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大多數讀者來說，“戴季英”這個名字比較陌生。其實在我黨歷史上，戴是一個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曾經是我黨、我軍的高級領導人，是我黨早期革命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但是由於種種原因，戴在建國後退出了歷史舞台。
戴季英
“功績累累”
1907年，戴出生於湖北黃安縣松樹崗鎮一個地主家庭。1927年2月，戴加入中國共產黨，投身國民革命運動。同年，年僅20歲的戴回到家鄉開展農民運動，擔任中共黃安縣委書記。
當年11月初，中共鄂東特委決定舉行黃麻起義，戴當選為黃麻農民起義總指揮部成員。
11月13日晚10點，戴等人帶領黃（安）麻（城）兩縣的3萬餘名農民突破黃安城池，殲滅了縣警備隊，繳槍100餘支，活捉了縣長。
1928年春，黃麻起義農民軍改編為中國工農革命軍第7軍，吳光浩任軍長，戴任軍黨委委員，二人率部開始創建鄂豫邊革命根據地。
1929年12月，戴當選為中共鄂豫邊特委候補委員，參與領導創建和鞏固鄂豫邊革命根據地。
1932年4月，戴任紅四方面軍25軍政委，率部在皖西參加了第四次反“圍剿”作戰。反“圍剿”失利後，紅軍主力被迫長征。
戴所在的紅25軍留在鄂豫皖堅持鬥爭。此時，戴已成為鄂豫皖根據地的重要領導人之一。
1934年12月10日，紅25軍進入陝西洛南縣境，在鄂豫陝邊區建立根據地，並將中共鄂豫皖省委改為中共鄂豫陝省委。
紅25軍抓緊有利時機，廣泛發動群眾，很快在鄂陝邊區建立了第一塊根據地，初步奠定了鄂豫陝革命根據地的基礎。
期間，戴歷任中共鄂豫陝特委書記、中共鄂豫陝省委委員，參加了建立鄂豫陝革命根據地的鬥爭。
1935年1月，國民黨以11個團的兵力對鄂豫陝邊區發動第一次“圍剿”。
紅25軍在吳煥先、戴等人的率領下，掃除民團武裝和反動政權。很快打開了鄂豫陝革命根據地的局面。
3月10日，吳煥先、戴指揮紅25軍在陝西洋縣華陽鎮石塔寺附近設伏，截擊敵軍警備第2旅兩個團，擊潰敵軍5個營，斃傷敵軍200餘人。
4月9日，粉碎了敵人對鄂豫陝根據地的第一次“圍剿”。
4月中旬，蔣介石調集30多個團的兵力，發動對鄂豫陝根據地的第二次“圍剿”。吳煥先、戴決定採取“誘敵深入，先拖後打”的作戰方針，率部每天行軍百餘里，日夜與敵周旋。
6月，紅25軍北上商洛，奔襲古鎮荊紫關。
7 月，紅25五軍又在山陽縣袁家溝口伏擊敵軍警備第1旅，斃敵300餘人，俘敵旅長唐嗣桐以下1400餘人，繳獲輕重機槍40挺、長短槍1600餘支。敵人的第二次“圍剿”宣告失敗。
1935年7月16日，紅25軍主力離開鄂豫陝蘇區，踏上了繼續長征的道路。
1935年8月21日，紅25軍軍部機關直屬隊在涇川縣王村遭敵35師突然襲擊，戰鬥中，吳煥先不幸犧牲。之後，部隊在戴和徐海東的帶領下繼續長征。
9月15日，紅25軍到達陝北，與劉志丹領導的紅26軍勝利會師。
抗戰全面爆發後，戴被中央派往大別山，擔任新四軍第四支隊副司令員，司令員是高敬亭。
1939年6月，高被錯誤“處決”後，戴升任司令員。
其後的兩年中，戴帶領第四支隊與日寇作戰大小數百次。戰鬥中，戴敢闖險境，善打硬仗，臨危不懼，英勇不屈，無數次重創日軍。
解放戰爭中，戴歷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員、中原軍區副政委、中原軍區第一縱隊政委。
他與第一縱隊司令員王樹聲，緊緊扼守中原戰略要地，牽制住國民黨相當多的兵力，為我軍在東北、華北和華東的戰略展開贏得了寶貴時間。
1946年7月，蔣介石調集30萬大軍對我中原軍區六萬餘人形成包圍之勢。震驚中外的中原突圍戰役開始。
突圍成功後，戴擔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二副書記、中原人民政府財經委員會主任等職。
黃麻起義（油畫）
“錯殺”將士
在二十餘年艱苦的對敵作戰中，戴沉着冷靜，指揮若定，為我黨的革命事業立下不朽功勛。但同時，戴也因個人私慾，“錯殺”了無數指戰員，給我黨的革命事業造成了難以估量的損失。
1933年5月，戴命令根據地保衛局將紅74師主力220團的政委、參謀長等49名黨團幹部關押起來。
在沒有口供的情況下，這49名官兵全部被處決。
隨後，紅25軍副軍長兼73師師長、73師政治部主任、黃麻起義的領導人戴克敏、戴繼倫、曹學楷也相繼慘遭迫害。
由此，最終導致紅25軍實力受損嚴重。
1935年9月，紅25軍在陝北與劉志丹領導的紅26軍會師後，又將其政策帶到了陝北根據地。
10月1日，陝甘邊蘇維埃政府秘書長張文華被逮捕。大批陝甘邊特委、陝甘邊蘇維埃政府的領導幹部先後被捕。
10月6日，陝北根據地創始人劉志丹、高崗先後被捕。
接着，紅26軍及中共陝甘邊特委陝甘邊蘇維埃政府的60位主要領導人，也遭到打擊或迫害。
劉志丹的妻子同桂榮和年僅5歲的兒子劉力貞也被牽連入獄。
劉志丹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了陝甘根據地。當了解到根據地的嚴峻形勢後，毛主席立即下令“刀下留人”，並派人接管了政治保衛局，救出劉志丹等人。
1937年11月，中央派戴到大別山新四軍第四支隊做副司令員。四支隊司令員高敬亭原來在鄂豫皖根據地時就是戴的部下，對戴在鄂豫皖的作風深惡痛絕。
因此，戴和高敬亭關係不和。戴多次向中央和新四軍總部“打小報告”，捏造事實，對高誣告陷害，挑撥高與新四軍軍長葉挺等人的關係。
1939年5月，四支隊主力七團團長第七團團長楊克志、副團長曹玉福侵吞金銀叛逃，投靠了桂系軍隊。
因楊、曹是高一手提撥起來的，戴就向新四軍軍長打報告說，楊、曹叛逃是高指使的。
在戴的煽動下，高被抓了起來。戴親自對高羅織罪名。
最終，高敬亭這位戰功赫赫的共產黨高級將領被錯誤處決。
“要官”驚動毛主席
新中國成立後，戴擔任河南省委常委、開封市委書記。但戴對組織上給自己安排的職務很不滿意。
他認為當時河南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領導人，無論在資歷、威望、黨齡、貢獻等各方面都與自己相去甚遠。
在這樣的心態下，戴多次公開發表與省委意見相左的言論，公然在幹部會議上詆毀省委領導。
1951年底，戴還給中央和毛主席寫信，對河南省委領導進行攻擊，要求讓自己做中央委員、河南省委書記。
毛主席看了戴的“要官信”後，大為震怒，認為“戴季英已經不可救藥了”。毛主席當即給中央辦公廳批示：
“共產黨不需要戴季英這樣的高級幹部。這樣的人，應該開除黨籍，開除公職，永不啟用！”
1952年2月12日，戴被開除黨籍，回家反省。
從此，戴季英結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淡出了人們的視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