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非洲移民背景人士在今年3月市政選舉後出任多個市鎮的負責人，這一變化隨即引發了一波種族主義辱罵。許多法國人和外國人，至今仍在日常生活中承受類似攻擊。
以黑人為對象的種族主義，源於法國漫長的奴隸制和殖民歷史，至今仍深深嵌入法國社會的某些群體之中。要想消除這種現象——如果有一天真的能夠做到——就需要廣泛而全面的社會動員。
可用的手段有很多。短期和中期來看，可以依靠社會運動和政治行動。4月4日，在塞納－聖但尼省聖但尼舉行的集會就是一例，這場集會由當地新任市長、來自“不屈法國”黨的巴利·巴加約科發起。
司法也是一項重要工具，但正如法國權利維護機構今年2月發布的一份報告所指出的，司法在打擊歧視方面的作用仍然受到很大制約。
從長期來看，過去大約30年里，人們一直把很大希望寄托在學校身上，尤其是通過傳授與法國奴隸制和殖民歷史有關的知識來發揮作用。但這種做法並不只是把非洲裔群體固定在受害者敘事中，它同時也強化了奴隸販子和殖民者那種貶抑、輕蔑的目光。
除了這些悲劇時刻之外——今年將迎來《托比拉法》頒布25周年，這部法律認定跨大西洋奴隸貿易和奴隸制屬於反人類罪——來自非洲的人群基本被排除在傳遞給學生的國家敘事之外。
因此，儘管共和國學校一再宣稱自身堅持普遍主義，但如今提供給初中生和高中生的歷史敘事，是否真正契合作家萊奧諾拉·米亞諾在《阿弗羅佩亞：後西方、後種族主義的烏托邦》一書中提出的“去種族化我們的視角”這一目標，恐怕仍值得懷疑。
市政選舉結果所引發的這場種族主義狂潮，恰恰源於法國民主進程的真實推進。 這也符合1789年《人權和公民權宣言》所確立的原則，即“所有公民……都同樣有資格擔任一切榮譽、職位和公職”。
這些新任市長的政治立場，不應成為人們對他們遭遇的種族主義視而不見的理由，更不應讓膚色繼續成為評判他們是否屬於人類共同體、是否屬於法蘭西民族的一項標準。
必要時，當然可以指出他們自身的矛盾——其中許多人屬於“不屈法國”黨，而該黨領導人讓－呂克·梅朗雄近幾個月來多次被指有迎合反猶主義之嫌——但這不應妨礙人們譴責他們所遭受的種族主義。
圍繞非洲移民背景市長當選的討論，也提供了一個機會，提醒人們：兩個多世紀以來，許多黑人人物一直積极參与法國民主制度和共和體制的建設。
提出這一點，並不是要主張重寫法國歷史。正如歷史學家讓－弗雷德里克·紹布所說，“過去不是憑空捏造出來的”。這裡要指出的只是：至少到目前為止，法國初中和高中歷史課程向學生提供的歷史敘事，完全忽視了這些黑人人物。而他們曾以自身對法國大革命理想和共和國價值的投入，深刻塑造了法國歷史。
學校課程不能繼續讓這些人物隱身。今天的法國之所以還能向世界展示其最可貴的一面，正是因為曾有這些人物作出貢獻。
如今，歷史課程已經開始給予女性一定位置，儘管這一位置仍然有限，而她們長期以來同樣被排斥在國家敘事邊緣。現在也早該讓一批黑人人物進入學校歷史敘事之中。
舉例來說，可以提到圖桑·盧維杜爾。他致力於推動平等理想的實現，而波拿巴卻在1802年恢復奴隸制，公然踐踏這一理想。還可以提到安特諾爾·菲爾曼，這位巴黎人類學學會成員於1885年出版《論人類種族平等》，公開挑戰當時的主流思想。又如盧米娜·索菲，被稱為“馬提尼克的路易絲·米歇爾”。
還應包括塞韋里亞諾·德·埃雷迪亞。他出生於古巴，後來加入法國國籍，是共和派政治人物，1881年至1889年擔任巴黎議員，1879年至1880年任巴黎市議會主席，1887年出任公共工程部長。還有阿麗絲·馬蒂厄－迪布瓦，她是最早獲得中學畢業會考資格的女性之一，後來成為醫生，並共同管理巴黎一家醫療機構。
再如勒內·馬朗，1921年龔古爾文學獎得主，曾參加抵抗運動，也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重要知識分子人物。與他並列的，還有來自馬提尼克的保萊特·納爾達爾和讓娜·納爾達爾，以及萊奧波爾德·塞達爾·桑戈爾、艾梅·塞澤爾和萊昂·達馬斯。
還不能忽視加斯東·蒙納維爾：他參加過抵抗運動，擔任過卡宴市長、法屬圭亞那議員、洛特省總委員會委員，1947年至1968年任參議院議長，1974年至1983年任憲法委員會成員。
如果能給予這些人物，以及其他類似人物，與其歷史作用相稱的位置，將有多重意義： 它能讓一段常被臉譜化的歷史重新顯現其複雜性；它能為人們提供不只是受害者形象的認同對象；它也能讓人們看到一部不只通過馬丁·路德·金和羅莎·帕克斯這類美國民權運動人物來理解的反種族主義歷史。
正如萊奧諾拉·米亞諾所寫：“如果一邊宣揚普遍主義，一邊卻始終只賦予它高加索人的面孔，這本身就是不可能成立的。”
