樣做，誰不遵守命令，將被追究責任和懲罰。” 因此，在戰爭的最初幾年，蘇聯女戰俘最常被當場槍殺。
歷史學家阿隆·施奈爾在他的《囚禁》一書中引用了一名意大利士兵的回憶錄，該士兵在哈爾科夫附近與“俄羅斯婦女團”作戰。據他介紹，所有被俘的前線士兵都被德軍判處立即處決。“女性並沒有期待其他任何事情。他們只要求被允許在澡堂里初步洗自己，洗臟床單，以便在乾淨的狀態下死去，按照俄羅斯古老的習俗……”作者引用目擊者的敘述。這位歷史學家列舉了更多當場報復的案例，通常伴隨着殘酷的酷刑和虐待。
與此同時，許多蘇聯女戰俘最終被關進了德國集中營。其中有多少人被關押在那裡，囚犯的總數也不得而知。歷史學家只表明，在這些集中營中，他們所佔的比例不超過三分之一。在德國集中營中，蘇聯婦女遭受同樣變態的酷刑和暴力。“前戰俘中的集中營看守和集中營警察對女戰俘尤其憤世嫉俗。他們強姦了俘虜，或者在死亡威脅下強迫他們與他們同居，”阿倫·施奈爾寫道，並引用了目擊者的證詞和被軍事法庭審判的集中營當局的供詞。
米勒洛沃集中營女兵營的指揮官以特別老練而著稱，她每天“半升”把她喜歡的女孩送給警察，在抵抗的情況下，對俘虜施以虐待狂的酷刑——用火燒私處胡椒或被迫坐在木樁上。拒絕在敵方軍工廠工作的蘇聯女戰俘也遭到了殘酷的酷刑和處決：她們被脫光衣服，被迫在寒冷中站了幾個小時，挨餓，阿倫·施奈爾甚至引用了在烤箱中被活活燒死的案例. 一個特別可怕的命運不僅等待着叛亂分子和“害蟲”，也等待着猶太人。因此，例如，軍醫 Tsilya Tverskaya 被德國人綁在兩輛坦克上並撕成碎片。
答案是什麼？
關於被蘇聯俘虜的納粹婦女的命運，沒有多少信息被保存下來。眾所周知，戰後在蘇聯被拘留的德國女戰俘參與了被佔領者摧毀的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在工廠和工廠工作，在建築工地工作，伐木等。工作條件有多困難仍有爭議。
事實上，“集中營生活的噩夢”的唯一證據是俘虜弗里達·赫林斯基的回憶，她聲稱在她在各個建築工地度過的四年里，“數十名同胞死於蘇聯工作和疾病。” 然而，這個證據的可靠性沒有任何證據支持。如果發生對德國婦女的暴力和虐待案件，它們的性質並不嚴重。
蘇聯集中營政權更嚴格地符合《日內瓦公約》的規定，無論德國女戰俘的命運多麼嚴峻，都無法與我們同胞被迫進行的拚死生存的鬥爭相提並論。德國營地。
與盟友相比
與此同時，美國人不是從親身經歷，而是由於媒體的廣泛報道而了解納粹暴行，因此對德國人懷有真正的仇恨，據目擊者稱，他們對待納粹戰俘的態度比俄羅斯人差得多。美國人在德國組織了 19 個集中營，沒有為戰俘建造營房。男人和女人都因為極度缺乏食物而被關在露天煮熟的草叢中，並死於痢疾。“我們只是被守衛着，”前國防軍士兵邁克爾·普裡布克回憶說，他被關在科布倫茨附近的一個營地里。“所有的囚犯都睡在雨中，在風中，像豬一樣躺在泥濘中。沒錯，至少他們餵豬！有時他們會帶來食物——他們每天給土豆。後來我遇到了我叔叔，他說，你知道，在柏林，俄羅斯人用他們的野戰廚房給德國人喂粥！這真的讓我很驚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